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靖斯
香港廉政公署位于元朗的地区办事处外的海报上展示着标语：“香港一直胜在有你和ICAC”（BBC中文网图片8/7/2013）
成立将近40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有着崇高地位。
要说亚洲最清廉之地，一数新加坡，二数香港。它们的共同点是大家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分别则在于前者现在是个独立国家，后者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在透明国际2012年的清廉指数排名中，香港在176个接受评分的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4位，中国则排名80。
不过，同样在中港交流的背景下，香港的清廉形象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而自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商贸与民间交流不断加速，反贪腐合作也日趋频繁。
香港审计署在今年4月份发表的最新审计报告披露，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在2011年一次国际活动中的两场晚餐，其人均开支都超过了廉署内部常规所订的上限450港元（58美元；356元人民币）。
这两顿“问题饭”发生在现任中国全国政协港区委员汤显明担任廉政专员期间，而随后香港媒体的报道与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的聆讯还披露了更多当时公款花费的细节，其中包括汤显明给访港的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官员送礼。
目前，廉政公署由现任专员白韫六亲自率队就此事进行刑事调查；立法会为此成立了专责调查委员会；港府也委任了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讨廉政公署有关应酬开支的规章制度。
香港廉政公署三大机关
执行处——接受贪污举报，并调查贪污犯罪嫌疑
防止贪污处——审视政府部门与公立机构的工作规章，找出并减少可能发生贪污腐败的情况
社区关系处——面向市民进行反腐败教育与宣传
资料来源：香港廉政公署网站
由此，中国腐败文化是否已入侵香港，成为了深圳河两岸民众的共同话题。
制度清廉
1970年代的香港刚经历了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关的1967年暴动，虽然港英政府开展了一些民生改革，但是贪污腐败作风猖獗，其中以警察最为人诟病。
1973年6月，获评为在六七暴动中镇暴表现卓著的总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被警察检举贪污组要求交代巨额财产来源，但他轻易绕过由他一手设计的启德机场边防，经由新加坡逃回英国，引爆了以“反贪污，捉葛柏”为口号的新一轮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官民关系紧张。
为了挽回英国的管治威信，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Murray Maclehose，后勋爵）在同年10月宣读其第二份施政报告时宣布成立独立于警队，直接向他负责的廉政公署，并最终成功引渡葛柏回到香港受审。
1974年正式开始运作的廉政公署雷厉风行，洗脱香港社会的腐败氛围，也渐渐建立国际声誉，成为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以外亚洲另一顶尖反贪腐机关。其首长廉政专员在政权移交后也继续被列为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
中国内地也向香港学习反贪腐。据香港廉政公署向BBC中文网提供的资料，除了与内地的检察机关合作外，廉政公署每年接待大约4000名内地来访官员、1000名驻港中资机构官员，向他们介绍香港的反腐败工作。
执业大律师查锡我是香港泛民主派政党公民党的创党成员，在此之前，他在廉政公署任职了28年。
仍然习惯说“我们廉政公署”的查锡我对BBC中文网表示，廉署同时采取执法、社会教育和防贪三管齐下的手段，加上大众和政府协力，使香港成功走向廉洁。
然而，汤显明事件引发了香港市民对廉政公信力的质疑，而这起弊案正是在中港官方交流的背景下发生。
泛民主派民意代表和舆论指责汤显明能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跟这些问题开销有关，而汤显明在6月初出席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的聆讯时则强调，这些公款应酬绝非为了其个人利益。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认为，这涉及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专门研究两岸四地反腐败工作与公共行政的曹景钧说：“你是客人，我要照顾好你，让你吃得好，让你舒服。这个是中国人传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礼貌。”
“他们没有西方这个概念，就是公和私要分得很清楚——这个是公款。”
查锡我也曾公开批评汤显明，但他仍强调香港的制度可信。他说：“我们经历过很多任廉政专员，他是十多任廉政专员的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出了这个问题。”
“当然，你说他跟国内官员交往，会不会受人家同化？我可以这样说，假如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的话，应该不会出问题。”
查锡我还说，汤显明的问题是由审计署揭发，正好说明有制度上的权力制衡就足以让贪污腐败无所遁形。
“文化冲击”
“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互相影响。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巩固的基础，一个‘防火墙’来面对这个问题”
跨境贪污案对香港廉署来说并非新鲜事物。廉署与中国内地检察机关自1988年起建立“贪污个案协查计划”合作机制，处理过的包括一些内地贪官在香港受贿的案件。
不过2006年一起完全发生在香港境内的案件却引起了香港和中国内地舆论大哗：来自湖北的博士生陈静向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戴晖辉匿名行贿1万港元，试图获取考试试题。
现已为教授，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戴晖辉与系主任商讨后向大学管理层汇报，校方敲定报案，结果陈静被廉政公署逮捕，当天送往法院提讯时认罪，当场获刑半年。
戴晖辉教授当时接受中国《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
香港中文大学的曹景钧教授认同“中港融合”速度过快，加上中国内地不同地方对廉洁的观念也不一样，内地的一些腐败观念无可避免会给香港带来影响。
不过他还说：“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互相影响。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巩固的基础，一个‘防火墙’来面对这个问题。”
香港一些非政府组织曾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组织反腐败教育活动。廉政公署在发给BBC中文网的书面回应中说，按照港府目前的融入社会政策，他们已不再专门为内地新来港移民提供这类服务，但仍会应非政府组织邀请为这些人提供反贪讲座。
“出了汤显明的事情之后，我从不同的渠道里知道，（北京）中央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希望要把廉政公署保护好，别让廉政公署这一块垮下去。” 查锡我大律师如是说。
“我们国家实际上太大了，人口也太多了，我们必须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大家都依法办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11月新官上任，今年也正式接任了国家主席之职。习近平就任以来时常强调要打击公款吃喝等“三公”消费以及更大范围的贪污腐败。
查锡我和曹景钧都提到了习近平的这个政治誓愿，而且认为香港廉政公署能在此方面做出贡献。
