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几个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在什么层面上是不自愿的，在什么意义上又有自觉的成分? 这些年，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出版了若干，最新的著作，便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之前有过一本脍炙人口的《人有病，天知否》，如今这本新著，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书名首先就起得好，从毛泽东诗词中觅来的妙句。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习惯将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根轻飘飘、随处飘荡的羽毛，最终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皈依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和暴力，征服得了读书人的身体，赢不了他们的心。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1956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运动来了，千钧万力，任谁也抵抗不住。以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多侧重其外力强制的一面。“强制说”固然简单明快，却也有一些现象无法解说。比如，思想改造运动，最初乃是由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向中央提议，后来被周恩来采纳，发展为全面的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再比如，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被打倒，被视为反动透顶，脑袋像花岗石一样顽固不冥，无须再费力改造，只是作为反面教员在政协中养起来。然而，偏偏这个梁漱溟，晚年却致力于打通马列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任督二脉，在1959年主动撰写长文歌颂大跃进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而在傅雷、沈从文等人的私密家信之中，由衷崇敬毛泽东、赞扬新政权、自我忏悔乃至自轻自贱的词句比比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心理防御机制获得一个现成的解释：当一个人受到强迫和侮辱之后，其心理防御机制会不自觉地将被迫调整为主动，以减轻内心的焦虑。就像一个人被羞辱了，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索性说自己其实是自愿的。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是
如此，为了维护自尊的体面，将原先强制性的“洗脑”演化为自觉的意识。这一解释，从常识而言相当痛快，对于某些个案来说也有其道理，但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不免过于简单化，有思想偷懒之嫌。
雷霆万钧之泰山压顶之下，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各奔东西，急剧分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顽固抗拒者，通常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诚惶诚恐，顺势而行。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我称之为“自觉而不自愿”。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说法，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于思想改造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被迫自我检讨，然而，在理性的层面，其中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却有着试图了解新意识形态、反省原有立场的理性自觉。人，本来就是古怪的精灵，大脑与心灵、理性与意志之间的错位和打架，原是寻常之事，何况读过一点书、情感更为敏感细腻的知识分子，更是复杂的两腿动物，无法用非黑即白的简单尺子去度量他们。
先说意志上的不自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此前后的批判运动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艺各界，人人洗澡，个个过关，只要是读过书的，便无所逃避于其间。与思想改造运动同时配套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内部的“清理中层”。若有违抗，很有可能划入更可怕的专政对象。国家机器、主流舆论和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故国人民有所思》所依据的史料，基本是当年组织系统的内部文件和情况汇报，其中披露了运动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动机和谋略。北京市委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对他们“猛火攻、慢火炖”，“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检讨得是否深刻彻底，不仅与政治划线有关，还涉及切身利益。职称评定以政治立场挂帅，文件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对新政权有疏离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调整之际，将他们调离京城，到偏远省份任教。
当然，有大棒子，也有胡萝卜。1952年前后，国家将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的干部编制，全部包养下来，让其没有衣食之忧，甚至让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享受超等待遇。京津地区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四十五元，而当时小助教收入，最低的五十六元。谁是一级、二级教授，谁是三级、四级教授，除学术水准之外，政治态度是更重要的考量。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第一次教授评级，只评到四级，后来拼命检讨，努力表现，才转为一级教授。
马寅初先生是思想改造的始作俑者，他的原初想法不过是一场学习运动，让教师们聚在一起，领会马列主义而已。但一旦被组织接过去，便变为人人检讨、相互揭发的“洗澡”运动。戕害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检讨文化、大批判文化从此在读书人当中扎根发酵，危害无穷。二十年前北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段情节，街道大妈嘲笑当老师的邻居：“知识分子？不会写检讨的还叫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于研究学问，而是不断地写检讨，想办法如何在运动中过关。最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李慎之的检讨书》正式出版，捧在手里两大厚本，读者的心情却比书还沉重：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些什么？假如没有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运动，诺贝尔奖大概早就成为囊中之物了。
真正的读书人对权力与金钱的兴趣不浓，他们最在乎的是面子，面子与人格尊严有关，这是读书人最得以自重之处。最近南京大学的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在全国大红大紫，解玺璋先生的评论很精彩：蒋介石未必在意自己的面子，更不在乎文人是否给自己面子，“倒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然而，思想改造运动首先要扫荡的，就是文化人的面子。让那些平时令人尊重的大教授“洗小盆”（教研室里检讨）、“洗中盆”（全系师生面前检讨）、“洗大盆”（在大礼堂里全校检讨），在众多学生、同事面前，公开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丑陋思想，用最不堪的语言数落自己、作践自己。对于爱面子的读书人来说，真可谓生不如死。难怪几次全校检讨都没有通过的冯友兰、金岳霖私下见面，两人抱头痛哭。
自我作践还不算难事，只要痛下决心，脸皮厚就行。最难的，还要揭发批判别人，不仅揭发批判，而且还要比谁的调子高、语言毒、态度狠。读思想改造运动的史料，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组织上的严厉，而是知识分子同道间的自相攻击。梁漱溟在大会上要求给一个自我辩白的机会，台上的毛泽东默许了，却被底下的民主党派同仁一片怒吼轰下了台。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揭发，连客厅里、饭桌边、床笫上的私密话都被抛出来了。儒家传统的私德伦理被神圣的革命道义论抹杀，从此，知识分子之间，除了革命公义之外，再无私情可言。人是不大容易被陌生人伤害的，而最容易伤害你的，正是你最在乎、有私人情感的朋友和亲人。然而，在强大的“利维坦”面前，人人自危，个个欲苟全性命。人性其实差别不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激发人性之善，而反之却让天使变成魔鬼。所谓的政治运动，实际是知识分子自己整自己的运动，或者借刀杀人，或者卖友保身，先将仇敌抛出去，随之将朋友推入火坑，最后轮到了自己。
