《共和的危机》是20世纪伟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一部论文集。它收录了阿伦特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发表的三篇论文（《政治中的谎言》，1971年；《公民不服从》，1970年；《论暴力》，1969年）及一篇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1971年）。
这些文章针对时事政治而展开，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在阅读时，必须充分顾及其时的背景。不过，简单视之为时政评论，显然低估了这些作品的意义。《共和
的危机》写于阿伦特晚年，作为阿伦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该书不仅展示了阿伦特的政治理论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解析时可能出现的状况，也清晰表明了她
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在这本小册子中，阿伦特与共和主义政治理论传统的关联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阿伦特结合对具体政治现象的反思，廓清概念，力陈己见，揭
示“共和的危机”，旨在捍卫共和。该书以《共和的危机》命名，原因亦在于此。
一
《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围绕记载美国越南战争决策的五角大楼文件而展开。阿伦特认为，五角大楼文件暴露了美国对越战争决策中的问题。高度官僚化的机构及其
智库人员——所谓的“问题解决专家”，欺人而自欺，最终做出一系列错误决策。五角大楼文件引发的讨论，提醒人们认真思考“政治中的谎言”这一与人类政治史
伴随始终的问题。
阿伦特着意指出的是现代世界谎言的新类型。这些新的谎言类型，具有浓重的极权主义色彩。谎言制造者迷信政府公关的力量，以“政治即公关”为信条，醉心于塑
造政府形象，相信可以通过征服人的心灵来操控民众。“问题解决专家”从抽象的社会科学理论（如骨牌理论）或首尾一致的意识形态出发，主导对越政策的制定，
罔顾政治事件以及人的行动的特殊性、偶然性、不可预测性，不惜通过制造事实来配合理论，以维护理论的逻辑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
中，民众对确定性的渴望，竟使得谎言比现实更容易让人相信。
阿伦特对政治中谎言现象的思考，与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遥相呼应。依据阿伦特之意，谎言与极权政体相依相伴，极权世界正是一个谎言充斥、现实感丧失的世界。
此种谎言，既不同于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也不同于马基雅维利笔下君主出于统治需要而撒的谎。它的特点在于其系统性以及迷惑性，最后连说谎者也信以
为真。而其危害性更引人注目。为了实现全面支配，使一切事物皆符合意识形态所宣称的科学规律或唯一真理，极权政体通过摧毁现实，来证明谎言的真实，展示意
识形态的科学。当某人还活着的时候，为了证明此人不存在，极权支配者会下令将其予以肉体消灭，并销毁关于此人的一切档案。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尝
提及：古代的智者通过牺牲真理以赢得短暂的论辩的胜利，现代的极权支配者则通过牺牲事实以赢得永久的胜利。
《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对谎言诸种新类型的分析，对政府公关的批判，对社会科学家盲目自信的批评，背后是阿伦特对现实感的呼唤，它与阿伦特对政治事务特性的理解密切相连。
二
《公民不服从》针对美国六十年代大学生反对越南战争、拒绝服兵役等不服从运动而作。如何看待公民不服从？明显违法，公然抗拒政府政策，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它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对法律秩序的挑战？又如何为自身辩护？阿伦特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阿伦特首先区分了公民不服从运动中的人与基于良知而拒不服从的个体。阿伦特指出，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公民不服从者是作为运动中团体的一员而行动的，公民不
服从具有政治性，而后者则完全是个人行为。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不服从者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共同的意见走到一起，通过非
暴力的游行示威，表达其意见。公民不服从者违反了法律，但是，法律并不能简单地判定其行动为犯罪，因为公民不服从运动是一种明知违法而进行的公开活动，它
公然挑战法律与政府的权威，不同于偷偷进行的犯罪活动。当正常变革的渠道不再畅通，为数众多的公民认为其声音不能被政府决策者闻听，公民不服从就有可能发
生。在学生抗议运动中，阿伦特是明确站在大学生一边的。阿伦特认为，公民不服从本质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公民结社传统的一种体现。这种结社传统，曾得到托克维
尔的高度赞扬。托克维尔尝言，少数人联合行动，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少数派，才能够反对多数的暴政。
在肯定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合法性之后，阿伦特笔锋一转，始谈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危险性。阿伦特认为，公民不服从对稳定的公共世界之维系构成了威胁。它揭示的是
一批批“新人”来到世间带来的挑战。法律原本是要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使得文明世界得以维系。然而，在快速变革的时代，法律就会表现为一种束缚性的力量。
公民不服从者与既有法律秩序的冲突，正源于此。在先前出版的《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已论及人开创新局面、做出新行动的能力及行动本身的不可逆转性、行动后
果的不可预期性均构成对公共世界的威胁。这里，阿伦特讲述的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对“稳定性”的考虑，并不能引出对公民不服从的贬抑。阿伦特诉诸美国立国的契约传统，指出公民不服从，不过是重申“权力在人民”这一信条，它体现了
