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理十三 | 评论(1) | 标签:香港, 殖民地, 麦理浩, 香港认同
坊间一直流传英国人占领香港的时候，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近来的一些研究又指出实事并没如此，英国人登陆港岛的时候香港已经有数千居民，而且很多人是务农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此外还有近40间书院，实在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英国人占领香港后该如何统治这块衰落的大清帝国边陲的殖民地呢？很简单，一国两制嘛，英国人并没有对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兴趣，毕竟这只是帝国在远东进行贸易和殖民侵略的一个港口或者基地。于是最开始殖民者在香港的华人社会保留了大清律例和一些乡约民规，随着大陆政权的的不断更替，这些治理香港华人的法规制度并没能全部更新，以至于像纳妾这样的制度一直到1970年代才被废除。但另一方英国人需要香港成为一个自由的贸易港来扩张和维护帝国的利益，为了保障帝国利益又必须在香港推行法治等现代管理手段，没有这些现代的理念和手段来管理香港，香港和清王朝的沿海港口又有什么区别呢？再加之居住在香港的西方人处于自身社区安全的考虑以及对底层的人道关怀和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景，也在推动者香港社会的的不断改良。可以这样讲最开始很多年的香港一方面保留着很多中国大陆的社会习惯，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大陆的一些城市，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的统治又为香港带来了诸多的现代化的东西，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
对于英国人讲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其实在殖民地最初的100年对很多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英国人对香港最大的贡献就是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这使得香港得以免于内地政治动乱和战争，很多无路可走的人也在这儿找到了一块栖息地。试想一下曾经有多少清朝维新和革命人士曾经逃亡到香港，抗战和1949年的政权更替又有多少人逃到了香港，还有后来的大陆的大饥荒时期又有多少挣扎在死亡线边缘的饥民逃到香港。其实在1949年前中国人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的，即使英国人有一段时间要求非本地人士要有签证才能进入香港，但是这种限制从未加诸于中国人身上。
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香港更跟其宗主国属于西方阵营，随着西方对中国禁运开始，其作为中国转口港的优势瞬间消失。但是随着政权更替，大量的内地人涌入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香港顺势抓住了战后先进国家的第一次产业转移，利用本土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建立起了香港的加工制造业。随着本地工业的发展，劳资双方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工人的权益和福利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1966年和1967年香港爆发了两次大型的工人运动，尤其是1967年的工人运动受到内地文革和北京控制工会的影响演变成一场社会暴动，对香港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一些左派人士甚至在街头投放土质炸弹，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一个战场。
19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衰退，1973年香港又爆发股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据统计1975年全港共有20万人失业。社会生活方面贫富悬殊，多数香港人仍在为一日三餐奔波，1971年的时候香港还有十三万10至16岁的儿童及少年未能入学，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从事童工的经历。贪污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以警队最为猖獗，另一方面暴利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较之今日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足。
1971年英国人麦理浩就任港督标志着所谓“麦理浩时代”，也是很多香港人记忆中的“黄金十年”的到来，那是很多人眼里港督励精图治，港人奋发向上的十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意识诞生的十年。1974年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将廉政风暴从公务员队伍一直刮到工商界，不顾工商界包括亲北京的左派人士的反对颁布一些列保障工人健康，薪酬、福利的法律法规，提高和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津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广建公屋解决市民居住问题，广建公立医院为市民低通廉价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改善公共交通兴建地下铁，修建大量的公共的体育文化设施。政治上扩大市民的参与度，财政上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经济上支持码头扩建增加货柜吞吐量，成立理科院校培养技术人才，支持本地产业又劳动力密集型向多元化，在其任期内香港的电子产业飞速发展，到1979年香港有电子企业1041家，随着大量的社会建设的推行，香港的建筑业也得以飞速发展。推动金融业发展，奠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在政治上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了香港人的参与度，如增加立法局议席，在自身形象上麦理浩亦十分亲民，在其推动的“清洁香港运动”期间曾亲自参与清除海滩垃圾活动，1975年更是促成了英女皇访问香港。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麦理浩的十年社会改革并不都尽如人意，比如他的建屋计划并没能完全解决市民的居住问题，他的医疗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扩大政治参与也和给香港带来民主几乎不沾边，但是这十年却是香港人踏踏实实的能感受到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福利增加，社会进步，政府有为的十年。