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哲學台獨」到「哲學港獨」？（二）–––反思廖文奎的民族主義
台獨理論之父哲學家廖文奎，本來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中華膠；直到台灣光復時，仍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直到1948年才提出台獨理論。但是，由頭到尾，他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由中國民族主義到台灣民族主義。
在五十年代，民族主義原是褒義詞；在廿一世紀，民族主義已成貶義詞。哲學上，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廖文奎的民族主義？當我們討論港獨之時，我們可以照用民族主義嗎？
前設：民族主義是工具
儘管廖文奎在《比較公民訓練》中將民族主義視之為孫中山之三民主義核心，一生也將民族主義放得很高，其實，民族主義從來不是廖氏的終極關懷。我們必須先理解廖文奎的哲學背景。
廖文癱接受了米德（Mead）的社會行為主義（social behaviourism）思想，認為歷史之發展就是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互動1。廖氏進一步發揮，在《個人與共同體》（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以道德行為（moral conduct）與法律規範（legality）兩種社會行為之對立描述這互動過程。前者出於個人良心，後者出於社會規則2。當規則不義之時，就需有順良心逆規則的先鋒者走出來反抗，社會才有進步之可能。在國際層面上，帝國主義的橫行就構成了一個「不義」的規則，需要人以良心抵抗，而抵抗方法就是「自決的民族主義」。
「自決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抵抗不義的「帝國主義」，為的只是「公理對抗強權」3。或許「自決的民族主義」是唯一的手段，但它絕非「公理」本身；廖氏自己也言明孫中山之民族主義只是「公理對抗強權的生物學進路」4。我們可以設想，若無帝國主義之侵略，則作為反抗手段戈民族主義實無存在意義。問題是，民族主義又是否一個良好的工具？
民族主義的通病
戰後全球去殖民化的推動者，絕非共產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印度的例子最明顯。但獨立後的民族國家馬上就面對「民族」問題：宗教民族主義（如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爭）、種族民族主義（非洲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文化民族主義（如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等，以「民族」之名的衝突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不斷發生。
再者，民族主義是一個「多功能」的工具；孫中山以此達至公理對抗強權，希特拉以此達至強權對抗公理。民族主義以「民族」為國家之單位，很容易出現排擠其他民族的傾向，讓種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有機可乘。
但在哲學上，更根本的問題是：「民族國家」的理性基礎何在？公理對抗強權為何要以民族主義作為手段？而且「民族」本身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即使廖文奎嘗些以文化定義民族，也無法為「民族」建立正當性。如果一個文化本身存在極大的不義，如性別不平等，而我仍以此文化為基礎，建立一套民族主義對抗一個不義的帝國主義，結果我只是以不義對抗不義。
出路：道德主體性
《陽光時務週刊》總編長平在53期寫道，民族主義的問題在於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混淆，如中共將「愛黨」等同「愛國」（中華文化）。
因此，我們若要討論港獨問題，就要另找出路。台獨確實源自民族主義，但廖氏的理論存在根本的理論漏洞，而事實上，當今台獨理論已經大幅修正。由安徽小安妮因為父親是維權人士張林而被剝奪上學權利一事，台灣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洪志坤對此事的關切5，已經反映了台獨路線的改變；我也非常期待台灣真的能夠提出《人權共識》取代可恥的《九二共識》6。的確，這是鄰國的人權問題，但人權問題是普世的問題，作為台灣人看不過眼大陸的人權問題，於是以台灣人的身份去發聲，其實反過來是進一步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一種表現於道德判斷的道德主體性。
這對香港人是很大的啟示。長久以來，以學聯為首，只知中國民主而無視本土主體性問題的大中華膠，常批評本土派不理會大陸人生死，說本土派是「自能私」；而對於大陸人權問題非常無情的少數本土派確實存在。但是，只要我們扣緊對人權這普世問題之關懷，抓緊香港––大陸的主客二分，由香港人的角度批評大陸之人權問題，就能確立香港人的道德主體性。
道德主體性的哲學系統卻挺複雜，因為這涉及本土認同（存在處境）與普世認同（倫理判準）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廖文奎這英美背景的人未有觸及的歐陸哲學課題，必須要以詮釋學的角度介入，理解香港文化如何在「香港」這個存在處境之下詮釋及應用種種「普世價值」。這才是港獨問題的出路，也是台獨將來的發展方向，甚至為全球各地的獨主運動提供新的哲學思考方向。
無疑，廖文奎意識到民族主義可作為「公理對抗強權」之手段，以及將民族扣緊文化（而非血統、種族），是很大的進步；相對於當今香港大中華膠的「血濃於水」論，這是進步的思想。但歷史告訴我們，民族主義是一件危險的工具，而哲學上民族主義本身也欠缺正當性。若我們要在倫理學上提出「香港應該獨立」、「台灣應該獨立」的話，就必須理解普世價值如何在我們的存在處境中被理解；而每逢有人對大陸種種人權問題表示關切之時，我們不應只為了利益計算而冷漠無情，反而應當抓緊機會，研究我們這種道德判斷如何可能，從而建立我們香港的主體性，我們台灣的主體性，我自己的主體性。
主後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後第六天
1顏貝瑜。＜第三章：廖文奎的民族思想轉變＞，《在本土認同與普世認同之間選擇–––從廖文奎到廖光生的中國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2年11月。
2Liao, Wen Kwei. 1933.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pp. 1.
3Ibid. pp. 279.
4Ibid. pp. 281.
5見《陽光時防週刊》第51期。
6見《陽光時務週刊》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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