典型美国风格的权力观念。公民不服从诚具危险性，但阿伦特指出，其危险性并不比公民结社自由所带来的危险性更严重。阿伦特最后建议，应当在美国政治制度中
确立公民不服从的恰当位置，承认公民不服从者的合法地位，将之与其他压力集团同等对待，将公民不服从者的意见纳入政府日常决策的考虑之中，并且通过新的宪
法修正案，保护公民不服从者的权利。
面对共和的危机，阿伦特并不悲观。她相信，美国的传统包含了足够的应对危机的资源，如同她在《论革命》一书中对美国革命遗产的挖掘一样，阿伦特再次诉诸美
国的政治传统。在《公民不服从》一文文末，阿伦特如此写道：“自从‘五月花’号协议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紧急情况下起草签署以来，自愿结社成了纠补制度的失
败、人的不可靠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特殊美国式疗法。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共和国，尽管历经变乱和失败的骚动走到今天，或许仍然可以怀有信心，携着传
统工具面对未来。”
三
《论暴力》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篇论文，它直接针对的是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时期激进左派提出的暴力论以及运动中出现的暴力现象，其背景还包括1968年春夏之交法国出现的大学生反叛运动。不过，阿伦特对暴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由来已久。在她的《论革命》中，暴力问题已有讨论。1967年
冬，阿伦特曾参加过一次以“暴力的正当性”为主题的讨论会，与会者有乔姆斯基，也有美国学生运动的领袖。在《论暴力》中，阿伦特慨叹，尽管暴力现象在人类
历史中司空见惯，但对于它的理论思考，并不多见。阿伦特剖析了马克思、索雷尔、尼采、法农等人的暴力观，严厉批评了他们对暴力不同方式的美化。
阿伦特特别提到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阿伦特认为，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表达的是一种非马克思的暴力观。马克思说，暴力是新社会从旧社会产生的
催生婆。在马克思那里，暴力只是催生婆，新社会的产生本质上并非源于暴力。而在毛泽东那里，暴力则由催生婆变成了产妇。照阿伦特之见，所谓“枪杆子里出政
权”，曲解了暴力和权力的关联，夸大了暴力在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为暴力的滥用大开方便之门，埋下了政治野蛮化的种子。实际上，阿伦特认为，没有哪个政
权是单靠暴力就能建立起来的。阿伦特说：“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是最有效的命令，它导致最快速最完全的服从。但枪杆子里永远出不了权力。”
如何看待权力与暴力的区别和联系？阿伦特一反流行的从命令服从关系去界定权力的做法，指出权力本质上是指人们联合行动的能力，它是一切政府的本质。而暴力
则是一种工具性的力量。权力必定涉及多人，暴力则不然。权力的极端形式是多人对一人的压迫，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对多人的压迫。暴力能够摧毁权力，却
不能创造权力。并且，权力和暴力不仅不同，还是一组对立物。从政治上而论，一方占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的每一次削弱，都是对暴力的公开邀请。权
力出现危机时，暴力就会登场。
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廓清概念，但是，诚如阿伦特所言，在当今社会政治科学中，概念的混淆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权力、暴力、权威、武力、强力，
人们往往在不加区别的情况下使用。阿伦特对这些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而她对于权力与暴力关系的辨析，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阿伦特支持学生运动，然而，对学生运动中的暴力和过激行为，阿伦特并不赞成。阿伦特说，学生运动诉诸暴力或许可以引起关注，但什么也创造不了。如果大学被摧毁，学生践行结社自由的领域便不复存在，此种做法，好比锯断自己坐着的树枝一样。
对于学生运动中大学生自发组织的议事会，阿伦特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她认为，议事会的出现体现的是权力的形成过程。它针对以“无人之治”为本质的“没有暴君
的暴政”——官僚制，提出参与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议事会组织，唤起的仍是美国立国的理念：权力在于人民。它不同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结构，或可成为
未来可供推广的一种优良政府新形式。关于这一点，阿伦特在《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中，也有明确表述。阿伦特说，如果说这种新政府形式是一种乌托邦，那它
也是一种值得向往的人民的乌托邦。
阿伦特的著述风格，历来多个层次同时展开，交错纵横，读者往往不能一眼看穿，但这种风格并不影响她的作品内在的清明。对不同政治现象的明辨，伴随着对不同
概念的慎思，是本书三篇论文的鲜明特点，也是阿伦特擅长之道。书中关于阿伦特的访谈文字，更是让阿伦特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阿伦特对政治现象的反
思，对实际问题的回应，充分展示了阿伦特政治思想的独特魅力。我们不妨跟随阿伦特的笔触，学一学如何像政治学家那样去思考。
《共和的危机》一书的语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美国乃至世界。但是，伟大的作品并不因其情境性而丧失永恒的政治哲学意义。语境是我们理解
文本的参照和帮助，当我们对文本意涵获得准确理解后，作者政治思想的光芒，便会从字里行间闪射出来，熠熠生辉。依据阿伦特之意，政治中的谎言，各种不服从
运动，日渐抬头的暴力，昭示的是美国共和的危机，宪政的危机，政治的危机。不过，阿伦特在书中亦不无乐观地表示：对美国共和政治传统的重温，或可使人们走
出困境。阿伦特作如是观，于不经意间为共和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发挥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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