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 2013年8月9日明報)
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的回憶錄，記載了這一個故事：
1985年4 月，全國人大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草委」），負責起草《基本法》。「基草委」由59 人組成，其中36 人為國內委員，另外23 人為香港委員。
當時香港社會人心不穩、移民成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能否取得港人認同，將是影響平穩過渡的關鍵因素。許家屯認為， 「基草委」的香港委員數目僅有23 人，必須想法子讓更多港人參與起草工作，以助穩定社會人心。許家屯於是跑到港澳辦，與主任姬鵬飛進行商討，提出仿效港英政府通過幾百個諮詢組織實行「精英民主」的做法，成立一個起草《基本法》的諮詢委員會。
新華社隨即進行籌備工作，許家屯提出委員名單必須包攬香港社會各界精英，人數需要盡量多一點，以涵蓋「上、中、下；左、中、右；中國、外國；男、女、老、少」。經過一番醞釀協商，由多達180 人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基諮委」），最終在1985 年12 月正式宣布成立。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歷時超過4 年，其間北京透過「基諮委」這個平台，多次進行大型的社會諮詢，被視為《基本法》起草工作能夠順利完成的重要關鍵。
歷史真的會重複發生嗎？
政治環境已變不可能時光倒流
30 年後的今天，香港處於民主過渡的關鍵時期，能否順利實現2017 特首普選，將決定未來香港是亂是治。近期，有政壇人士遂提出仿效1980年代「基諮委」的方式，成立跨黨派的「政制委員會」，提供一個平台讓各方對話及凝聚共識。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更加不可能時光倒流。成立高層次的專責委員會主導政改討論，固然有利於推動各方對話尋求共識，同時有助營造寬鬆的政治氣氛，形成中間溫和力量；但如果醞釀中的「政制委員會」，只是簡單照搬1980年代「基諮委」的組成及運作方式，則恐怕作用有限甚至勞而無功。
因為1980 年代的「基諮委」，完全是上世紀「精英政治」年代的產物。像「基諮委」這種諮詢委員會，之所以能夠在1980年代發揮作用，全因為被吸納的政治精英（Co-opted elites）當時有足夠能量左右大局，從而令委員會內形成的政治共識，能夠在社會上獲得廣泛接受。
但30年後的今天，公民社會崛起、網絡社運盛行，在當今這個沒有共同領袖、崇尚直接行動、誰也不能代表誰的「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再搞「基諮委」這類標榜「精英政治」的諮詢組織，還能夠發揮多大作用？即使仿效「基諮委」大舉吸納資本家、專業人士進入「政制委員會」，以現時工商界精英公眾形象之低落、與公民社會之嚴重脫節，他們又有何能力影響民意走向？立法會各黨派固然有通過政改方案的憲制責任，但從高鐵之爭到反國教運動，政黨（包括民主派政黨）一次又一次落後於民間社會運動，即使政府將各大政黨領袖都吸納入「政制委員會」，難道就足以擺平日益躁動的公民社會？特區政府有數以百計大大小小的諮詢委員會，現時都無法再發揮吸納民意、整合共識的作用，如果「政制委員會」只是換湯不換藥地搞「閉門商討」，我們又怎能夠期望這個委員會能夠突破政改困局？
政制委員會作為公眾參與平台
要為普選創造共識，特區政府的確需要成立高層次的專責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不宜照搬1980年代「基諮委」的「精英政治」模式，而應該成為一個平台促成「公眾參與」（Civic engagement）（附圖）：
‧ 被委任入「政制委員會」的政治領袖，固然必須具備足夠的代表性及公信力，但他們的角色不可能、事實上亦沒有能力，去代替民眾決定政改方案，而是負責引導討論及協助民眾形成共識。
‧「政制委員會」要成為公眾參與平台，應配合整個「政改五部曲」的憲制程序，特別是在第一及第三部曲前發揮推動討論、整合民意的功能，包括透過各種公眾參與渠道例如「商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網上聯署平台」（E-petition） 、「居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s） 、「全港性民調」（Territory-wide survey），逐步推動社會就政制原則、以至具體政改方案形成共識。
‧ 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政制委員會」主導政改諮詢，可解決現時特區政府民望低落、不被社會信任、寸步難行的困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可擔任「政制委員會」的秘書長，負責領導由專業公務員組成的秘書處，以支援「政制委員會」的各項工作。「政制委員會」在每一個階段完成公眾參與工作後，即撰寫公開的民意報告呈交特首考慮，特區政府就可以有更穩固的政治基礎，推進「政改五部曲」下的憲制工作。
北京與特區政府應以新思維，為普選創造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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