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触目皆是这类例子。大学共同体本来是一个以学术权威为中心的礼治共同体，然而运动颠覆了原本的共同体秩序，不断鼓励学生向老师挑战，青年教师向老一辈学者发难。冯友兰的发言被年轻人一再打断，还被指着鼻子警告：“我提醒你注意”如何如何。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身为副校长，但在系里得不到尊重，化学系总支屡屡向傅鹰挑衅，试图在人事、学术、教学上由总支独揽大权。傅鹰伤心地说：“青年老年之间这几年伤了感情，过去我们对学生真是用心，现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轻人对老教师也毫无感情，双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
在意志上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理性上没有自觉的成分。之所以如此，乃有其复杂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语境。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政治上接受新政权；第二是思想上接受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第三是学术上接受马列主义方法指导。在第一个政治层面，可以说大部分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对新政权有所期待。原因无他，乃是他们太痛恨腐败的国民党，共产党初入城时所带来的新气象，让许多知识分子都欣喜不已，对新政权有好感，产生了政治上的认同。《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一篇谈的是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三次派专机接他南下，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就是不走，他说：“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如同陈垣一样，不少有理性自觉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背后的意识形态充满好奇之心。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清华的一些教授自动组织起来，学习自己所陌生的马列主义。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积极态度，包括批判学术上的老友胡适，连胡适在美国都感到诧异，认为是被逼的。其实，未必没有自觉的成分。到1958年，陈垣老先生以七十八岁的高龄申请入党，引起知识界轰动，成为思想改造成功的标杆性人物。他有一句经常被统战部门的工作报告引用的名言：“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在思想层面，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洛克、哈耶克那一路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结合了社会主义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论在理想境界还是现实问题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并非完全疏离，相反倒具有某种亲和性。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慢慢接触和了解新国家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层面他们还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不过，群众性运动疾风骤雨，如何等得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转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顾颉刚抱怨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二十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
思想改造运动自有从延安开始的一套办法，理解要转变，不理解也要转变。这就是向知识分子大喝一声：你的立场站错了！从儒家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都相信家国天下、士志于道，自信热爱社稷、心系黎民。两千年来，纵然读书人有百般缺点，但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还从来没有被怀疑过。然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之中，知识分子赖以自信与自尊的基石被两种谁也不敢反对的意识形态彻底摧毁了。摆在读书人面前的，是两个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一个是民族主义：你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还是中华民族立场？另一个平民主义：你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还是平民大众一边？正是这一“态度 / 立场决定论”，从第一个回合交手，就瓦解了读书人的思想学术防线。
抗美援朝不仅是一场对外的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国内的思想运动。知识分子自以为爱国，但为什么你们有如此深刻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结？你们清华留美学堂出身，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喝着帝国主义的狼奶长大，言必称柏拉图、杜威，谈起西方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又了解多少？……在义正词严、排山倒海的大批判面前，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纷纷惶惶然，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文化买办和学术洋奴，只能举手投降。
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也有另外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选择考验着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不少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新民主主义路线和唯物史观，但无法接受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相信梁漱溟的说法，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土改运动当中，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团，让他们亲眼见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知识分子原先以为自己与人民大众有天然的感情，一到农村，发现自己早就与社会脱节，与人民疏离。沈从文在给夫人张兆和的家书中沉痛地说：“土改以后，觉得自己在城市中胡写几十年，与人民脱节无一是处，痛苦之极。”
宋代以后的平民主义趋向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根深蒂固，具有价值上的合法性。当组织上要求知识分子检讨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他们在理性上真的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认真地反省和检讨。而原先崇尚的个人独立和学术自由，又被批判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等同于私，人民等同于公，这样的公私二分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个人主义就是与中华民族与人民大众对抗。通过政治上的“分清敌我”，将思想与学术政治化，将学术问题化约为思想立场，将思想取向化约为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政治失去其合理的边际分界，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立场问题，这使得知识分子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于是自我作践、自我矮化未必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失去了自我。然而，思想真的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暴风雨运动得以改造，得以重新塑造吗？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记》之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在江南闷热异常的梅雨季节，回眸那段心路历程，“故国人民”真的应该走出无知与健忘，“有所思”啊。
发表于2013年6月3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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