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上发表《中国的出路》之76—《中共的新法西斯主义》，写道在网络上看到国内学者陈永苗先生的文章，批评习近平李克强的所谓改革，就是新的法西斯主义。这个结论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会认为太超前或者太过分。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只是有点超前。说他超前，是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幻想中，一厢情愿的以为所谓的习李体制是一个改革的体制。这是人类经常犯的错误，一种喜欢用美好的幻想减轻现实痛苦的自我安慰法。
细浪微博“厮跟着的扑棱蛾”说，改革是文革中的利益受损者所发起的，而这些发起者自身就是文革的制造者。他们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不断的制造出二奶供自己享乐，并且能让他们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继承延续这种享乐。
我想报应还是有的，最后会通过大规模屠杀让最顶尖阶层断子绝孙，株连三世，连根拔起，会有这么一天的。历史上有过的，必然会有。
49之后，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中共的战利品。中国老百姓早就被征服了，殖民六十年了。这是一种对内征服殖民的法西斯主义。改革三十年明明就是法西斯主义。毛泽东自己说，变了修就是法西斯主义。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改革知识分子，就不愿意承认改革就是法西斯主义呢。这涉及到整整四五一代人人生的虚无，不能否定自己。
儒家竟然冒出了纳粹组织。2007年3月14日，美联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个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学会”的纳粹组织声称其建立的原因是厌恶蓝绿恶斗，目的在于“弘扬民族主义”、“努力恢复中国传统的价值，如儒家孔孟思想”等。儒家复兴就是法西斯主义回潮，是一种基于知识道德的种族主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9月7日在洛杉矶指出，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非但没有和平崛起，反而正在一步步走向法西斯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狂热的民族主义、一党极权专制统治、开展军国主义教育以及准备对外扩张。这些特征与当年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化极为相似，国际社会应引起充分注意。
国际媒体频频指出中共法西斯主义的崛起。2012年2月21日泛华网发表《习近平当政标志着中国法西斯的崛起》。2012年11月5日美媒发表文章《民族复兴？或中共的法西斯主义》。英媒发表文章《中国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吗？》，《观察网》2012年9月25日发表《北京拥抱古典法西斯主义》。
太子党胡德平指出，中共国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在北京的专栏作者和记者DidiKirstenTatlow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能否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她说，中共前总书记之子胡德平说中国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因此此问题值得探讨。
一位加拿大作者最近发表了题为《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全球性后果》的文章在英文世界引起不小反响。作者通过其在中国大学所见所闻论证中国正在走上法西斯道路。作者在描述了中国存在的法西斯扩张主义的现象之后表示，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中国利用其威权主义的统治控制劳动力，使得中国对外来投资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而这种局面会使得中国在面对民主国家时，具有强大优势，正如当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一样。
改革呼召法西斯独裁
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可以包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远比共产主义在经济模式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上有包容性。在法西斯主义里可以完美发育提升。在一定的国际和平条件下，还可以融入国际自由经济贸易体系。这不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制度的适应性延展灵活性，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包容性。法西斯甚至比那些民主国家更加能够灵活地跟共产主义的苏联打交道，甚至能够签订秘密的互惠协定，进行战略协调。”