既要守好香港的廉洁堡垒，也要协助中国内地驱除腐败风气，香港廉政公署可谓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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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将近40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有着崇高地位。
要说亚洲最清廉之地，一数新加坡，二数香港。它们的共同点是大家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分别则在于前者现在是个独立国家，后者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在透明国际2012年的清廉指数排名中，香港在176个接受评分的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4位，中国则排名80。
不过，同样在中港交流的背景下，香港的清廉形象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而自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商贸与民间交流不断加速，反贪腐合作也日趋频繁。
香港审计署在今年4月份发表的最新审计报告披露，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在2011年一次国际活动中的两场晚餐，其人均开支都超过了廉署内部常规所订的上限450港元（58美元；356元人民币）。
这两顿“问题饭”发生在现任中国全国政协港区委员汤显明担任廉政专员期间，而随后香港媒体的报道与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的聆讯还披露了更多当时公款花费的细节，其中包括汤显明给访港的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官员送礼。
目前，廉政公署由现任专员白韫六亲自率队就此事进行刑事调查；立法会为此成立了专责调查委员会；港府也委任了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讨廉政公署有关应酬开支的规章制度。
香港廉政公署三大机关
执行处——接受贪污举报，并调查贪污犯罪嫌疑
防止贪污处——审视政府部门与公立机构的工作规章，找出并减少可能发生贪污腐败的情况
社区关系处——面向市民进行反腐败教育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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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国腐败文化是否已入侵香港，成为了深圳河两岸民众的共同话题。
制度清廉
1970年代的香港刚经历了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关的1967年暴动，虽然港英政府开展了一些民生改革，但是贪污腐败作风猖獗，其中以警察最为人诟病。
1973年6月，获评为在六七暴动中镇暴表现卓著的总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被警察检举贪污组要求交代巨额财产来源，但他轻易绕过由他一手设计的启德机场边防，经由新加坡逃回英国，引爆了以“反贪污，捉葛柏”为口号的新一轮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官民关系紧张。
为了挽回英国的管治威信，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Murray Maclehose，后勋爵）在同年10月宣读其第二份施政报告时宣布成立独立于警队，直接向他负责的廉政公署，并最终成功引渡葛柏回到香港受审。
1974年正式开始运作的廉政公署雷厉风行，洗脱香港社会的腐败氛围，也渐渐建立国际声誉，成为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以外亚洲另一顶尖反贪腐机关。其首长廉政专员在政权移交后也继续被列为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
中国内地也向香港学习反贪腐。据香港廉政公署向BBC中文网提供的资料，除了与内地的检察机关合作外，廉政公署每年接待大约4000名内地来访官员、1000名驻港中资机构官员，向他们介绍香港的反腐败工作。
执业大律师查锡我是香港泛民主派政党公民党的创党成员，在此之前，他在廉政公署任职了28年。
仍然习惯说“我们廉政公署”的查锡我对BBC中文网表示，廉署同时采取执法、社会教育和防贪三管齐下的手段，加上大众和政府协力，使香港成功走向廉洁。
然而，汤显明事件引发了香港市民对廉政公信力的质疑，而这起弊案正是在中港官方交流的背景下发生。
泛民主派民意代表和舆论指责汤显明能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跟这些问题开销有关，而汤显明在6月初出席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的聆讯时则强调，这些公款应酬绝非为了其个人利益。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认为，这涉及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专门研究两岸四地反腐败工作与公共行政的曹景钧说：“你是客人，我要照顾好你，让你吃得好，让你舒服。这个是中国人传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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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说他跟国内官员交往，会不会受人家同化？我可以这样说，假如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的话，应该不会出问题。”
查锡我还说，汤显明的问题是由审计署揭发，正好说明有制度上的权力制衡就足以让贪污腐败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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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晖辉教授当时接受中国《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
香港中文大学的曹景钧教授认同“中港融合”速度过快，加上中国内地不同地方对廉洁的观念也不一样，内地的一些腐败观念无可避免会给香港带来影响。
不过他还说：“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互相影响。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巩固的基础，一个‘防火墙’来面对这个问题。”
香港一些非政府组织曾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组织反腐败教育活动。廉政公署在发给BBC中文网的书面回应中说，按照港府目前的融入社会政策，他们已不再专门为内地新来港移民提供这类服务，但仍会应非政府组织邀请为这些人提供反贪讲座。
“出了汤显明的事情之后，我从不同的渠道里知道，（北京）中央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希望要把廉政公署保护好，别让廉政公署这一块垮下去。” 查锡我大律师如是说。
“我们国家实际上太大了，人口也太多了，我们必须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大家都依法办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11月新官上任，今年也正式接任了国家主席之职。习近平就任以来时常强调要打击公款吃喝等“三公”消费以及更大范围的贪污腐败。
查锡我和曹景钧都提到了习近平的这个政治誓愿，而且认为香港廉政公署能在此方面做出贡献。
既要守好香港的廉洁堡垒，也要协助中国内地驱除腐败风气，香港廉政公署可谓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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