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南巡和1月初两个内部讲话，代表新中央的大政方针。胡德华2月底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对这两个内部讲话严厉批评，近日成为媒体热点。探究一下两个讲话的背景，会得到不寻常的答案。
今年1月18日，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十年磨一剑”完成的58万字《邓小平时代》，删去5.3万字，由三联出版社在大陆发行简体版。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层斗争和六四内容自然是删除重点，但是简体版仍然保留了六四的部分章节，这是89之后首次破禁。
据说简体版的出版发行获得新君习近平的亲批，当然是得先机者的鼎力推荐。
林京耀向傅高义介绍“左王”邓力群的大本营
作者在前言《探寻邓小平》中，列举了他在中国采访过的长长的人物名单，其中有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学者林京耀。林是邓力群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时期反对邓力群的著名人物。据他回忆，他接受傅高义采访，详细介绍了胡耀邦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邓力群把持之后，反而成为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总书记胡耀邦的大本营。邓力群专门在研究室成立一个班子整理胡耀邦的黑材料。1987年1月10日薄一波受邓小平之命，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连续6天的批斗胡耀邦的生活会，邓力群做了长达两个半天的主体批判发言，就是长期准备的结果。
1982年邓力群曾经让研究室下发过（82中研发9号）文件《特区的八个问题》，指责特区有“合资企业工资高”、“丧失主权”、“租界倾向”、“不能把特区办成第二个香港”等八大问题，当时的广东书记处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到北京，亲口对林京耀说：“这是给我们总结的八大罪状！”但是得到反对特区的北京大人物的支持，陈云在一份外经部“来料加工“文件上批示：“内销一寸都是卖国。”姚依林说他的脚绝不踏上特区土地。邓力群让研究室还搞过一个“雇工就是剥削”的文件，受到室务委员、理论组组长林子立的反对，当场与邓力群吵了起来，这个文件没有被书记处通过，但是林子立、林京耀清污时期都上了邓力群在中宣部搞的“百人以内黑名单”。
傅高义写邓小平与谁合作？
1987年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解散邓力群把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改名为《求是》。赵紫阳后来又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特别说明和书记处研究室不一样。
被捣了老巢，邓力群派系把赵紫阳恨之入骨，称胡耀邦是“说资本主义的”，而赵是“干资本主义的”。六四屠杀之后，邓力群重新成立了左派意识形态大本营——“当代中国研究所”，算是一吐胸中的恶气。
傅高义采访林京耀之后说：“真不好意思，我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的部门就是当代中国研究所。”
傅高义说他先后在中国采访了12个月，“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年住了五个月，2007年一个月，2008年数周，2009年一个月，2010年数周。”双方签了合同，合作方式就是全部由“当代中国研究所”接待和买单。
傅高义长长的采访名单中还有一批胡耀邦、赵紫阳的老部下：杜润生、李锐、任仲夷、吴南生、陈一谘、郑仲兵、张显扬等。估计他们接受傅高义采访后，得到了和林京耀相差无几的回答。
朱佳木与邓力群的一所一会
傅高义前言《探寻邓小平》中，多次提到并且深表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朱佳木的父亲是中共副部级老干部，1935年陕北肃反错抓刘志丹，错杀200多人的主要责任人朱理治。朱佳木文革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75年被邓力群安排进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该室解散后又安排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胡乔木的秘书。1980年06月至1981年08月，邓力群又把他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
研究室简报组编辑的简报只发到政治局、书记处、中纪委第二书记、中顾委常委、还有党内的副委员长。因为发的范围很小，很多被简报点名的人，本人根本不知道。简报密度之高，令人吃惊，1983年已发到900多期。“清污”期间，简报发了上百期“思想战线情况专辑”，李洪林、阮铭、郭罗基都是此时被点名，上了中宣部“百人以内黑名单”的。
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由林京耀编辑的《调查和研究》发至省部级，1980年12月刊登林京耀文章《认识新事物，创造新事物》，题目受到胡耀邦在黑龙江讲话的启发。朱佳木给邓力群写信告状：此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邓力群下令将该期全部收回。林京耀也给邓力群写信，说“我的文章的‘错误’都是朱佳木读出来的。”朱佳木成为研究室公认的邓力群最疯狂的打手。
1981年8月朱佳木借助邓力群之力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分配给陈云当秘书。几年之后因为违反纪律，被陈云下令赶出。邓力群立即将他安排到天津港务局过渡。两年之后1987年又调回北京社科院研究生院。此后经过近十年在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过渡，2001年12月提拔他为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
深居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绿色的中式大屋顶，富丽堂皇，即是垄断国史研究和出版的独立王国，也是教育、宣传国史的重镇，该所可以直接招收外国留学生博士生。它主办中国唯一国史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国家一级社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还担负联系与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国史研究工作的责任。1990年该所成立时，邓力群的另一名亲信段若非还在该所创办了一份当当响的左派杂志《当代思潮》，99年因为猖狂反对江泽民的“七一讲话”“让资本家入党”，和另外几份左派杂志一起被封杀。不久当局就准许复刊，但是始终不见再次出笼，据说是因为宋平为他们筹集的钱，剩余部分被分光了。
