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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1 August 2013

邓聿文:朝鲜为何退回世袭制

对于平壤年轻的领导人金正恩来说,“黄袍加身”的感觉可能既是美妙的,也是苦涩的。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6月,朝鲜在时隔39年后首次修改规范力度高于宪法和劳动党章程的《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简称《十大原则》),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语句,用“主体革命伟业”替代了“共产主义伟业”等,并规定“白头山血统”——金正恩家族统治,永远延续下去。可以说,平壤这次对《十大原则》的修改,为朝鲜从“社会主义国家”退回到封建皇权国家,开创家族世袭制,赋予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中国的孙逸仙博士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畅,逆之者亡。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潮流是什么?民主。人们看到,在最近一波民主化浪潮中,中东北非的几个君主国家——他们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君主专政国家——鉴于“茉莉花革命”的教训,也准备适时变通。但是,中国东北的这个邻邦和“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竟在极力淡化社会主义,明确抛弃共产主义,强化金氏家族统治的绝对化色彩,这在当下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无论哪个专制者,为了尽可能赢得更多支持,总是把自己的统治用“民主”的词语来包装一下。

那么,平壤政权为什么在朝核问题刚刚消停时,要修改《十大原则》,为金正恩“黄袍加身”,而受过西方思想熏陶的金正恩也为何要欣然接受这一“大礼”?

海外一种观点认为,平壤此举有三个用意;一是表明金正恩的权力已经稳固,从而使得他敢在执政不到两年时间内拍板世袭制度;二是世袭制度的确立,有助于朝鲜的改革;三是平壤政权的稳定符合中美目前对朝鲜的期待,从地缘政治角度说,一个虽然世袭但稳定的朝鲜比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不稳定的朝鲜,更合乎相关各方利益。这也是中国的环球时报发文支持平壤是次举动的原因。

不过,国内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此时公开规定“政权世袭”并不是金正恩已经固若金汤的标志。情况或许恰恰相反,金正恩尚需要继续巩固权力,所以才需要把原来内部已承认的政权世袭共识拿出来公开宣示,以堵住可能的潜在反对势力。

我的判断是,金正恩公开规定“白头山血统”统治,上述两方面因素应该都有。从金正恩去年以来对军队和党内高官开展的系列清洗,以及金正日托孤重臣(除其亲属外)现已靠边站来看,他确实已掌握了权力,地位稳固,否则没有能力推动修改《十大原则》。然而,这也恰恰说明,朝鲜党和军队内部,确实存在一股潜在的反金正恩势力,使金正恩及其支持者隐约感到权威受压。

今年3月金正恩的朝核问题游戏并未像之前的几次那样“玩”成功了,反而招来了国际社会对平壤更严厉的制裁,导致朝鲜雪上加霜。金正恩想通过朝核问题展示自己强大能力从而巩固自己作为金正日遗产当然合法继承人的意图也就落空。所以,为防党和军队有人借此挑战金正恩的权威,平壤统治集团感觉有必要把原来存于内部的世袭共识公开化,写进《十大原则》,成为一个“宪法”性的东西,从而令潜在的反对者不敢反对。

短期来看,这有助于金正恩的权力和平壤政权的进一步稳固。政权稳固会带来社会的稳定,从而对朝鲜正在着手推进的改革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而一个稳定和改革的朝鲜,对中美及周边邻国,当然也有利。但与此同时,也应该强调,所有这些对利益各方的好处,目前只能看作是短期的,至多是中期的,不可能是长期的。因为它并没有消解世袭政权与改革开放的内在矛盾,相反,只是把这个矛盾隐藏起来,往后推延而已。