三十年改革与知识分子主导，并不走向宪政，而是走向超越左右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历史前车可见。从斯土斯地的当下条件出发，超越左右，则滑向法西斯主义深渊，不敢外战只会加深内部殖民。不超越左右，按照你说的，更不是出路。政改已经是药渣而不是药方，死得更惨。不改还好一些。
在邓小平改革方案中的政改呼吁，构成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组成部分。其中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官僚权贵共同体的磁场。披着羊皮的狼。中国模式，主流经济学家的本来狼性，主流经济学的坦白专制性版本。主流经济学嘴巴上承认自由，实际上暗中承认专制。不过就是把暗中的，变为明白的。
这是基于恐惧和对必需性的偶像崇拜。例如对改革中立法者政治家的，对自由主义到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就会导致：理性为非理性开路。呼唤人神和暴力解决。后文革时代，付出惨重的代价，得出一种理性主义的政治诉求：那就是告别独裁、和暴力解决，将政治和暴力理性化，这是值得赞美的。
这个目标绝对不能被毁灭。但达到这个目标，同样蕴含着同样一种危险：道德化的启蒙，将政治和暴力理性化，修改为去政治化与彻底排除暴力。而另外一面，同样是道德批判的，指出谬误，并且引导向相反的呼唤人神和暴力解决。这是沉沦和轮回。
墨索里尼死了，狂热信仰过法西斯主义的导演布拉塞蒂，表现得很激动：“太可怕了！这些年我们犯了多严重的错误！法西斯让意大利陷入悲剧！现在，我们要重新振兴我们的国家！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找一个强者，一个把一切攥在手心里的人……”“一个墨索里尼那样的？”“对！”回答完，导演自己脸色变了。
邓小平的政改方案背后，同样预设一个强有力独裁者的邓小平，在推动共党的安乐死，这是毛泽东文革中独裁者打破官僚体制的退化版。改革就是文革的翻版。这样的独裁者的出现，能否只能是蒋经国，罗斯福，而不是毛泽东，希特勒，这过于偶然，小概率事件，不可期待，而且不可制衡，因为越制衡，他的超凡魅力越小，越不能推动改革。如何像蒋经国样的独裁或者专政，才是符合两方面要求的，这过于偶然和不保险。
官员未必不知道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政改的必要性，而且认识更加深刻，一个市委书记对于建嵘说，只是缺少启动政改的主体或者推动力。这个并不是政改呼吁形成共识能推动的，并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第一推动的问题。脑袋吃掉尾巴的贪食蛇，去独裁政改呼呼，最后暗中呼召独裁者，没独裁者，就没有第一推动。这个超凡魅力的独裁者像黑色烟雾一样，在改革的月光中看不见，但暗中凝聚成形。我一直指责毛右派所谈的主义，有毛情结在，反对毛泽东的同时，暗中召回毛泽东，因此我把他们叫做毛右派。
改革推动所呼唤的独裁者，也会巩固自己的权柄，永远地在巩固，即使对政改有心，也无力。所以政改呼吁，实际上是个没用的太监，觉得自己是苍井空老师的好对手演员，无数的a片都是他演的。
改良本来就是身体里面的空气放出来，没有落脚点。拒绝独裁者，如果指望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为人民，那么必然是为革命预备，因为改良本身需要知识分子—官僚权贵共同体将人民排斥在外，反对民众以革命权的方式在政治和历史中在场。改革就意味着人民在局外，为国内殖民地的被殖民者，为被征服者。实际上排除人民，与呼唤人民参与改革的虚无同在，二律背反，以驱除的方式虚无黑暗中呼召人民在场，进入历史舞台。所以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官僚权贵共同体预设了第一推动力为自己，可是如此就要预设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可以自愿牺牲安乐死的特殊领导集体，这个与现实截然相反，而且差距比得上火星人与地球人的区别。
简单的说改革推动蜕变为文化诉求，而不是政治诉求。因为呼吁政改最后总是交给党来干。呼吁政改总是对党的领导的强化，而想达到的目标滑溜而去。不要以为整改呼呼或者说真话就不在极权主义的弹性空间之内，就不会作为帮凶出现，只要有模糊暧昧性，就容易被磁化成需要党领导的证据。例如改革推动需要推动力，安定之秩序改良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你的呼吁都帮助了他，而你要的一点也得不到，只会打永远不会兑现的白条，唬住你，让永远觉得有希望，不会与他翻脸。你一翻脸，他就立即用机关枪对准你。
也就是以文化政治，而不是一实实在在的政治方式存在。以永远不实现的旗帜和鸦片的方式存在，并不转化为政治措施，是一种与具体政治现实脱离有着强大鸿沟的意识形态口号，光有雷声，不会有雨点。现实之中，不会有改革成果的再分配，而只会有维稳和继续深化掠夺国内殖民结构。和平崛起，把征收和掠夺的冲动，从外部收回，进一步对准国内民众，让内部殖民抵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市民权的扩张与法西斯主义
从英国的历史来看，自由本来就是特权，而且特权就需要别人的义务作为代价，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特权，那么谁承担义务呢。外国人？还是自己分担。特权是需要别人来承受成本的，那么特权普遍化，那谁来承受成本？特权普遍化，依赖于殖民地。英国式的自由化路径，需要很多条件，就像希腊的自由，需要奴隶一样。
