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 评论(6) | 标签:软实力, 差距, 王冲, 章立凡
（为《差距》一书作序）
一片反日砸车声中，开卷读这部书稿，仿佛夏日饮冰。作者王冲先生因工作关系周游世界各国，将所见所闻娓娓道来：美国的民主、日本的国民素质、德国的效率、俄国的务实、瑞典的福利、以色列的智慧……，解析丝丝入扣，品之口有余甘。愿略借他几张页面，与读者谈谈我读此书引发的思绪。
新闻记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读此书稿，常有种“被撞了一下”的感觉，很多问题与作者想到一块了。他的工作是新闻，我的专业是历史，两个貌似相去甚远的行当，有此灵犀不谓无由。
今天的新闻，明天就开始变旧，最终将变成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从结绳记事到甲骨碶刻，记者与史家原是同一工种，后来才逐渐有了分工。记者是新闻记录者和观察者，史家是旧闻编纂者和研究者。二者的工作对象虽不在同一时空，工作性质却十分相近。
人们熟悉的一些著名记者，退休后转型为历史学者。例如老报人陶菊隐、徐铸成、萧乾诸先生，从长期记者生涯的深厚积累中提取精华，留下了不少文史著述。当今最成功的范例，是老记者杨继绳先生，其著作填补了当代史研究的重大空白。
王冲年富力强，网上资料称其为“资深国际事务记者”，其实年方三十七岁，更“资深”者肯定大有人在，难得的是他那份老成冷峻。从字里行间的思考中，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贵的潜质。
缺乏软实力：就永远是“世界工厂”
2012年反日游行，钓鱼岛还没收回，中国人自己先打起来了。爱国愤青们砸了上千日系车，不仅同胞财产受损，日资企业的损失也得赔偿。这笔帐当局是怎么算的，我搞不明白，但赔偿肯定得由纳税人负担。难怪有句老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其实是一种悲哀。以中日贸易为例，利润大都流向日本，中国不过赚了点加工费。去年日本海啸过后，今年原本有望扭转连年逆差的局面，现在是彻底没戏了。
那么，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呢？作者说：“看着北京、上海的大街上的本田、丰田、日产，使用着佳能、尼康、索尼的产品，中国人实际上很难找到胜利的感觉。敢问，2009年日本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比1936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鉴于此，有日本人说，中日不会再度开战，因为日本通过战争未能得到的利益，早已在中国得到了。”
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者却认为，中日经济差距至少有50年，因为技术差距至少50年。技术的差距，就意味着经济的差距；技术水平赶不上去，就难免处于给人“打工”的地位。中国在亚洲最大的优势在于经济，但经济上的强势并没有开花结果。这个角度的观察，我十分认同。
强国软实力：源自思想自由
身为记者，作者善于从别人的故事中捕捉秘密。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奥兹讲述的两段经历，解开了犹太民族在强敌环伺下的生存玄机。
一是奥兹发表反对政府决策的主张后，奥尔默特总理邀他到总理府喝咖啡（章注：不是“请喝茶”），激辩一个半小时，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二是奥兹坐出租车被司机认出，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司机滔滔不绝陈述观点，他只有听的份儿。奥兹先生告诉作者：“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作者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强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仅仅有过两次：一次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到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次是清末开始的中西文化对撞时代，历经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后重新定于一尊。
不容异见的国度，经受不起思想的自由交锋碰撞，也不会拥有真正的软实力。思想上的一元化会扼杀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这样的常识常常被有意忽视。
国民教育：强国的“底层设计”
前一时期热议改革的 “顶层设计”，我曾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教育制度从根本上就不是为公民社会设计的，只是为大机器生产标准件，不需要独立思考。无论是官是民，都是同一教育生产线的产品。没有坚实的“底层设计”，再好的“顶层设计”恐怕也是空中楼阁。
书中以不少篇幅谈国外教育。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二战后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颁布《儿童福利法》，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日本的诚信教育，从家庭到学校、企业，贯穿于人的一生。作者感慨道：“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她竞争？”
作者认为，国与国差距的根本在于人，人的差距根本在于教育，教育在幼儿阶段就出现的微小差别，会在未来无限放大，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得越远，散射越大，影响面越广。国家的强大与否、国民的幸福与否根本不是制度，而是制定制度、遵守制度的芸芸众生。人始终是一切变数中最大的要素。
有比较才有鉴别，书中也谈及教育投入对比：2010年中国教育支出2159.9亿元，平均每人不到200元；以色列人均教育支出近10000元人民币，是中国的50倍。而中国每年维稳支出达到7000多亿，是政府教育投入的2.5倍。
我的感慨是：维稳与教育投入的反差，昭示了制度设计上的本末倒置：底层设计越差，维护顶层稳定的成本就越高；头重脚轻的体制，难免有倾覆之虞。
弱国无外交：强国有乎哉？