相较于一条河对面的中国大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和极端贫困之中，文革中武斗还能时不时从大陆飘来几具尸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香港才是他们最佳的安身立命之地，对香港的认同感也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也开始在这个时候步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在香港成长，习惯说粤语，青少年时代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熏陶，很多人接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如果说他们的上一代是成长于地道的中国文化，那么这一代人则是成长于中国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杂糅的杂种文化，就连他们的粤语也是土洋杂糅的。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崛起，粤语文化在1970年代开始赶超国语文化，粤语电影，粤语歌开始开始大面积流行普及，1971年香港只有一部粤语片，72年停产，但是1973年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却成为票房冠军，开启粤语片风潮，60年代国语歌是压倒了粤语歌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粤语歌反超了国语歌，电视节目也是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婴儿潮的一代已经占到了人口的多数，现代意义上的”香港人“诞生。
谈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麦理浩在香港推行大刀阔虎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是什么？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很多香港市民似都漠不关心，他们基本上不相信麦理浩真的有勇气和能力清楚腐败，麦理浩的诸多改革也是受到各种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的，他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些改革的呢？事实上1960年代的两次工人运动尤其是六七暴动对殖民地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麦理浩的前任港督也意识到必须改革，必须正面回应市民的呼声，麦理浩的一些改革只是继承和扩大了他前任港督的改革计划而已。另一方面外交官出生的麦理浩在1971年就任港督前就在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因为新界的租约到1997年就将到期，而香港未来的归属必将在1980年代定下来，而七十年代则是为未来中英谈判准备的十年，麦理浩认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愿意接受现状，但是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迟早会到来，只是越迟越好，具体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但是在中英谈判前他们能使香港繁荣、团结、满足，至少避免成为外界的笑话。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具有国际地位，具有高素质的教育、科技、文化的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进而使中国既能从香港得益（比方说49年后对香港食品和淡水的出口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之一），但这些利益和中国国内完全不同的条件，使中国不愿意收回香港，即使收回香港也会给香港一个特殊的地位（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可谓正中麦理浩下怀），这样就能保障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市民认同，这也是麦理浩改革的内在动力。
另外一个问题，今日的香港也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市民游行示威也是屡见不鲜，为何今日特首未能进行积极改革来改善现状呢？其实这也是今日的特首和昔日的港督的差别，相较今日特首常常受制中央，当时殖民地的港督具有很高的自主性，英国方面只要港督不给宗主国财政负担，不和中国搞坏关系，其他方面麦理浩具有很到的自主权，而当时的工商界和普通民众对港督的影响也逊于今日。战后殖民地政府财政状况一直良好，几乎年年有结余，到了麦理浩时代他已经有足够的财政实力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伦敦也不用担心香港成为其负担伸手向其要钱，经济的独立自然导致腰杆子的笔直。话虽如此伦敦和麦理浩在香港的改革依然绝非，你办事我放心那么简单，中间依然充满博弈。比方说当时香港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微薄，香港依靠廉价劳动力建立的纺织业对英国纺织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而当时英国是共党执政，公会对共党具有很强影响力，这样导致伦敦对麦理浩施压，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要求香港工人能享受到亚洲最高的工人待遇，这是英国提出的最低要求，但是麦理浩却当成最高要求来处理，很多人批评这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全面检讨其劳动薪酬和福利的机会。。在扩大参与度上，麦理浩依靠民间草根机构构建和谐社区，扩大立法局议席，但是这些议席却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委任产生。麦理浩为何又没能给香港带来一些真正民主的东西呢？这可能源于其改革的第二个前提不能和中国搞坏关系惹麻烦。倘若当时麦理浩进行民主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反对，后来彭定康在香港的民主改革就面临着这种局面，而且当时中国也害怕民主导致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当时国共两股势力在香港民真暗斗，选举产生的人选难以预测，开放民主必定导致两股势力牵扯其中，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分裂成亲共和亲国两派，把香港变成国共两党的有一个战场。
通过以上论述和后来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麦理浩的改革基本上达到了其目的，香港社会经济得以繁荣，而中国在收回香港后也给与了他特殊的地位，香港人对于香港的认同建立起来。在今日香港的政治框架下想再进行麦理浩式的改革实在不现实，用陈冠中先生的话说是殖民地的港督亲近资本，但不受制资本，而现在的特首既没有港督的威权，也没有民选的威信，现在的特首是由一个亲商界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性的靠拢资本家。香港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麦理浩，其实也不需要另一个麦理浩，香港需要的是一个普选的行政长官，香港的未来应当建立在普选的民主制度之上，中国亦如此。
