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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6 September 2013

《金融時報》 共產黨在中國還能存活多久?

原文: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 in China?
作者:Jamil Anderlini
日期:September 20, 2013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隨著經濟放緩以及中產階級不滿情緒的增長,這一個問題現在不僅中國境外有人問,境內也有。即使中央黨校,也有人談論不可想像的話題:中國共產主義的崩潰。

在中國頂尖間諜學校和北京西郊的頤和園之間是全中國唯一可以公開談論執政共產黨滅亡這個話題,而不必擔心受到報復的地方。但是這個多葉的地址並不是一些由美國資助的自由派智庫所在地,也不是地下持不同政見者的據點。它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黨校的校園,是為國家的專制領導人而設的精英培訓學院,中國的官方宣傳把它所描述為的“鍛煉黨員精神的烘爐”。

於1933年成立的中央黨校向幹部灌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後來,還包括毛澤東思想,歷任校長包括毛澤東本人,最近受命登極的習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錦濤。為了順應一些在中國社會上發生了的巨大變化,黨校在最近幾年大幅修訂課程。學生仍然需要熟讀《資本論》,“鄧小平理論”,而他們的課堂則涵蓋了經濟學,法學,宗教,軍事和西方政治思想。由中級和高級黨員幹部構成學員還要觀看反腐倡廉的紀錄片,參加演唱革命歌曲,以及學習歌劇欣賞和外交禮儀。

對這個成立目的旨在確保意識形態純潔的機構來說,一個更加顯著的變化是它有了一個相對較新的角色,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自由開火區,幾乎任何話題都可以討論。

“我們剛剛為一大群非常有影響力的黨員辦了一場研討會,,他們問,中國的事,我們認為黨還能掌管多久,又問我們,一旦黨倒台了,我們有沒有什麼計劃。”一個自言沒有得到授權向國外媒體發言,因此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黨校教授說。 “說實話,這是在中國每個人都在問一個問題,但我恐怕這很難回答。”

自從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和蘇聯解體之後,毛澤東1949年革命的繼承人可以在多長時間握有權力是一個常年有人探討的問題。有許多可怕的預言說它行將崩潰,但是黨一直屹立著,甚至還壯大了,它在十年前首次開放讓資本家可以成為黨員之後尤其如此。現在,那個曾經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更好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會,成為會員是商人建立人脈和得到利潤豐厚的合同的最佳途徑。

在五年之內,中國共產黨將會挑戰蘇聯(69或74年,視乎你如何計算它掌權的時間)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截至2000年為止,71年)的單一政黨最長時間,沒有中斷的管治紀錄。現代化理論認為,隨著收入的增長,威權體制往往會走向民主化;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會加快這一過程;而長時間快速增長之後出現的經濟增長放緩會使這種轉變的可能性更大。嚴重而且正在惡化的不平等,加上高層的腐敗等,都可以成為到變革的動力。

現在,所有這些因素都在中國出現了,但一些政治理論家,包括許多在中央黨校任職的那些,認為中國在文化和政治上是特殊的,阿拉伯世界目前仍然洶湧澎湃的獨裁政權崩潰浪潮將永遠不會到達中國。而另一些人,包括有影響力的中國知識分子,傑出的西方漢學家,以至開明的資深黨員,都相信這些都是共產主義時代的最後時光,如果不盡快推行嚴肅的政治改革,黨就會被沖走。


千秋萬

陳樹是中央黨校的黨史、“黨的建設”及毛澤東思想教授,他的觀點反映了黨內上層的正統思想。儘管校園內有著各種的智力發酵活動,人們也能自由交換想法,但是未經特別許可的外國人仍然禁止進入,這一個規則自從黨校的存在被視為國家機密起一直奉行至今。

陳教授欣然同意到頤和園對面的一家茶館和《金融時報》的記者見面。但是,當記者問他認為黨的未來會是怎樣的時候,他顯得不耐煩。

他說,“那些中國危機或中國崩潰的理論都完全是西方的”,所用的語調表明 “西方”是貶義的。 “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共產黨施加的壓力越大,它們就越團結,越有凝聚力,而且更能夠製造奇蹟。”

