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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2 July 2013

印尼移工心底話:我們不是機器人!




2007年,Yulie決定在印尼參加為期6個月的家庭傭工培訓課程,好讓她在香港工作。 「我見到不少人申請到港當傭工,他們說薪金不俗。我覺得,如果別人能做到的,我為什麼不能嘗試?」慢慢,她開始講述她的故事。

Yulie完成課程後,她開始到香港工作。「在印尼打工,工資難以支撐家庭生活開支。我來香港工作是為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孩子」。當她談到孩子時,她點頭微笑。來港後,Yulie的困境並沒有結束。第一個僱主不認同她的工作能力。他們抱怨Yulie廣東話不好,不夠努力,很快終止與她的合約。身在印尼的家人不知道Yulie被解僱。不久,她得到另一個工作機會,避免被驅逐出境,Yulie惟有接受2,000元的薪金(法律的工資是:$4,300港元)。但僱主指出,如果兒子哭,或她打破一隻碟,都會被剋扣工資。那年,她的收入幾乎是零。這個僱主更違反勞工條例,一週內不批准她放一天假。在這個艱難時刻,她發誓,如果她能夠遇到新僱主給她例假,她會幫助其他印傭。

所以當她完成兩年合約後,Yulie決定先越過邊境到達中國,再回來香港,這樣她可以得到另一份工作(因沒有合同,香港只容許外傭在香港逗留2週)。

決意加入勞工組織
幸運地,Yulie的第三個僱主好得多。這次她主要負責照顧一個老人,僱主支付法例規定的全部薪金,並允許她每週一天假期。隨著事情進展順利,她便尋找幫助印尼家庭傭工為目的本地組織。

「我決定這樣做,是因為我深明沒有資訊的困境,如遇到僱主違法剥削薪金、虐待我們等。假日我無處可去,所以我決定以電話方式,幫助印尼傭工解答他們在港的問題」。

她找到印尼移工工會(IMWU),很快開始接聽電話,更接觸了無數被虐待印傭。有一天,她接到一個瘋狂的電話。那個印傭說:「我的僱主想我為她的家庭生育小孩,因為她不能懷孕......」就是這樣,Julia再回憶:「我的朋友已為他們懷孕了。」其後,Yulie與她失去聯繫。一個月後,她從報章得知那個女人自殺。媒體沒有報導她自殺原因,箇中細節無從稽查,也沒有相關部門調查她的故事。

朋友自殺的消息令Yulie感到很絕望,令她陷入低谷,更得抑鬱症。她覺得即使自己主動伸出援手也沒有用。「從前我覺得我的遭遇不堪,但當我聽到其他人的故事時,我覺得我的痛苦只是微不足道,她們比我更痛苦」。她聽到不少印傭曾經遭受性暴力,飢餓,奴役和毆打。Yulie認為其他傭工遭受的痛苦遠遠超過她。

香港沒有正義
Yulie充斥著憤怒和絕望。她知道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寫她的工作以及她親眼目睹、聽到的每一個故事。這個方法為她減輕抑鬱,釋放痛苦。沒有人知道,多年來她寫了很多很多印傭在港的故事。後來,她跟本地的非政府組織(NGO)分享了她所寫的故事。NGO願意以馬來語,粵語和英語出版她個人叙述的書。

記者問Yulie:「如果你的故事被翻譯成英文和中文,可以嗎?」Yulie自信地答:「當然可以,我希望香港市民和僱主讀這本書時能看到一段段不公平,不公正的故事。」

Yulie相信在香港沒有正義。如果家庭傭工犯了一個錯誤,政治家和媒體只拿起這些故事廣泛覆蓋。然而,當僱主虐待傭工,沒有香港報紙報導這些故事。 「我認為,這裡沒有正義。」

她努力地用半咸半淡的英語寫這些故事。但,書裡有一句簡單但震撼人心的句子,「”「我想香港人知道印尼傭工是人類..他們是人類。人們認為我們像機器人努力工作,然後拿錢,僅此而已;但我仍然是人,我還是人。這一切就是我所想。( I wan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know indonesian people are human.. they are human. People think we’re like robots, that we’ll work, get money and that’s it; but i’m still human, i’m still human. that’s all i want.)」。

採訪、撰文:Sana Saleem
翻譯:Lee Chin Yee
編緝:方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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