（本文可以看做是对陈冠中、吕大乐等人对于香港历史现状的多篇文章的读书笔记，引用了他们的资料，也谈了个人的心得和观点。很多资料全靠本人记忆，难免出错，欢迎批评指正）
坊间一直流传英国人占领香港的时候，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近来的一些研究又指出实事并没如此，英国人登陆港岛的时候香港已经有数千居民，而且很多人是务农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此外还有近40间书院，实在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英国人占领香港后该如何统治这块衰落的大清帝国边陲的殖民地呢？很简单，一国两制嘛，英国人并没有对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兴趣，毕竟这只是帝国在远东进行贸易和殖民侵略的一个港口或者基地。于是最开始殖民者在香港的华人社会保留了大清律例和一些乡约民规，随着大陆政权的的不断更替，这些治理香港华人的法规制度并没能全部更新，以至于像纳妾这样的制度一直到1970年代才被废除。但另一方英国人需要香港成为一个自由的贸易港来扩张和维护帝国的利益，为了保障帝国利益又必须在香港推行法治等现代管理手段，没有这些现代的理念和手段来管理香港，香港和清王朝的沿海港口又有什么区别呢？再加之居住在香港的西方人处于自身社区安全的考虑以及对底层的人道关怀和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景，也在推动者香港社会的的不断改良。可以这样讲最开始很多年的香港一方面保留着很多中国大陆的社会习惯，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大陆的一些城市，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的统治又为香港带来了诸多的现代化的东西，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
对于英国人讲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其实在殖民地最初的100年对很多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英国人对香港最大的贡献就是给香港带来了法治和稳定，这使得香港得以免于内地政治动乱和战争，很多无路可走的人也在这儿找到了一块栖息地。试想一下曾经有多少清朝维新和革命人士曾经逃亡到香港，抗战和1949年的政权更替又有多少人逃到了香港，还有后来的大陆的大饥荒时期又有多少挣扎在死亡线边缘的饥民逃到香港。其实在1949年前中国人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的，即使英国人有一段时间要求非本地人士要有签证才能进入香港，但是这种限制从未加诸于中国人身上。
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香港更跟其宗主国属于西方阵营，随着西方对中国禁运开始，其作为中国转口港的优势瞬间消失。但是随着政权更替，大量的内地人涌入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香港顺势抓住了战后先进国家的第一次产业转移，利用本土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建立起了香港的加工制造业。随着本地工业的发展，劳资双方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工人的权益和福利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1966年和1967年香港爆发了两次大型的工人运动，尤其是1967年的工人运动受到内地文革和北京控制工会的影响演变成一场社会暴动，对香港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一些左派人士甚至在街头投放土质炸弹，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一个战场。
19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衰退，1973年香港又爆发股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据统计1975年全港共有20万人失业。社会生活方面贫富悬殊，多数香港人仍在为一日三餐奔波，1971年的时候香港还有十三万10至16岁的儿童及少年未能入学，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从事童工的经历。贪污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以警队最为猖獗，另一方面暴利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较之今日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足。
1971年英国人麦理浩就任港督标志着所谓“麦理浩时代”，也是很多香港人记忆中的“黄金十年”的到来，那是很多人眼里港督励精图治，港人奋发向上的十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意识诞生的十年。1974年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将廉政风暴从公务员队伍一直刮到工商界，不顾工商界包括亲北京的左派人士的反对颁布一些列保障工人健康，薪酬、福利的法律法规，提高和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津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广建公屋解决市民居住问题，广建公立医院为市民低通廉价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改善公共交通兴建地下铁，修建大量的公共的体育文化设施。政治上扩大市民的参与度，财政上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经济上支持码头扩建增加货柜吞吐量，成立理科院校培养技术人才，支持本地产业又劳动力密集型向多元化，在其任期内香港的电子产业飞速发展，到1979年香港有电子企业1041家，随着大量的社会建设的推行，香港的建筑业也得以飞速发展。推动金融业发展，奠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在政治上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了香港人的参与度，如增加立法局议席，在自身形象上麦理浩亦十分亲民，在其推动的“清洁香港运动”期间曾亲自参与清除海滩垃圾活动，1975年更是促成了英女皇访问香港。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麦理浩的十年社会改革并不都尽如人意，比如他的建屋计划并没能完全解决市民的居住问题，他的医疗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扩大政治参与也和给香港带来民主几乎不沾边，但是这十年却是香港人踏踏实实的能感受到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福利增加，社会进步，政府有为的十年。