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段歷史看社會進化

(Ajin 開口)

「計畫性的歷史」存在嗎？或者歷史全是偶發性的？

用數統語言來說，歷史是隨機性 (Stochastic) 或 決定性 （Deterministic）？

用物理學派來說，歷史是卜郎克派或愛因斯坦派?

用政治意識型態來區分，歷史是在馬克斯（極左的共產）與希特勒（極右的法西斯）兩極間的震盪嗎？

任何的旋轉都是靠著「力偶」，就是如轉動一個手把，鑰匙，需要不同方向的對稱力。那麼歷史進行軌跡是螺旋前進，既輪轉又向前嗎？

底下兩篇同性質的好文章是腦部體操的好作品。

這兩篇若放在：
歐洲與日本，是屬高中後期的讀物。
美、加，是大學通識教育範圍
多數的「一個中國」，大概根本不可能被列入必讀書單上的。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527/c27gessen/zh-hant/

納粹黨與布爾什維克異同之爭

瑪莎·格森 2013年05月27日

莫斯科——僅僅說猶太人應當被製成燈罩這句話，並不讓你成為反猶分子，一位知名的專欄作家最近就這樣宣稱。而且，僅僅因為納粹黨和蘇聯共產黨都是極權政體，並不意味著二者之間存在可比性。這類辯論和反辯論，以及有關的變異論點，在最近幾周佔據了俄羅斯的博客、社交網站和一些傳統媒體的論壇。

爭論始於自由派人士列昂尼德·戈茲曼(Leonid Gozman)撰寫的一篇博文，他把史達林時期的反間諜機構Smersh與納粹黨衛軍(SS)等同起來，Smersh是「間諜之死」俄文的首字母縮寫。戈茲曼發表這篇博文，是因為一部關於Smersh的短篇電視連續劇在二戰結束紀念日播出。他讓讀者想像一部短篇電視連續劇，把德國黨衛軍官員描繪成「誠實的士兵，表現出不同凡響的勇氣和自我犧牲精神。」他寫道，不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德國，都不可想像拍那樣一部電視劇，因為「即使是在那段可怕的歷史許多年之後出生的德國人，也仍以黨衛軍制服為恥。」戈茲曼寫道，然而Smersh官兵是和黨衛軍隊員一樣的罪犯，「他們沒有帥氣的制服，但那是他們與黨衛軍唯一的重大區別。」

在俄羅斯，沒有比這個認為蘇維埃和納粹在道德上等價的暗示更能挑起爭議的說法了。親克林姆林宮的政治分析師謝爾蓋·馬爾科夫(Sergei Markov)指責戈茲曼犯了不是一個、而是七個錯誤。「的確，納粹和蘇共是極權主義的兩種表現，」馬爾科夫寫道。但是，「共產黨是在嘗試建立一個人道主義社會」，只是「選擇了不合適的、不人道的方法」，而「納粹從一開始的目標就是不人道的。」馬爾科夫寫道，這是戈茲曼的第一個錯誤。

 馬爾科夫繼而寫道，戈茲曼還犯了一個「身份錯誤」。他補充道，「對一個世界公民來說，士兵為哪個國家打仗無關緊要，但對一位國家公民和愛國者來說，就太重要了。Smersh捍衛的是我國人民，而黨衛軍屠戮的是我國人民。作為世界公民的戈茲曼或許不在乎，但我們很在乎。」馬爾科夫寫道，戈茲曼的另一個錯誤是，他忘記了如果德國打贏了二戰，那麼他的祖先就都會被殺死，這是在轉彎抹角地說戈茲曼是猶太人。

《共青團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是俄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專欄作家烏裏揚娜·斯科伊別達(Ukyana Skoybeda)在該報上發表了同樣的觀點，但用的是更充滿火藥味的語言。她指責戈茲曼和其他自由派人士「重審歷史的目的，是為了拆毀我國的根基。」她建議，如果納粹如願以償，把他的祖母變成了燈罩，也許會更好。(該報後來刪掉了有關燈罩的這句話，但那是在文章被瘋傳之後。)

一個監管機構介入並譴責了《共青團真理報》，但並非因為人們所料想的原因——關於燈罩的話，而是因為該報引用了戈茲曼的話，稱黨衛軍和Smersh總體上沒有太大區別。現在國家杜馬已經下令調查，負責一家政府資助的慈善機構的戈茲曼是否真寫了那樣的話，儘管他的博文仍舊可以訪問，而且其作者也是毫無疑問的。

隨著批評的風潮不斷加劇，斯科伊別達最終不得不就燈罩的言論表示道歉。在一篇新的專欄文章中，她為寫出「我因為對手的親屬沒有死在戰爭中而有時感到遺憾」這句話表達了歉意。但她繼續寫道，對她言論的反應令她吃驚。「如果法西斯贏得了戰爭，猶太人將被做成燈罩和其他東西，難道不是嗎？」