林喆是個中央黨校的教授,在過去二十年來研究黨如何處理黨員隊伍中的腐敗問題。在同一個茶館裏,她樂呵呵地預測,2049年時,黨將會為其統治中國一百周年舉行慶典,還說,像一句中國老話那樣,黨準備把它的統治延續“千秋萬世”。但是,林喆和陳樹都警告說,蔚然成風的貪污腐敗已經擴散到體制內的每一級,使黨的合法性受到威脅。 “這個問題是非常危險的,正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已經表示過,它可能會導致亡黨亡國”,林說。


威權主義韌性

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主張,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表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也是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在20世紀的急劇擴大的民主化運動使他的論說更加有力。

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資料,在1900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存在有競爭的多黨政治普選,全球只有大約12%的人口活在可以視為多少有點民主特性的政府統治之下。踏入二十一世紀,世界上192國際公認的國家當中,有120個是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管治,60%的世界人口活在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之下。

目前在斯坦福大學出任高級研究員的福山說,他堅信,中國將跟隨大多數其他國家的路徑,它可能會通過逐步自由化來最終實現民主。但是,如果這事情不發生,他說,在“阿拉伯之春” 看到的那種人民起義也有可能出現。

“中國的政治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有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這是推動世界各地民主化的相同力量”,他說。“新一代的中國人和離開土地,並帶動第一波工業化的那一代人是非常不同的—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更富有,而他們有新的要求,比如清潔的空氣,乾淨的水,安全的食品和其他不能單靠經濟快速增長來滿足的要求。”

視乎所用的定義,對中國中產階級規模的估計各不相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二十年前,這個階級幾乎不存在,而目前則在成倍增長。該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說,它稱之為“中間上層”的階級—每年家庭收入在$17,350至$37,500的那些人口—在去年佔中國城市住戶的14%,但十年之內,這些人口將會佔城市住戶的54%。

人們常常以中國為證據來反駁福山的理論,有評論家認為,黨那個不斷重塑的過程對其臣民的需要及需求比傳統的威權體制敏感得多。一直到幾年前,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中國政策項目主任兼中國政治制度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都是這一觀點的堅定支持者。但他已經改變了想法,轉而認為黨目前正處於衰落的狀態,呼應了歷史上中國歷代王朝走向覆亡的時期。

衰落的症狀包括一個虛空的國家意識形態,社會上雖然不相信它,但在表面上卻假裝遵從,腐敗問題惡化,未能向公眾提供充分的社會福利,以及公眾普遍感到的不安和沮喪。其他跡象包括社會及民族動盪增加,精英宗派主義,過度徵稅所得的款項大多進入官員口袋,嚴重而且正在惡化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沒有可靠的法治等。

沈大偉說,人們有多不信任體制的一個強力指標是,富裕的中國精英中,有多少人擁有離岸資產、物業,離岸銀行帳戶以及在西方大學就讀的子女。

“這些人準備好了,一旦勢色不對,政制陷入了殘局便馬上開溜—但在那一刻之前,他們將繼續留在中國,賺盡最後一個人民幣”,他說。 “他們的對沖行為𥤮顯了現今中國這個黨國那脆弱的穩定。”


水晶棺內的木乃伊

直接在紫禁城南門入口—天安門上高掛著的巨型毛澤東畫像盯著同名廣場另一面的雄偉陵墓。陵墓之內陳列著他那用共產黨的旗幟裹著的木乃伊屍體。除週一外,每天早上,都會有中國遊客排起長長的隊,慢慢走過廣場,等著一睹水晶棺內的偉大舵手。

十年前,常會見到朝聖者高聲宣洩情緒,以及在中國那個死掉了的“紅色皇帝”跟前激動不已的跪下。但是,在最近的一個週日,圍觀者的主導情緒似乎是冷漠或輕度失望。

“我排隊等了一個小時,就為了那個?”一個帶有地域口音的中年男子說。

“我敢肯定,這只是一個假人蠟像。真是浪費時間。”

在過去十年中,這種微妙的態度轉變代表著中國社會上難以量化但越益明顯的深層變化。 西方最備受推崇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說,“黨的思想基礎確實很空洞。現在,人們入黨是為了建立人脈,拓展事業,而不是任何一個社會主義的理想。”

大規模互聯網通信的興起也許是權威冷嘲熱諷和質疑的最重要催化劑。
中國的網絡審查是世上最嚴格之一, Twitter,Facebook,YouTube以及無數其他網站和服務被墻了,因為黨害怕這些可以用來組織政治反對派。但是,由政府控制的國內替代品,特別是和Twitter類似的一眾“微博”網站大行其道,人們還是能夠用原先不可能的方式略為規避黨對公共話語的控制。

