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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 May 2013

《大堡小劳教》揭2600个少年死亡真相 残忍超奥斯威辛



5月1日,一部揭露四川2600个被劳教少年死亡真相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同步首映。有知名学者观看完该影片表示,被劳教的2600名少年的死亡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威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视频截图)

【大纪元2013年05月01日讯】5月1日,一部揭露四川2600个被劳教少年死亡真相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同步首映。有知名学者观 看完该影片表示,被劳教的2600名少年的死亡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威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

“请把我埋在向阳的山坡”

日前,荷兰在线记者采访了该记录片的导演谢贻卉,听她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拍摄背后的心路历程。

《大堡小劳教》从跟踪拍摄曾伯炎的寻访之路开始。1958年,当时在《四川日报》任职的曾伯炎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沙坪农场劳教。在那 里,他看到了几百个十多岁的少年出没于对面的原始森林,和他一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后,这些孩子和四川各地其他被收容的孩子一起,被陆续送往沙坪农 场的一个分场——大堡作业区,开始了他们半工半读的劳教生涯。

谢贻卉跟随曾伯炎采访了大批亲历者,这其中包括当年的劳教少年、作业区的管理 者、医生和当地的汉族、彝族百姓。据亲历者口述称,大堡作业区最早源于学习前苏联改造流浪儿的经验,当年被强迫送往大堡的“小劳教”总数在四五千人,小的 十岁、大的十七岁,他们中因为高强度的劳作、饥荒、疾病和虐待等致死者达2600人之多。

随着走访的不断深入,当年这些孩子被劳教的场景也 愈发清晰:白天,孩子们被迫从事高强度的劳作达十余小时,稍有懈怠便遭到管理者的威吓和鞭打;晚上,他们要学习文化知识和开批斗会,一些女孩子在互相批斗 时发明针刺乳房、牙刷刷阴道等酷刑。由于普遍存在的饥荒问题,饥饿的孩子去附近偷粮食,村民将孩子们捉住后用火烧、剁下手指、在男孩生殖器上涂抹辣椒等。 还有一些孩子因吃了毒蘑菇、生螃蟹和蚯蚓而致残致死。

当年的幸存者颜嘉森在影片中说:“(他们)把我拉进死人堆里去,我周围就是几十个死了的娃儿。”他说,当年最多的一天失去了12个孩子,因自己被误当作死人被送进死人堆,第二天被雨水淋醒后爬回作业区时,又差点被当成鬼给打死。

另外一位幸存者王玉凤说,孩子们之间经常互相托付“后事”:“好比我没有死之前,我要托付你,你要把我埋到哪儿,(小劳教)晓得迟早都是死。”

还有的孩子留下这样的遗言:请把我埋在向阳的山坡,因为我怕冷。

大堡比奥斯威辛更残忍

在谈到拍摄此记录片的初衷时,谢贻卉向荷兰在线记者表示,自己最早是从曾伯炎的《1958年的桃李劫》一文中知悉了此事,在震惊之余萌发了以记录片的方式来描述这段历史的念头。

谢贻卉表示,她从2010年的冬天开始拍摄,一直拍到2012年,“当曾伯炎知道我要拍大堡作业区的故事时,他哭了,说没想到还有60后人关注我们的历史。他一直说他在死之前要做完两件事,一是写一本有关大堡的书,二是写一本有关‘文革’的书,否则他死不瞑目”。

谢 贻卉说,在拍摄完《大堡小劳教》之后,她对中国的劳教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她表示,当年被强制送往大堡劳教的未成年人有一部份是“反革命分子”的后 代,还有一部份是游手好闲或犯了盗窃罪等的不良少年,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清晰的标准,有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撒谎让家长主动把孩子送去劳教。

她说:“我个人对劳教制度最大的感受是它的随意性很大,很荒诞也很残忍,对于每一个曾经在大堡被劳教的孩子来说,这都是一段很恐怖的经历,有幸存者对我说,当年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鬼。他们的人性被严重摧毁了。”

知 名学者、前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在观看完影片后表示,1961年,大堡作业区的孩子陆续被解除劳教,次年该作业区被撤销,这期间死去的孩子的死因 遭人为篡改,而幸存者后沦为童工。当局随后派人去乱坟岗上乱插标签,死难者名字与坟墓无法对号、张冠李戴。据曾伯炎考证,四川沙坪劳教所迄今的官方历史文 件中,只字未提小劳教大规模死亡事件。

艾晓明也表示,大堡2600名少年死亡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威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 痛记忆。《大堡小劳教》充满了有关劳教罪恶的知识,它不是概念或者立场态度,它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经验,是对苦难的感情体验,在这种实证的知识面前,所 有关于劳教合法性的概念灰飞烟灭。她说,影片的问世必是对这一反人道、反人类的恶法一记致命的打击。

“用影像的力量推动劳教的废除”

《大堡小劳教》是谢贻卉的第二部作品。她说,若非曾伯炎老人的长期努力,这段历史早已被湮没,不会有人再记起。她说,《大堡小劳教》不能仅仅作为档案保存起来,还必须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用影像的力量推动劳教的废除。

北 京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法学博士曾金燕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大陆的独立电影节接连被当局取消,像《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劳教》这种行动 主义记录片,若只能在一两个电影节播放,本土观众看不见,是一种浪费,采取“联合制作人”模式一是可以给予导演一定的经济回报,二是可以让更多的公众卷入 记录片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

《小鬼头上的女人》讲述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实施酷刑详情。拍摄者、大陆摄影师杜斌表示,记录片透过12位劳教所亲历者回忆,讲述她们曾遭受的酷刑,包括电击、悬空挂、绑死人床、牙刷捅阴道等,以事实戳穿辽宁当局诋毁媒体造假的丑行。

据悉,目前已有约300余人参与了《大堡小劳教》等的联合购票活动,该片除在香港、台湾和北京实地放映之外,还将于9月在瑞士和英国等地放映。

《大堡小劳教》片花


(责任编辑:徐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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