该所直到2011年5月12日，才变更了隶属关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接管理的研究所。据说这与“左王”邓力群失聪失明完全丧失思维能力有关，这位十三大被王震向邓小平举荐为总书记的人选，已经是久住北京医院北楼的植物人。2012年4月9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免决定：朱佳木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职务。据知情人讲，朱佳木一而再争取退休前能够获得正部级升迁的努力，在社科院受阻后，到中央党校担任正部级副校长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如果邓力群还能理事，结果当然会不同。
十八大前谁占了先机？
2月27日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习近平的老乡，在红二代里被称为“中右”的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发言十分耐人寻味，她说：“我觉得对近平他们一代新的领导人，既抱有希望也不能抱有绝对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那天就说了，德平大哥呀，你有责任，你难道没责任吗？人家近平没找任何一个红二代，先找了你了（指2012年7月23日的见面），先找你和你谈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明白了吗！他那个南方讲话和前30年后30年，我们在座的公知们，拿笔杆子的人有没有责任？有些人给他做了工作，人家十八大前上了五、六个折子给他，让他警觉起来，让他讲话的时候要注意，包括“前30年后30年”，都是人家不断的去渗透，去影响，占了历史的先机，我们占了吗？我们没有占历史的先机，没有历史的主动性，那你就等着挨打，你就等着你失望。”
据悉，像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的胡德平、马晓力这样的红二代，属于极少数，超过不了10%。而90%的红二代，都是当今的深度毛粉。不但是毛泽东，也是薄熙来的拥趸。而胡德平三弟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赢得满场喝彩和掌声，讲的那个老四中精英饭局骂架的故事，正是红二代意识形态分裂的生动写照。
至于那位占了历史先机，十八大前不停给习近平上折子、去渗透，去影响的人物，正是邓力群最为器重的、如今官场不尽如意的朱佳木。
朱佳木也正是“两个30年”的始作俑者。
邓力群嫡系朱佳木是“两个30年”的始作俑者；前编译局长衣俊卿因为发掘出“三个自信”，功在今上；“两个一百年”则是红二代的赶超梦。9号文件要为 “中国梦”保驾护航，胡德华的发言上网成为中国新的思想解放的先声。
5月13日《求是》附属的《红旗文稿》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的文章《说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是误解》，称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本是官方宣讲习近平1月5日党校讲话，阐述“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30年”的重头理论文章，但是因为立论荒谬、事实虚假，立即引发微博群起质疑，以至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化作笑柄。
6月17日，迟迟被推上网的胡德华在《炎黄春秋》的讲话，一天爆红网络，被看作是宪政派的反击。这样围绕习近平的两个内部讲话，左右思想交锋必不可免，这是自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中国35年未见到的思想大变局。
《炎黄春秋》对阵“二报一刊”
2月27日《炎黄春秋》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与会者近200人。90岁的老社长杜导正从“新中央100天”谈起，对习近平新南巡和党校两个内部讲话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令满堂的饱学之士群情激昂，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会议结束不了，午餐席间，继续发言者不断。笔者曾以“新政遭遇董狐笔”来评说。
据悉，这个会议迅速被上报中央，遭到来自高层的极为严厉的批评。4月22日中办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下发，该文件摆出七方面突出问题，可以说是张开七张大网，挖下七大陷阱，《炎黄春秋》与之对照，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请君入瓮。
作为中共党内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界在六四屠杀之后，开辟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舆论阵地，无论编者、作者和读者，自我要求都是不能退却，要坚持和发扬的依然是“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要寻求和表达的依旧是“以史为鉴”的真知灼见。
9号文件下达后，以卫道士面貌高调出笼的文章层出不穷，来势凶猛，“二报一刊”的文革局面又重现江湖，中共中央党报党刊的两个子报子刊《环球时报》、《红旗文稿》成为左派舆论的先锋阵地。李慎明貌似是领军人物，被中纪委规定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必须观看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片，就是他领头搞出来的“力作”，他是顾问兼理论带头人。被历史学教授张鸣评价“这所谓吸取苏联教训的片子放到俄国去，不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居安思危》系列又推出了新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四、六集两个版本，刚出笼即遭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左凤荣的痛批。
不论是副院长李慎明，还是教授杨晓青，在左派理论界只相当于吹鼓手。教师爷级别的，还得正本清源，认祖归宗。当代中国研究所是中国社科院这个意识形态左派大本营中最高、最坚固的堡垒。由它生产出的“两个30年”就是“中国梦”的内核，核中核就是重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没有这个核中核，谁也“自信”不起来。
2007年出笼的“两个30年”为谁而备？
2007年，当代中国研究所为十七大准备的课题“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相互关系”已经完成。以朱佳木个人署名的长篇论文《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此后这个论题即便不是“天天讲，月月讲“，也是经年不断地讲。