鉴于朝鲜严峻的经济形势,平壤政权正在谨慎地评估和推进经济改革,最近,朝韩两国就开城工业园又达成了协议,由朝核问题中断的小范围开放可能又会恢复。这将对解决民众迫在眉睫的温饱问题,会有所帮助。但在一个总体封闭的环境下,指望通过有限的改革和小心翼翼的开放来终结贫困问题,建设所谓“强盛国家”,从朝鲜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来看,只能是自欺欺人。要实现“强盛国家”,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必然实行改革和开放,向世界打开大门,拥抱现代文明,融入全球化。而这样一来,外部丰富的信息和现代生活方式也会跟着进来,在网络时代,想控制外部信息的流入可谓难上加难。无疑,这对靠思想专制和警察体制维系的“白头山血统”会是致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民众对政权的“忠诚”和稳定,一方面须削特权,更大让利于民,另一方面实行更严厉的警察政治。改革开放和世袭政权这种内部的紧张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失去弹性,并随时可能在某个微小事情的触发下全面爆发。

换言之,金正恩家族世袭政权的荒谬性会经由改革开放显露出来,民众不大可能长期容忍在这样的极权统治下,何况,旁边还有一个发达的南方兄弟做参照。

对于此种危险性,平壤政权其实是预见到了的,《十大原则》第四条,在原来“封建儒教思想、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等一切反党思想潮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资本主义思想和大国尊崇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首次成为批判对象,表明此前外部信息通过中国或韩国等有限渠道流入到朝鲜,对朝鲜民众的心理和意识已经悄然发生作用。由此可见,为保政权在国内改革中不被颠覆,朝鲜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力度不会很大,步子也不会迈得很快,假如这样,朝鲜又会继续陷入贫困状态中,这同样会对平壤政权产生威胁。所以,对平壤来说,改与不改,改多大,都是个难题。

另一方面,朝鲜退回到君主世袭制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未能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更高更先进的国家形态,是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水平基础上的。考虑到马恩时期社会主义并未成为现实,两位创始人在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没有意识到接班人问题。资本主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民主选举,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无产阶级接班人问题,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要么向前一步向资本主义学习,要么后退一步向封建君主制看齐。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理论上假定比资本主义高明,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替代者出现的,显然,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方式,在意识形态上就很难讲得过去;而回到封建社会,通过家天下的形式解决无产阶级接班人难题,对无产阶级的领袖具有很大诱惑力,可它同样过不了意识形态这一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选择就介乎这两者之间,即由领袖来指定接班人。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接班人的选择,本质上脱离不了这点。

但这种接班人方式也有一个内在缺陷,即依赖领袖的英明和权威。可连上帝也有打盹的时候,何况领袖?尽管无产阶级领袖也经常比附成上帝。另外,从权威性来说,打天下的第一代领袖其权威性很高,到了第二代权威性就弱一点,到第三代,权威性更弱。换言之,领袖自己的权威性不会自动转移到他指定的接班人,没有了权威性的接班人再去指定其接班人,疑会引起党内围绕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失败者成为阶下囚。所以,在国际共运史上,接班人的问题始终存在,而且长期的残酷的接班人斗争,直接动摇政权的根本。

正是看到了苏联、中国等老大哥在这一问题上的教训,朝鲜作为一个实力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很自然就想到把政权交给领袖后代来规避这一风险,这才有了金日成家族的“子承父业”——当然这跟朝鲜深厚的专制传统也有关。对平壤政权来说,退回到封建的世袭统治,不过是还原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困难。至于朝鲜民众,由于金氏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也早已习惯和麻木。

平壤政权通过回归“世袭”而解决了接班人问题,对于作为其最大庇护人的中国来说,不能毫无“反应”。平壤此举将给北京带来四点危害:一是从价值角度说,朝鲜由“社会主义国家”公然开创封建世袭的家族统治,而中国为了所谓地缘利益,还与这样一个政权继续保持密切关系,给它很多援助,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无疑会有损害;二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守势的情况下,平壤此举也使中国维持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变得更加尴尬;三是如前所述,平壤的家族世袭统治,随时有可能加剧政权本身的风险,把中国牵连进去;四是平壤的做法也有排斥中国的意图在内。《十大原则》中,在反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大国尊崇主义”,很明显,这指的是中国,也就是,平壤不会学中国的做法,要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环球时报》的看法无疑是短视的。《环球时报》认为朝鲜选择什么样的体制,是人家内政,中国不应干预,况且,“白头山血统”的原则确立解决了朝鲜的稳定问题,对中国是一大好事。它的错误就在于它只从短期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没有看到平壤此举背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而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文明社会和人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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