作为国际事务记者，作者对中国对外关系有较多的观察。他谈及建政之初外交部门有一批记者出身的官员，记者也大大帮助了外交事业。而今，外交越来越专业，和其他行业的交集也与越来越少，外交和传媒之间的互动也欠缺了许多。他直言外交工作中有“弱国心态”：“太在意别人的话,对外界的表扬心花怒放，对外界的批评心生郁闷”。
我由此联想起胡耀邦对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胡在谈到外事工作改革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
作者详尽分析了日本在与邻国中、俄、韩的岛屿争端中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的历程：“和中国的大度相比，日本在岛屿问题上可谓锱铢必较，这么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因素。” 作者还认为：“联俄抗美”将是中国最大的战略错误，并指出中美之间软硬实力的差距：
除了硬实力的差距，软实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可以携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横扫全球，可以用好莱坞大片吸纳各国主流人群的关注，可以用ipad等产品让大家自愿打开钱包，但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杀手锏，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这段话令人彻底无语。环视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孤立状态，过去常说“弱国无外交”，如今号称强国了，又当如何呢？
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吗？
作者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各州采访总统大选，采访过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是第一位采访奥巴马的中国记者。几年后再度赴美考察，又广泛接触了包括赖斯、伍德沃德在内的政界、媒体界人士。
作者认为：性格即命运，国民性即国家的命运。美国人的性格造就美国式民主，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美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读至此不免掩卷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呢？我们有权选择命运吗？
近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普世价值的波澜，不仅反对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宪政，甚至连公民社会都成了“西方陷阱”。持此论调者不是无知就是数典忘祖，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明确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 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靠普世价值的宣传赢得了民心，夺取了天下。坐定江山之后，这套承诺被抛诸脑后，走上了“一边倒”之路。以俄为师的党国体制令中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出苏式计划经济阴影，但至今尚未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魔咒。
对于历史上的“苏联模式”，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有着清醒的认识，作者引用了一句他的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读之不免扼腕再三：值此“大国崛起”之际，领导者太需要这样的见识，中国不应自外于人类共同文明。
睁眼看世界：百年中国学到什么？
这部书稿，犹如一部21世纪版的《新大陆游记》，读后既熟悉又遗憾。
清末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 的徐继畬、魏源、林则徐那一代人，虽以著述介绍泰西文明，毕竟没有亲历亲见；比起容闳、梁启超、孙中山等周游列国并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的思想者，对世界仍嫌隔膜。
清廷试行“新政”时，曾派大小官员赴欧美考察，涌现了一批游历者的日记、笔记和游记，视角观点见仁见智，有的见树木不见森林，有的见森林不见树木。而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有真知灼见者，无人能超越政治流亡者梁启超，难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政改奏折却要请朝廷通缉要犯梁启超捉刀。
竞争，就是学习并超越强者；出国考察，要派“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据说21世纪是个学习型社会，以改革的名义出国考察，成了当今公款旅游的主要项目。但除了疯狂购物、随地吐痰和冶游红灯区开发票之外，我不大清楚官员们学到了什么？
自19世纪中叶起，闭关锁国的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学坚船利炮等科学技术，逐渐接受了自由贸易，学习宪政制度；后来转而以俄为师专搞社会主义，孤立三十年闭门造车，最终不得不重新改革开放……。一个多世纪中，中国历史走了个大循环，诚如黑格尔所言：“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一个不会学习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软实力的。我们还要再循环一百年吗？
2012年11月29日 风雨读书楼
注：本文是为王冲《差距》一书所作的序言，发表时略有删改。
《差距》：王冲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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