隨著中國經濟放緩,以及人們對一大批因為缺乏政治包容而起的問題感到越來越憤怒,黨真正擔心的就是它失去對思想,觀念及消息的控制。


七個不能講

沈志華是中國華東師範大學一個專門研究蘇聯的教授,他是曾經跟著毛澤東起革命的其中一個解放軍軍官之子。在1980年代初被誣告為中情局從事間諜活動之後,他在監獄裡呆了兩年。2009年9月,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傳喚了包括沈志華在內的一小群學者,要他們討論蘇聯的倒台。江澤民在命令小組指認出導致蘇聯瓦解的具體因素時,對他們說,“戈爾巴喬夫背叛了革命”。

根據沈氏所言,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公認江的觀點為正統。去年年底,剛剛成為黨和軍方領袖的習近平在一次向黨員發表的講話中說,蘇聯帝國要崩潰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

“中共[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繼續活在蘇聯的陰影下這個事實,我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他們對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非常在意,而且斷拒絕走這條路。”身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沈大偉說。

當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繼續成為世上“第二個超級大國”之時,習近平顯示的男子氣概很切合他那更有自信的姿態。但吊詭的是,當新政府在國外展示肌肉—它和鄰國在東部,南部和西部那些暗流湧動的領土爭端 中擺出尤其惹人注目的姿態之時,它在國內看起來卻越來越焦慮和不確定。

“中國在軍事上、外交上和經濟上的實力都比過去大得多,它現在也能用以前做不到的方式叫英國和美國等國家不要多事。”林教授說。

“但是,儘管有了這一切新的外部實力,他們在國內卻顯得脆弱得多,也更更擔心他們還可以在這個冒泡的大鍋上再留多久。”

自從繼承大統之後,習近平主持了一系列針對持不同政見者,自由言論,民族分裂主義和民間社會的嚴酷鎮壓,並且完全沒有半點跡象顯示他像一些人所期待過的那樣,是個潛藏的政治改革者。 “九號文件”,一份在四月分發給幹部,由海外海外華文媒體揭露的秘密備忘錄,表明新一屆領導班子對它們認定會對黨的統治構成威脅的東西有多擔心。

文件說,“西方敵對勢力和國內的不同政見者不斷滲透意識形態領域。為了維護黨對權力的控制,應對錯誤的思維方式,立場和行動多加注意。”

根據該文件,黨正在向七個嚴重的威脅,即目前中國學術界所指為“七個不能講” 進行一個 “殘酷”的鬥爭。名單上首先出現的是“西方憲政民主”,接著是其他禁忌,諸如崇尚人權,司法獨立,媒體獨立和批評黨的過去等等。

“很多人都對 [習近平]這些話和他的行動非常失望”,沈志華說。 “但還有是一些人在為他辯解,說一旦他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並穩住政治局勢之後,便會推動改革。”按照這個邏輯,習近平的獨裁取態是個因時制宜的做法,目的是在啟動艱難的改革議程之前,先取得黨的忠實信徒支持。

“而更加悲觀,坦白說更符合現實的解釋是,習近平沒有新的想法,所以他只引用了毛澤東的話,並試圖緊緊握住權力”,一名中國前高層領導人之子,對習近平很了解的改革派“太子黨”成員說道。他因為擔心政治反響而要求不公開姓名。 “如果是這樣,中國就沒有希望了,社會上的憤怒最終將會爆發成為一場人民的起義。”



奇蹟不再?

自鄧小平推出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並開始中國對世界開放的三十年來,該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平均每年約10%。這壯觀的表現已經使數以億計的人擺脫貧困,並導致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市場列寧主義”推翻了社會在民眾變得更富有時會走向民主化的理論。但是,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劉羽,以及來自澳門大學的陳頂頂在去年於《華盛頓季刊》發表的文章認為,“那些認為中國例外的人忽略了一個事實,中國是證實了還是否定了現代化理論這點,實在言之過早”。