这少数人的特权，就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不自由，全体国民的自由，就意味着外国殖民地人民的的不自由。然而自由主义的“自由”的含义，又预设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那么在民族国家或者包括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内部，这种特权自由的等级及其不断扩大，就意味着承受义务的人不断增加，促成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目标更加遥远，因为更多的人受到自由的毒害。越来越多的人，在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这种理想和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毒害中煎熬，于是一方面带着对自由的痛恨，一方面又渴望妒忌自由。这就是十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亚非拉民族革命的源蒴。
中国的特权，并不是英国的自由，这是政治压迫。英国式的自由路径，能否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移植，是很可疑的。中国的特权，并不是自由，而是政治压迫。英国式的特权，如何化成普遍性的自由。权利没收充公，经过特许才享有，不同等级不同，所以改革时代中国人的自由，是一种特许权。女人外嫁与金钱占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特权，只享受权利，拒绝履行义务。
我已经不认为特权的扩大，就是自由的扩大就奔赴宪政，而是暧昧的，同时是体制的维护，和进一步的掘墓双重性质。特权的扩大，分赃联盟的扩大，就意味着更大的奴役转嫁到底层。也就是碎步推动，其意义到底帮助谁，已经面目不清。正是基于改革已死，我才看清。特权冲突本身也可能导向更高的第三者政治性，也可能导向自然状态。因此我想，如底层的特权意识形态诉求，如果与基本人权，自我保存和正当上升的权利吻合，我还是用一种辩护的方式，肯定之。我把政治性置于普遍的法律之中。
解放的进程，都是必须是群体或者阶级崛起或者斗争所带动的，也就是特殊群体或者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一致，他们打着或者没有打着普遍利益的旗号，而追求特殊利益，代表着整体利益。就像斯密论证市场经济中追求私利的资产阶级。可是这样的一致性，需要特定历史条件作为前提，一旦丧失了特定历史条件，或者追求特殊利益自身也会带来自然状态，造成特定历史条件丧失，这时候一致性就丧失了。当然也可以看到这时候的那个特殊群体或者阶级，已经成为掌权或者分享权力、特权的，那么其对追求特殊利益，就带来对整体利益的伤害。这时候会是与那个特殊群体或者阶级对立的，受到其迫害的特殊群体或者阶级，具备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一致的特殊历史条件。颇为有意思的，后者往往是后者塑造的，而且心理动机是想成为前者。例如马克思的说法是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掘墓人，工人阶级不外乎想成为小资产阶级。
启蒙革命建立在古代时代禁欲造成的饥渴的身体上，欲望暴徒的身体上，那么无止境的满足欲望，崛起财富和女人，占有土地，是一种动物本能。没有饥渴的身体，就没有启蒙革命。立法者和信徒即使征服了自己动物本能，那么就无法唤起民众，如果没有，那么会在人神化中让自己无限膨胀，在占有财富方面和分享利益方面，立法者和信徒之间，构成统治与压迫。这种内部的紧张，只有通过征服外部，例如剥夺封建贵族或者对外殖民时，才得到缓解。启蒙革命会刺激民众本来不高的欲望，也会变为一个财富版的浮士德，也就是养不熟的，永远喂不饱的。
现在很多城市官方提出，什么新广州人，新杭州人，试图将农民工和蚁族纳入市民体系，赞同市民化，作为解决出路。加入市民并瓦解市民秩序的革命，是一种进一步的解放，如此需要殖民地和对外征服。可是对于中国，殖民地和对外征服的空间何在呢。简单的形象地说，新市民的方案，是大量农民工参与分赃体系，加入1949年之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越多的人参与分赃，享受其中的特权，那么其掠夺的底盘必须越大，殖民地必须越大。作为殖民地，农民工和底层民众已经被掠夺差不多了，只有对外征服才行，或者依赖于高科技的奇迹，类似英国英国革命那样，来满足大规模分赃的冲动渴望。
同样城镇化也处在这种框架。今天对城镇化能创造出来空间的判断，纯粹是一种比附的巫术，基于八十年代改革放权创造了发展，这是一种美好的记忆，并不一定是可重复的。还有城镇化就意味着土地财富越加集中少数人手中，而这项财富本来应该归全民所有，供全民福利。也就是新市民模式是全民福利的减少。
上海或者重庆的新市民规划进程一时一地地说明不了什么，他们可以转嫁成本和责任的地方，就像集体主义的华西村，处在市场经济之中，才有所谓特殊地点。是在政府最小成本的情况下，通过加大全民负担，让少数人获益。是过去分赃模式的延续和扩大。
他们是一些认为城市化可以带来无限进步的人，实际上是个错觉。城市化带来进步的可能性，取决于城乡二元结构，而这个结构不可能为城市化提供无限空间。重庆模式可以说成是一种饮鸩止渴。现在重庆好像在试图通过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比如土地换户口政策我知道，可是这是对少数农民才有利益的，城郊结合部的，也就是他是扩大化的特权对于中国农村整体而言，是更大的伤害。
城乡二元体制，本来就是将城市的成本转嫁到农村的头上,城市人口越多，城郊结合部的人加入城市，那么农村必须供养城市的基数也越盘大。就拿粮食生产来说，靠农村吃饭的越多，那么粮食价格越不可能提高。
