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的建議值得支持。如果林煥光真如中共喉舌所願辭職，對梁班子會有多大震盪？行騙長官委任的行會成員一個個辭職，連比較敢講話的召集人都走了，這個政府還剩有幾許公信力？梁特老是強調執政團隊的「團結一致」豈非笑話？若林煥光辭職，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行騙長官恐怕再難撐下去了，香港會不會置之死地而後生?
林煥光講了甚麼？他26日出席一個座談會時提到政府「十宗罪」，包括不肯突破、有惰性、優柔寡斷，亦欠缺專家及人才。儘管他其後說並非批評現屆政府，而是全世界多個政府都有此毛病。但他在講政府議而不決，諮詢復諮詢時，舉香港醫療改革和啟德機場拖延的例子，顯示他說施政優柔寡斷，缺乏決策能力，即使不是指現屆政府，至少是包含現屆的特區政府。他在批評政府優柔寡斷時，是被問及囤地波事件時說的，他說官員涉及潛在利益，推動政策時，難免容易左搖右擺。明指囤地波涉及潛在利益而推動政策。
至於被《大公報》狠批的有關佔中運動，林煥光的說法是：開放地辯論總好過抑制聲音，或把對立聲音標籤成人民公敵。
《大公報》質疑林煥光缺乏政治操守，指他須「在卸下現屆政府的公職之後」，才「愛說甚麼就說甚麼」。事實上，如果林煥光這些話有機會在行政會議說出而行會願意討論，梁特肯聽，他也不會公開說啦。相信行政會議是處於人人避談政府缺失，一人說話而鴉雀無聲的狀態。
現在政府、官員、議員面對社會輿論的批評，都說是市民對政府和公職人員有更高的要求，對他們的操守有日漸增高的期望。梁振英這樣解釋，林奮強、陳茂波這樣表述，連早前接受國泰款待的鄭耀棠與何俊仁都這麼說。似乎他們的操守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只是時代不同了，市民對參政者有更高要求，才顯得有問題。因此不是以權謀私或接受款待的政治人物的錯，政府的劣績也不是政府的錯，而是有更高要求的市民的錯。
作為市民之一，或論政者之一，從來不覺得對政府、對政治人物有哪一點要求是比以前高了。回歸前筆者在中環見過布政司霍德一個人在街道上走，我們沒有要求現在的政務司司長這麼做；回歸前所有的行政局議員都是身家清白、受社會尊敬的人物，未見有行局議員經營大公司倒閉或賣樓要為經紀提供不見光的佣金這種事，我們今天沒有要求行會成員有那時的行局議員那樣的操守，只求不要太不要臉；回歸前一項大政策出台，會先由一個與香港不相干地方（比如新西蘭、愛爾蘭之類）的顧問公司，在香港進行可行性研究報告，然後把報告提交給跟行業無關的人士組成的委員會討論，更慎重是出綠皮書和白皮書作公開諮詢，然後才交行政局通過。整個決策過程嚴謹，幾乎沒有商界可以游說可以賄賂的縫隙，因此即使議員接受一些公司的禮貌性款待也無問題。現在整個決策程序都不是制度取決，而是人取決。行會大部份由梁粉或酬庸組成，各委員會也是不避嫌地安插梁粉。因此任何涉及從政者利益的行為，都無法不讓人起疑。我們對政府沒有要求更多，沒有人提到要回到過去那樣的制度取決，只盼回去一點點，不要讓囤地的人決定土地發展政策，不要讓有權決定機場發展的人士接受航空公司的款待，不要在有利益衝突的人中間作沒完沒了的假諮詢，市民和輿論也就勉強收貨了。我們對從政者有日漸增高的要求嗎？
特區政府的工作「癱瘓」，更因為梁特已徹底失去公信力，墮入了塔斯佗陷阱，那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斯佗（Tacitus）說過的一段話：「當一個政府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說假話，做壞事。」
昨天，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向香港紀律部隊交流團表示，中央會繼續支持梁振英政府施政，又肯定香港紀律部隊維護香港治安作出的貢獻。那是在政府「癱瘓」的狀態下，中央給特府打氣。張德江帶出的意涵是：特區政府無能，因此也就更需要仰仗紀律部隊的武力去維持秩序了。這是一個對香港帶摧毀性的警號。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31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