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樣的聖公會，不一樣的立場
聲明的內容，如果找朱耀明牧師去寫，大概也差不多；筆者不厭其煩，節譯其中精要，給大家參考。
聲明說：
「此值OWS半周年之際，我們重複對運動的支持，並重申我們的看法：這個運動提出的問題和挑戰，對我們這個時代而言，至為重要……。教區肯定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傳統，認為是市民本着良知，把合理的憂慮置於公眾視野、擺在公權力面前的一個辦法。
「我們明白，公民抗命必定違法，招致警察及政府有所反應。這不僅無可避免，更是公民抗命的要義、本質。3月17日，Zucotti公園裏進行了示威，警察清場時，使用了過分暴力。
「我們呼籲民選的官員寬宏大量，進行拘捕之時，警方必須掌握分寸、自我克制，尊重被拘者的人格尊嚴，並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以過分暴力壓制人民的政治聲音，必然破壞民主制度。
「一切貶低人格尊嚴、危害性命、帶種族歧視的法律和執法行為，都有損神旨意我們享用的自由，因而與耶穌基督的《聖經》背道而馳的。……」【註1】
聖公會是一個國際組織，正式名稱是「普世聖公宗」（Anglican Communion），俗稱的「英國教」，其實不確。屬下的三十八個教省，各有自己名稱，在英國的「大阿媽」（Mother Church），正確名稱是「英格蘭教會」（The Church of England）。歷史上，自誓反教改革至今，英格蘭教會在國內的力量皆不及全國；例如，在蘇格蘭佔主導地位的「蘇格蘭教會」（Kirk，蘇格蘭語），是完全另外一個教派，屬長老會，其社會政策，傳統上比英格蘭教會激進。
聖公會除了不承認羅馬教宗的領導權之外，基本教義、體制和儀式都與羅馬公教（中國人俗稱天主教）的差別不大；屬下各教省，都聲稱自己「既是誓反的，也是公教的」（Protestant, yet Catholic.）。不僅如此，聖公會和天主教之間，神職人員也較多互通聲氣。例如，去年初，美國天主教抗議奧巴馬的醫改法普遍納入對避孕和墮胎的保險，號召教友組織公民抗命，聖公會的一些高層領導就呼籲自己的教友參與行動，大力支援【註2】。今天，我們在香港見到，就「佔中」而言，聖公會採取與天主教領導人幾乎相反的保守、親建制態度；這其實比較罕有。為何如此？筆者認為背後有三個可能原因：
一、聖公會英格蘭教會幾年前開始，即準備大舉進軍中國大陸，與當地政府控制的「三自基督教會」建立密切關係，支援其發展。相應地，香港聖公會主教長鄺保羅今年首次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後，非常擁護中共的宗教政策，於3月份「兩會」期間，接受《文匯報》訪問時，聲稱內地教會並無受到國家干涉，很自由，「與香港無大分別」。這好比一些財團企業要進軍大陸市場之際，其香港公司的高層，便得和北京駐港官員打交道，替大陸說一些好話一樣，無可厚非。
二、香港聖公會與「大阿媽」英格蘭教會的關係，長期以來都非常密切，意識形態亦與後者一樣，比較親建制；英格蘭教會與英國商界關係尤其深刻。舉例說，今年8月，英格蘭教會公開支持能源界利用水力壓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簡稱fracking）開採油頁岩的嘗試，並指摘反對此開採方法、準備進行公民抗命的的環保人士忽略社會經濟利益。提出這樣的意見，本身無問題，問題是英格蘭教會的主教長Justin Welby參加教會之前，長期在能源行業任職，並曾擔任跨國石油勘探開採企業Enterprise Oil PLC的財務總管【註3】。與建制關係深刻的人，一般就難以接受公民抗命的理論與行動。
三、聖公會來華傳道，始於1842年，亦即《南京條約》簽訂、香港割讓予英的同一年。1843年，英國聖公會首次派遣牧師來港，其後成立維多利亞教區，後改為中華聖公會，便是今天香港聖公會的前身。來華聖公會與大英帝國殖民政府關係一直比較深刻，跟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利瑪竇於1581年到達中國傳道、帶來西方科技學術並與清朝友好那段光輝歷史迥然不同。是不是因為有此「原罪」，香港聖公會的「洗底」心理壓力便大，如果不在關鍵問題上與北京合作，長遠如何保住在香港的根基枝葉？考慮到教會的利益、傳導工作的前途，人在屋簷下，哪能不低頭。此亦無可厚非。
二、架空幾個？
你不喜歡一個直接下屬，認為他沒有用、不可靠、心懷異志、阻住地球轉，便會架空他，直接找他的下屬交帶工作。董建華時代，兩任政務司司長接連被架空，董一對一直接與個別局長、問責官員談大計；結果，施政質量每況愈下。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對一其實是一對多，去掉一個「熟手管家」之後，面對十五個吊桶，無施政經驗無公務員人脈關係的特首根本不能辦事。
最近，局長與副局政助輪流上京面聖之際，據說被架空的，竟是「勵精圖治」的梁特首。架空說言之成理，原因顯然不是他不夠左，而是工作表現太差，「圖治」而「未治」、「不治」；也有可能是因為他是江的人。
如果此說屬實，即表示北京以為有本事直接操控局長；然則架空了的可能不止梁某，而包括兩個「舊電池」司長。曾俊華早已被視為搞破壞的大罪人，林鄭則最近在郊野公園取地問題上與特首的人唱不同調子。
此外，筆者曾經指出，西環以「第二權力中心」之實，早已架空拉雜成軍、以另一「舊電池」為名義召集人的行政會議。左報最近老實不客氣，大肆抨擊在「佔中」問題上「說話與泛民領導無異」的林煥光。可以推斷，林氏若在其位而有實質影響力的話，便無對外「亂說話」之理，因此他一定是架空了；但更可能是，他從來就未有「實」過。
架空政府最高兩層的這三個人，後果還能怎麽樣？
三、有沒有增加內需比重的條件？
高唱入雲的「中國模式」忽又傳出好處見頂了、要轉型，而且刻不容緩，出路在於擺脫「出口（外需）主導」、「投資主導」，改為強調內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是謂找到「再平衡的新方向」。其實，無論是一直以來的發展模式，還是所謂的「新方向」，都是主流經濟學裏的老生常談，何新之有？而且，重要的問題是，增加內需的比重，條件是什麽？過去為什麽比重過低，而且多年來一直下降？
經濟學裏有一個說法：消費佔收入的百分比，富人比窮人低。這個說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證實了，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受到質疑，近年又被一再證實了。筆者認為，總而言之，上述說法還是比較可信【註4】。然則其政策涵義就是，如果有辦法使收入分布變得平均一些，總體消費比重便會提高。在中國大陸而言，反過來這就是說，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是擴大內需比重的絆腳石。
要改變收入分布十分困難，因為牽涉政治問題、損害既得利益。大陸的既得利益是有強大黨國權力支撐的，直接導致了近年的「國進民退」現象，結果是中小私企難生根，中產階級難壯大。在不作重大政治改革、不能調動民主力量壓抑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要改變貧富懸殊、內需不振的局面，談何容易。
《氣短集》之七
【註1】見http://www.virtueonline.org/portal/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5776&com_id=134278&com_rootid=134276&com_mode=thread&#comment134278
【註2】見http://www.virtueonline.org/portal/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5575&com_id=132960&com_rootid=132797&com_mode=thread&#comment132960
【註3】見今年8月16日《金融時報》文章Church of England speaks up for fracking trials
【註4】見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年第2期K.Dynan et al的文章Do the rich save more?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39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