重庆模式的习近平版本
我判定改革以来的知识分子主导改良，必然导致一场告别革命的激进革命(无能与无手段性造成无政府主义状态)，也就是与德国改良形成纳粹一样。纳粹是阻挡共产主义革命的保守性目标但手段极端激进的革命。中国改革性纳粹是阻挡底层革命的保守性目标但手段极端无能的国内剥削国内压迫国内殖民，其残忍程度被掩盖被拖延以至于当下看起来挺美。
有人说，准共产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极权政治。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改革并没有影响权力关系，只是恢复民众部分的基本的劳动自由罢了。以前是直接把羊圈起来剃毛剥皮，后来是允许羊自己找点青草喂肥自己，再剃毛剥皮。
我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我说“共产党实际上搞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只是它的资本家是国家、不是私人，它使用的是国家暴力不断地征收、不断地掠夺，然后搞国内殖民。这是在毛时代它已经确立起来的，就是把中国的土地，尤其是农民，当作一个殖民地掠夺的一个方式。中国实际上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殖民地或者是一个战利品。中国人几十年的发展有了一点钱了，然后它就搞一个房地产，把你的钱又给收走；然后房子又涨了，它就搞一个土地税什么税，就把你割了，就像割韭菜一样，不断地割。”
我还说，“在国内赚到钱以后，他们移民到美国去。可以说共产党的存在，从100年来看，它是一个三代人的移民计划。第一代抢江山；第二代人把它国有化，掌握在手上；第三代人把它分了，然后移民到美国去。这是一个跨世纪的移民计划。”
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bbc采访，说现在中国不是共产党国，而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多“民主”的词，大使这一代人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受挫折，后改革与世界接轨结界上升，代表“先富起来”，觉得自己靠近了西方文明，又不同，不要真民主。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这一代人的“自觉”。共产党人理解的自由，确实是欲望与特权，应该叫做解放的自由。偶然地行驶，被特许的行使，就被当做自由存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自由观是自足的，极权主义运动内部有着自成乾坤的自足。这一点需要精神现象学的研究。随着习近平的民族复兴，会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当然这证明了改革就是法西斯主义。
刘晓明代表了整整一代人，是一种对旧邪教替代的新邪教，旧邪教西方人一眼认出来了好办，新邪教是骡子非驴非马，沐猴而冠，西方人不好认，强大了又必须打交道给予承认。他们把法律之下的免于强制自由，歪曲为特权和欲望满足只要能满足欲望与特权，就是自由，而且这一代人经过饥饿，专制的规训，已经没有要求法律之下免于强制，与体制对抗的自由诉求，而是把自由道德化，专制内化自我阉割，老老实实吃饱饭，做官，享受特权的“内心自由”，也就是免于饥饿，免于歧视做人上人。这是猪们的邪教，很强大。
在精神上，习近平与薄熙来以及太子党们都是毛泽东的精神养子，因此是孪生兄弟。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是法西斯主义，不用论述，那么习近平会搞的，就是继承薄熙来搞的温和隐蔽一些。我在《最后晚餐或回光返照：太子党上台》中说，从98年的新左派，到后来的中国模式，到近一些年来的太子党思潮，是一个预备与出现的过程。前二者是习近平薄熙来等红二代的当政的思潮预备。当然你可以看到一种极权主义的原教旨道德的恢复。比较学术的表达，就是新社会主义传统。在右翼思潮面前，再次确认了红色理想的原初面目。
新社会主义传统把党国看作一系列对立要素、倾向和力量的矛盾复合体。而是在于如何尽可能的激发党国内部的那些力量，以维持党的领导。
克罗齐说，国家是现实生活之基本的和有限的形式，道德生活则如涓涓细流由此汩汩而出，不断地瓦解和重组国家及政治生活本身，或者说迫使国家依照政治生活的需要不断更新。
邓小平说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说明中华民国才是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国体，政体打扮成国体，所以没有拉开政体与国体的空间，足以承载自由主义与反对的张力。这个也决定了改革，注定是一个谎言，没有政治空间。国体与政体的区分，这也是我改革已死的理论根基之一。
不是国体，而仅仅是伪冒成国体的政体，并没有返本开源的能力，也就是没有回到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或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能力，这需要国体与政体之间拉开距离的张力，让原则之力量或者原初目标来更新已经构成障碍的东西。所以所谓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新社会主义传统或者回归新民主义，都是猴子捞月，镜中花水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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