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有与之相关的重大课题，就是重作“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推翻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七开”，推翻对文革十年的全盘否定。早在2005年12月23日，社科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2周年出版了军队作家王波大校的新书《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二——中共中央发起解放战争的决策过程》，并再版了他的旧作《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在出版社与总后联合举行的发行座谈会上，朱佳木代表社科院出席并讲话，他对当前史学界对毛泽东这两大决策巨大争议的对与错避而不谈，中共改革家杜润生就说过“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建国后犯下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错误，可以以罪论处”。朱佳木极力称赞毛泽东“作为一位军事统帅的超人胆识和雄才大略。”他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把丑化革命领袖、歪曲党和国家的历史做为颠覆共产党领导、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之一。前苏联由于妖魔化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便是前车之鉴。”要“防止前苏联发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大张旗鼓为红二代注入“打江山坐江山“的精神和血统补剂。
朱佳木还有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论点：“绝不能因为前30年有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60年大庆，临时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以这个方阵统帅毛、邓、江、胡的四代领袖像组成的四个方阵，这可能是朱佳木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理论成果，在十七大时期取得的最突出的政治效应。但是当晚江泽民“夜不能寐”，给中央写了信，明确提出还是要区分两个不同阶段，他写道：“前三十年跌宕起伏；后三十年稳步发展。前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因为高层分歧，2011年12月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胡锦涛还是坚守住1981年邓小平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11年9月26日至28日，由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一届国史学术年会，在重庆召开。9月27日薄熙来出席年会，朱佳木大会发言公开为重庆模式站台。
2012年是十八大年，朱佳木仕途遇挫。但是他在“两个30年”的理论里，已经集中注入十八大因素，也就是毛泽东的因素。就是用毛泽东的矛刺邓小平的盾。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的“猫论”，发展到1992年南巡讲话，就是“不问姓资姓社”。但是朱佳木公开宣扬“改革开放一定要问姓资姓社”，他痛斥：“谁讲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就被指责是‘问姓社姓资’，是‘反对改革开放’。”他还用邓小平自己的矛，刺邓小平自己的盾。帮助邓小平起草“四项基本原则”的胡乔木都认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互矛盾。临死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从宪法序言中取消。”因此被降低遗体告别式的规格。朱佳木在两个“理论导师”中，选择终身站在死硬立场的邓力群一边。朱佳木说：“邓小平所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并非‘不问姓社姓资’”，而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到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标准。”
红二代的崇毛情结
学者王康从重庆来北京，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新政半年，重庆老百姓中，拥护薄熙来的人，从60%，上升到70%。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一个样。
知识界这才认真思考薄熙来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思考来，思考去，只有毛主席是党的正资产，没有他老人家，我们的党还在黑暗中摸索。”
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从2011年就开始考察军政两界中的红二代对毛泽东的情感，竟然超过自己的生身之父，他们的父母被毛泽东整得那么惨，有杀父之仇，有杀母之恨，竟然拥毛，崇毛，这是一种天下情怀吗？李伟东用一句歌词表达“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红二代中的更多人把自己视作党产。毛泽东是他们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没有毛泽东，他们什么也不是。共产党的权力，是毛泽东传承下来的。
傅高义要写《胡耀邦传》？
今年傅高义应邀参加博鳌论坛。结束后在上海召开了关于大作《邓小平时代》的座谈会。应邀出席的《胡耀邦年谱》的作者，“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社科院学者李胜平当场指出，傅高义在书中对胡耀邦的描述不真实，全书硬伤有30多处。这位美国学者支吾其词，说他也准备写一部《胡耀邦传》。
据说傅高义的采访资料，没有采用的竟然多达三分之二，已经都整理出来，有50公分厚，他允许学者阅读，但是发表要等50年以后。
这位中国通心中自然明白，崇尚信史的中国人，会期待阅读他舍弃的这一大批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是不会期待他有生之年，作为中国政府和社科院的常客，再写出一部《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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