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早前，中共学者主动挑起“宪政”论战，冀图彻底否定“宪政”、连根拔起“宪政派”。然而事与愿违，中共体制内外的宪政学者和改革派人士群起而攻之，再度暴露中共多年实用主义思想泛滥造成的理论贫弱。有观察人士分析，在实用主义思路的主导下，中共长期重实践而轻理论，形成以党政官员为核心的威权统治，权高位重者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垄断者。近年形成的局面更是中共总书记才能发展理论，理论发展完全由权力掌控。
事实上，中共尽管标榜是最为理论化的政党，但自始至终都是坚定的实用主义拥趸。从毛泽东提出的“痞子运动”、“工农武装割据”到邓小平的“实践检验真理”、“摸着石头过河”，中共一直自诩“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重视实际。不可否认，实用主义的确给中共打江山及保持执政地位立下汗马功劳。但同时由于太过陶醉在实践的成功中，对理论日渐轻视。而理论也更多地成为可以随实际需要变化、剪裁的外衣，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操作。一方面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一方面是理论成为权力的禁脔不可轻动，因此每每在社会变化时遇到各种观点、思潮挑战时常常令中共陷入被动。目前，新上位的习近平祭出“三个自信”，但同时又重新喊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政治口号，实用主义路线是否还会发生作用，相信在其看来也是一道难题。
权力垄断理论——危险的政治信条
“宪政”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共智囊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首先挑起当下这场“宪政”论战的杨晓青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中曾如此描述。事实上，对意识形态领域最为注重的中共历来倾向偏狭地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权力化，而最直接的结果即是对权力的绝对服从与崇拜。中共目前官僚主义盛行，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便是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绝对服从。领导即意味至高无上的理论权威和政令权威。这一实用主义和利益主义信条，成为纵容权力不受监督控制的重要所在。
在中国，各级党政官员意味着发号施令无容置辩。一切的政治生活即须听命于各级党委，而一把手的权威往往侵夺所谓的“集体领导”空间，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决定一切。这使得上至总书记、下至各地州府一把手都成为事实上的权力垄断者。而最为明显的便是以中共理论体系的创建，从毛泽东、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他们既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也因而掌握着最高的理论权威，尽管他们并非理论家。
而且，不独中共最高领导人，也不独在理论话语权中。地方党政一把手垄断话语，更可以在实践中树立官僚本位主义的权威。这一危险的状态极有可能反过来助张其狂妄，自以为手握“真理”便可以“一言九鼎”，以自己的方式操控一切，发号施令，不容反驳。然而在实际中，价值取向缺乏扎实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分析，各级官僚却可以“脑袋一拍”便强行令个人意志畅通无阻。理论权威完全被置换为权力权威的滥用。
从根源看，尽管中共体制内的理论论争从未结束，也并非全无建树，但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邓小平在南巡时所明确的更重在实践的实用主义态度“不争论”造成中共理论体系今时今日的羸弱。当“不争论”成为一种权力傲慢后，正如当年苏联解体所经历的那样，僵化的政治体系孕育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精英阶层信奉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思路决定他们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始终遵循严格的等级权威。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与当下的中共如出一辙。
毛邓开启实用主义传统
从中共长达92年的革命与执政史看，中共尽管自诩理论型政党，但却无疑也是最有权变意识的实用主义信奉者。从中共创党开始，历经毛泽东时期的革命思想积累以及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的摸索，在此期间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标杆性理论建树。然而，尽管自认继承者，但二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承继关系却未必如中共所宣扬的那样“严丝合缝”。相反，从事实上看，他们更愿意在实践中给予马克思最现实的发挥和拓展，也更愿意在中国的大实验场上“埋头行进”。
1927年的国共决裂令中共不得不走向独立领导城市工人暴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式。当时毛泽东因应城市暴动屡遭惨败的斗争形势，被迫转向井冈山并逐渐发展出工农武装割据割据思想。在此后的数年间，中共一方面坚持武装斗争实践，另一方面在党内不断褪去所谓国际主义派的势力，清除王明、李立三路线的影响。直到遵义会议“跳出”国际共产主义的掌控，树起独立自主的旗帜，都无不显现中共摆脱“教条”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桎梏。