「我最驚訝的是，我的言論似乎冒犯了所有猶太人，」她寫道，並補充說，「人們沒搞明白，我這樣寫，不是對納粹的做法表示支持，而是對那些想貶低蘇聯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的人表示反對，他們想盜走俄羅斯最後的精神支柱。」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勝利，在俄羅斯被視為偉大衛國戰爭中蘇聯的勝利，這場勝利是上個世紀唯一的毫不含糊地正面的歷史事件。因為蘇聯的歷史大部分還未得到認真審視，那場勝利——俄文就簡單地稱之為「勝利」——已經與整座蘇維埃大廈密不可分。似乎是若要頌揚和讚美「勝利」，就不可能不頌揚和讚美蘇維埃政權和該政權的武裝力量，包括秘密員警，甚至還包括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事實上，任何用區別的、細膩的視角來看待蘇聯戰爭時期的嘗試，都被認為是對「勝利」本身的攻擊。這是俄羅斯為自身設下的一個歷史陷阱，而每年它在其中越陷越深。

Masha Gessen是在莫斯科的一名記者，著有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傳記《無臉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Face)。

翻譯：林蒙克

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20928/cc27history/zh-hant/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相遇

王曉漁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09月28日

在中國近代史中，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相遇，不是邂逅，而是必然。

20世紀20年代，國民黨、共產黨、共產國際形成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對於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中國內地和台灣的歷史學家已有較為充分的研究，但是國民黨和共產國際早年的親密關係卻被忽略。

蘇俄（本文將蘇俄和蘇聯統稱為“蘇俄”）在1919年宣佈廢除帝俄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是在中國內地傳播至今的標準說法。這一說法屢被質疑，台灣學者唐啟華在《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一書中就已經指出這是一種“政治神話”，檔案顯示蘇俄並未放棄在華條約特權。

2012年5月，中國內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近代史專家李玉貞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一書，又再次完整地呈現了國民黨和共產國際之間的往來。作者以三十年的時間，閱讀了大量內地、台灣和俄羅斯的檔案文獻，不僅超越了此前的研究，恐怕在短期之內也後無來者。難得的是，李玉貞對於自己此前的研究也有深入反思，她坦承15年前的著作《孫中山與共產國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有“中毒”癥狀，比如以孫中山為核心把國民黨劃分為“革命”與“反革命”。

李玉貞指出，從“國家利益”來認識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對華政策，很多複雜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同理，從“黨派利益”來認識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政策，很多複雜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兩者的相遇，更多的是從各自利益出發各取所需的結果。

通過《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可以看出，在對華政策上，蘇俄比之帝俄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暨中國共產黨，蘇俄先後試圖與陳炯明、吳佩孚、馮玉祥建立聯繫。孫中山的一生，也是不斷尋求各種外援的一生，日本、美國、德國，不僅來者不拒，而且主動上門。1924年，孫中山從廣州北上北京，專門繞道日本。此外，孫中山曾有意聘請美國飛行員轟炸北京政府（日本實業家梅屋吉莊的曾外孫女小阪文乃所著《孫中山與梅屋莊吉》中提及，孫中山曾聘請日本飛行員訓練中國學員），他還有意向德國提供開採權以換得資金，但德國發現孫中山承諾的開採地方不屬於他的勢力範圍。李玉貞提醒讀者，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英文“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是“國際共同開發中國的計劃”之意。共產國際覬覦中國，孫中山渴望外援，最終他們相遇。

1920年代，蘇俄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外交，因為外蒙古和中東鐵路問題陷入僵局。蘇俄策動外蒙古獨立，北京政府拒絕承認；1919年蘇俄表示願意將中東鐵路無償歸還中國，但1922年又對此予以否認。在孫中山看來，北京政府的“國家利益”與國民黨的“黨派利益”相反，但蘇俄的“國際主義”與國民黨的“黨派利益”有相通之處，因此在這兩個事件上與蘇俄達成妥協。甚至在孫中山看來，破壞北京政府的“國家利益”，將有利於國民黨的“黨派利益”。《國民黨與共產國際》講到，孫中山曾經建議蘇俄，與其佔領中東鐵路，不如將這些兵力派去佔領新疆，然後成立中、德、俄聯合公司從事資源開發，實行蘇維埃制度。他還一度提出“西北計劃”，準備從西北進軍北京，顛覆中央政權，希望莫斯科能夠提供軍事援助。弔詭的是，國民黨未能實施的計劃，共產黨後來得以實現。