在2012年,中國的人均GDP購買力為9,200美元左右,但根據劉和陳兩位,這尚未達到具有相似文化和歷史背景的國家開始過渡到民主的水平。 1988年,步向民主化的韓國和台灣的人均GDP購買力分別為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以2010年美元計算)。蘇聯和匈牙利在1989年開始政治過渡的時候,他們的人均GDP購買力分別是16976美元和11257美元(2010年美元)。

這些數字表明,短短幾年之內,中國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將把它自己放在政治轉型的風口浪尖。上按照這個邏輯,自從黨放棄了毛澤東思想之後的主要合法性來源,即是它提供快速增長和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正正就是最終會使它失去絕對政治控制的東西。

但現在也有明確跡象顯示,中國那重度投資,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主導經濟模式正在失去動力,增長放緩的幅度可能大大超過北京的預計。中國名義GDP的同比增速已經2011年第四季度的17%跌至今年第二季度的8%左右,而去年的增長是13年來最慢的。多數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在未來數年會進一步放緩。

大部份的指標都顯示,共產中國是地球上其中一個最不平等的社會,大部份財富集中在少數政治精英的手中。目前的經濟衰退如果演變成經濟危機或引發大規模失業的話,多數分析師認為,中國政府將很快面臨某種民眾起義。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近30年是唯一一段長期沒有戰爭,飢荒和大規模迫害的年代,在此期間,每個人的生活都變得越來越好。” 84歲的老經濟學家,人們視之為現代中國宏觀經濟學教父的茅于軾說道。

“政權的合法性主要來自經濟改革的成功,但最大的問題是,現在人們的期望非常高。”

在毛澤東時代,老經濟學家一再被整肅。他在農村做了20年苦役,遭受毆打和羞辱。他在恢復政治權利之後,於1993年成立天則研究所,一個獨立的經濟智囊,現在他對黨和政府內的改革派仍然極具影響力。

多虧了巨額壞賬和一個碩大無朋的房地產泡沫,茅預言中國將在未來一至三年面臨一個“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但他認為,這可能反過來推動國家走向民主。 茅于軾說:“我認為,金融危機實際上可能對中國有好處,因為它會迫使政府推行經濟和政治改革。這是最好的情況,但最壞的情況可能是,發生一場暴力起義,然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陷入動盪和經濟衰退,就像我們在埃及看到的那樣。”

中國和西方的政治分析家近來都不斷引用埃及的反面例子。像埃及前獨裁者穆巴拉克那樣會在任何社會組織力量可以紮根之前就把它壓死,這點中國共產黨一直做得很成功。

“中國當前的體制在某些時候肯定會崩潰的—那可能是幾個月,幾年或幾十年之後的事,但到時候時每個人都會說,當然了,這是必然要發生的”林培瑞教授說。“真正使我擔心的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黨已經把任何它控制不了的,或是對世界的看法和它不一樣的組織都消滅了,沒有東西可以取代它。”



奧運的詛咒

這無疑是一個歷史上的可愛巧合:除了墨西哥之外,沒有一個獨裁政權在舉辦現代奧運會之後會繼續掌權多過十年的—想想看,1936年在柏林,1980年在莫斯科,1984年在薩拉熱窩,1988年在漢城。從現在起的五年後,把2008年北京奧運會視為中國走上世界舞台的盛會的中國共產黨也許不僅能夠打破這個奧運的詛咒,超越蘇聯的生命週期,而且還會推翻民主化的理論。

但是,即使黨最熱心的辯護士也承認,比起GDP,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更在意清潔的空氣,乾淨的水,廉潔的政府和安全的食品,他們對政治包容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的話,中國領導人不可能無限期統治下去。

經過三十年奪目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的增長模式開始顯露疲態,而假如經濟突然放緩的話,黨將會失去其最說服力的合法性來源。假若新一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夠把握時機,推出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話,那麼中國就可能會像台灣和韓國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那樣,向一個更為多元而民主的制度和平過渡。

在中央黨校綠意盎然的校園內,一些教授已經在研究如何實現這種壯舉。但到目前為止,習近平除了加強黨對權力的控制,並懲罰那些質疑一黨永久統治的人之外,並未對其他事情展現半點興趣。

許多黨內和黨外的人都擔心,試圖沿用老一套鎮壓工具來壓制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新政府可能會在某一天看到群眾走上街頭。“習近平及本屆政府是中國自黨和體制內推行社會轉型[改行更為自由的政治制度]的最後機會”,沈志華說。 “如果不做這些改革,社會爆發將必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