日本侵华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更是借此树立个人权威。在此次运动中，他宣称将矛头对准教条主义，同时也是彻底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毛泽东实用主义思想的显现。他强调忠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现状，同时认为中国的革命情势是可以改变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坚信理论、推理只是活动的经验总结，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强调行动优于教条，经验优于僵化的原则。
“不断革命论”是晚年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最大发明”，它同样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范畴，但却成为其发动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左倾运动的祸源。“文革”后短暂的过渡期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本质上看更是为清除毛泽东错误残余的结果。
之后，邓小平因为开创性的两大贡献，至今仍被一些正统马列人士视为修正主义者。其一，在政治问题上，1981年邓小平以及胡耀邦主持完成《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功绩进行了三七开的评价，但也权宜地未能完成彻底清算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在当时看来，全面彻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必须考虑的社会承受能力，此次邓小平将问题抛诸后世子孙，在左右势力之间寻求一种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所谓“定论”，可谓将实用主义的“战术”发挥到极致。
其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执掌中国政柄期间“实践重于理论”更为明显。邓小平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降为“初级阶段”，便以“不争论”的态度“闷声发大财”，将姓资姓社的隔空对骂“靠边站”，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1992年初由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一切皆可为我所用。而“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践指导，令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历史时期。尽管在此期间，中共高层成员如万里、乔石、胡耀邦等人也曾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开放的具体动作寻求过理论支撑，但从整体而言，轻理论重实践在邓小平时期发展到一个极致。正因为如此，当中共“闷声发大财”后遭遇不得不解决的理论羁绊时，中共理论智库仅能在马列毛的“近亲繁殖”中寻找有限的理论支撑，贴上“中国特色”标签，暴露其贫乏。
合法执政——留给习近平的理论题目
上位之初的习近平似乎也在实用主义中发现了一条革新中共的生存之道。一方面，通过展现务实新风，重提邓小平曾宣称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将左右之间的舆论争鸣迅速淹没，树立个人权威。而在另一方面，他在理论搭建上并未放松，“三个自信”以及近来“中国梦”有可能被理论化的倾向，都突出显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有过着力。
不过，正如外界所担忧的那样，今时今日，当西方政治思潮与中国延续30余年的经济腾飞形成鲜明的对冲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的争论已经令其无法再搁置争议了。实用主义的运用固然缓和了文革后的政治争论，但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则是中共迟早要面对的。无论从实践证明还是理论论述，习近平必须明确回答，革命是中共取得政权的原因，但是否也是维持永续执政的充要条件。在此阶段，实用主义的规避已经无法为中共挡箭。
之前江泽民、胡锦涛都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去回答中共执政的命题，但闭塞的理论体系只能令中共沉陷于循环自证的理论乱伦中。目前，习近平有意在理论体系的搭建中寻求彻底或者一劳永逸地回答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问题，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果”而非“因”，而情感色彩浓厚的“中国梦”也不宜被理论化抽象化教条化。假如昔日中共合法性可以由数十年经济腾飞的实践而获得，那么未来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则必须拥有理论的支撑。
实用主义不是政治投机。实际上，中共完全可以在理论实践中寻求突破。中共宣称指导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既是如此，它应该更多地允许实践的检验和修正，也应该允许理论实践去充实与提高。惟其如此，习近平方可真正实现超越。值得注意的是，假如中共一以贯之将本应纳入学术争鸣范围内的理论对峙扣以“政治问题”的大帽子，冠以政治态度的批判，那么中共的理论资源必将走向枯竭。届时，不仅执政合法性无力回答，所谓“三个自信”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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