共產國際雖然沒有支持孫中山那些異想天開的計劃，但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如果沒有蘇俄的援助，孫中山能否戰勝陳炯明就是一個疑問。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先實現廣東自治，再謀求憲政統一，而孫中山主張立即北伐，推翻北京政府，實現武力統一，再由軍政進入訓政。1920年代的中國一度有兩條路，一條是“聯省自治”，一條是“黨國模式”。兩種理念孰優孰劣，暫且不論，僅從軍事實力而言，孫中山未必勝過陳炯明，但是在蘇俄的支持下，孫中山最終勝出。“黨國模式”最終戰勝“聯省自治”，蘇俄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蘇俄成功地運用了“國際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兩套話語，把自己介入中國事務稱為“國際主義”，把其他國家介入中國事務稱為“帝國主義”。同樣，國民黨把自己出於黨派利益與蘇俄的合作稱作“國際主義”，把與北京政府建立聯繫的各國稱作“帝國主義”。於是，出現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為。1923年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一方面表示要爭取“完全國家的獨立”，同時又表示“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蘇俄甚至成立“不許干涉中國協會”，主要從事與中國有關事務。“不許干涉中國協會”，似乎應該改名為“不許其他國家干涉中國內政協會”。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中寫，孫中山希望的世界格局是第二國際、共產國際和民族國際三分天下。第二國際是繼“第一國際”解散後，在1889年－1914年間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聯合發起的國際聯合組織；民族國際則是孫中山對“大亞洲主義”的設想，由中國擔任盟主，聯合亞洲被壓迫民族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國際組織。至於盟主是否會成為新的壓迫者，似乎不在孫中山的考慮範圍之內。不幸或者說幸運的是，民族國際只是設想，沒有成為現實。

雖然孫中山在與商團衝突的緊急關頭說過“以俄為師”的話，但是在絕大部分時刻，國民黨是“以俄為友”，堅持兩者的關係平起平坐。與孫中山傾向於“國際主義”不同，蔣介石批評在蘇俄的中共黨員“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為一俄奴耳。”蔣介石還說：“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而已。”當時，不乏將蘇俄稱作“赤色帝國主義”，這一稱呼頗為準確，蘇俄對此亦有所忌諱，多次要求國民黨對共產國際的援助保密，莫斯科中山大學曾要求中共調查哪些國民黨認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

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是互為工具。國民黨試圖獲得共產國際的軍事援助，學習蘇俄的組織方式，實現自己的黨派利益；共產國際試圖通過國民黨顛覆北京政府，獲得更多的國家利益。這是兩者合作的土壤，同時也埋下分歧的種子。

國民黨對蘇俄的意識形態並不認同。《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中透露，1923年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開篇即明確表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1924年，孫中山向國民黨黨員表示：“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沒有任何區別”，李玉貞認為這是為了平息一部分國民黨黨員對共產國際的懷疑乃反感。對孫中山而言可能不限於此，作為黨魁，即使沒有黨員的壓力，他也會注重理論的純潔性和主體性。把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相提並論，等於表示共產主義只是三民主義的一部分，三民主義是更完備的意識形態。但是《國民黨與共產國際》指出，共產國際的看法恰恰相反，共產國際把中國國民革命比為俄國1905年革命，只是革命的第一階段。所以，共產國際的標語“由孫文主義到列寧主義”，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則主張改為“由列寧主義到孫文主義”，這個細節充分說明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貌合神離。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合作，在“北伐”和“統一”（這兩個詞語均是國民黨的詞彙，如果從北京政府的角度來看，是以武力顛覆國家政權）前後遭到根本的挑戰。國民黨對階級鬥爭沒有興趣，在“北伐”過程中，中共主導的“土地革命”是國民黨無法接受的。隨著國共的分裂，兩黨在隨後的歷史中呈現出不同的一面。國民黨“統一”之後，將黨國模式從廣東推廣到全國，黨派利益和國家利益漸趨一致，與赤色帝國主義保持距離。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共產黨，彷彿此前的國民黨，把自己出於黨派利益與蘇俄的合作稱作“國際主義”。

20世紀20年代，“黨國模式”只是一個雛形，但未來已在這裡預演。李玉貞在《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雖然國民黨意識形態與蘇式共產主義並不相容，但是國民黨學會了“監視”和“鎮壓異見”的技術。書中有很多細節：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年輕學員的“江浙同鄉會”被指控為“反革命組織”；在“北伐”期間，地主自願來到農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前者與中共的“肅反”和“清洗”如出一轍；後者彷彿商人主動要求公私合營，以自願的形式“被自願”。

在中國內地，近代史學研究依然一邊使用“反帝”話語、一邊讚美“赤色帝國主義”，這種內在衝突的敘事依然是主流。如果耐心讀完這本近700頁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或許會改變這種看法，對國民黨、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間錯綜的關係有全面的認識。

王曉漁是學者，現任職於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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