相较于一条河对面的中国大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和极端贫困之中，文革中武斗还能时不时从大陆飘来几具尸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香港才是他们最佳的安身立命之地，对香港的认同感也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也开始在这个时候步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在香港成长，习惯说粤语，青少年时代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熏陶，很多人接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如果说他们的上一代是成长于地道的中国文化，那么这一代人则是成长于中国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杂糅的杂种文化，就连他们的粤语也是土洋杂糅的。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崛起，粤语文化在1970年代开始赶超国语文化，粤语电影，粤语歌开始开始大面积流行普及，1971年香港只有一部粤语片，72年停产，但是1973年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却成为票房冠军，开启粤语片风潮，60年代国语歌是压倒了粤语歌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粤语歌反超了国语歌，电视节目也是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婴儿潮的一代已经占到了人口的多数，现代意义上的”香港人“诞生。
谈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麦理浩在香港推行大刀阔虎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是什么？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很多香港市民似都漠不关心，他们基本上不相信麦理浩真的有勇气和能力清楚腐败，麦理浩的诸多改革也是受到各种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的，他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些改革的呢？事实上1960年代的两次工人运动尤其是六七暴动对殖民地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麦理浩的前任港督也意识到必须改革，必须正面回应市民的呼声，麦理浩的一些改革只是继承和扩大了他前任港督的改革计划而已。另一方面外交官出生的麦理浩在1971年就任港督前就在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因为新界的租约到1997年就将到期，而香港未来的归属必将在1980年代定下来，而七十年代则是为未来中英谈判准备的十年，麦理浩认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愿意接受现状，但是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迟早会到来，只是越迟越好，具体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但是在中英谈判前他们能使香港繁荣、团结、满足，至少避免成为外界的笑话。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具有国际地位，具有高素质的教育、科技、文化的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进而使中国既能从香港得益（比方说49年后对香港食品和淡水的出口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之一），但这些利益和中国国内完全不同的条件，使中国不愿意收回香港，即使收回香港也会给香港一个特殊的地位（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可谓正中麦理浩下怀），这样就能保障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市民认同，这也是麦理浩改革的内在动力。
另外一个问题，今日的香港也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市民游行示威也是屡见不鲜，为何今日特首未能进行积极改革来改善现状呢？其实这也是今日的特首和昔日的港督的差别，相较今日特首常常受制中央，当时殖民地的港督具有很高的自主性，英国方面只要港督不给宗主国财政负担，不和中国搞坏关系，其他方面麦理浩具有很到的自主权，而当时的工商界和普通民众对港督的影响也逊于今日。战后殖民地政府财政状况一直良好，几乎年年有结余，到了麦理浩时代他已经有足够的财政实力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伦敦也不用担心香港成为其负担伸手向其要钱，经济的独立自然导致腰杆子的笔直。话虽如此伦敦和麦理浩在香港的改革依然绝非，你办事我放心那么简单，中间依然充满博弈。比方说当时香港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微薄，香港依靠廉价劳动力建立的纺织业对英国纺织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而当时英国是共党执政，公会对共党具有很强影响力，这样导致伦敦对麦理浩施压，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要求香港工人能享受到亚洲最高的工人待遇，这是英国提出的最低要求，但是麦理浩却当成最高要求来处理，很多人批评这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全面检讨其劳动薪酬和福利的机会。。在扩大参与度上，麦理浩依靠民间草根机构构建和谐社区，扩大立法局议席，但是这些议席却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委任产生。麦理浩为何又没能给香港带来一些真正民主的东西呢？这可能源于其改革的第二个前提不能和中国搞坏关系惹麻烦。倘若当时麦理浩进行民主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反对，后来彭定康在香港的民主改革就面临着这种局面，而且当时中国也害怕民主导致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当时国共两股势力在香港民真暗斗，选举产生的人选难以预测，开放民主必定导致两股势力牵扯其中，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分裂成亲共和亲国两派，把香港变成国共两党的有一个战场。
通过以上论述和后来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麦理浩的改革基本上达到了其目的，香港社会经济得以繁荣，而中国在收回香港后也给与了他特殊的地位，香港人对于香港的认同建立起来。在今日香港的政治框架下想再进行麦理浩式的改革实在不现实，用陈冠中先生的话说是殖民地的港督亲近资本，但不受制资本，而现在的特首既没有港督的威权，也没有民选的威信，现在的特首是由一个亲商界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性的靠拢资本家。香港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麦理浩，其实也不需要另一个麦理浩，香港需要的是一个普选的行政长官，香港的未来应当建立在普选的民主制度之上，中国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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