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100多位知名癌症专家联合在美国医疗期刊发文，谴责一种治疗慢性白血病的药物的价格高到离谱，希望一些主要药厂降低售价。
眼看一些癌症救命药的年费用超过10万美元（约合61万人民币），全球100多位知名癌症专家迈出了不寻常的一步，他们联合起来，希望说服一些主要医药公司降低药价。
多年来，抗癌药物价格一直是医疗费用争议的一部分。最近，在纽约一家主要癌症治疗中心，该问题曾引起医生们的公开抗议。但是现在，来自五大洲超过15个国家的这么多医生都决定加入进来，表明在抵制高药价的行动中，身在治病救人第一线的医生正在担负起一种更积极的角色。这些抗议的专家们甚至包括那些与医药业关系密切的研究者。
周四一家医学期刊在线刊登了一篇由专长慢性髓性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的医生和研究者撰写的评论文章，指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价格是天文数字，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
他们说，高价出售人们需要用来救命的药物，是一种巧取豪夺，无异于天灾之后抬高必需食品价格。
他们在美国血液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的期刊《血液》(Blood)上撰文写道，有些患者用不起这么贵的药物，所以，“要救这些患者的命，呼吁降低药品价格是是必要的。”
尽管他们也提到，许多其他癌症的抗癌药品价格也很高，但是他们专注于自己最了解的慢性髓性白血病药物，例如诺华公司(Novartis)极其赚钱的药物格列卫(Gleevc)。批评者中包括格列卫的主要学术开发者布莱恩·德鲁克(Brian Druker)，当初诺华是在他的敦促下才将药物投放市场的。
诺华称，很少有患者实际支付购买药品的全价。而且这个价格反映的是研究的高成本，以及该药品对于患者的价值。
这些医生写道，2001年格列卫在美国投入市场，当时售价为每年3万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24万元）。从那以后，即使格列卫面对与五种新药的竞争，价格仍然涨了两倍。其余那些药物甚至更贵。
在其他地区，药价也是激烈辩论的话题。最近，印度最高法庭(Supreme Court)判决称，这种药物不能取得专利权，为使用其他便宜许多的通用名药物替代品扫清了障碍。
一些在该评论文章中署名的医生称，他们是受到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医生们的启发。去年秋天，该中心的医生拒绝使用结肠癌新药Zaltrap，理由是这种药并不比另外一种药疗效好，却要贵一倍。
这些医生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发表抗议后，有效地使供应Zaltrap的赛诺菲公司(Sanofi)将价格减半。
尚不清楚这篇新的评论文章将产生什么效果。然而，作者们也只是要求开始进行定价对话。
这场抗议的领导者是著名的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白血病科主任哈古普·M·坎塔尔吉安(Dr. Hagop M. Kantarjian)。
约120名医生合作撰写了这篇评论。其中约30人来自于美国。此文许多作者都与医药公司有密切合作，进行研究及临床试验。他们说他们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医药产业，但是他们认为，与健康的医药产业所需的药价水平相比，当前的药价过高。
在一次访谈中，德鲁克医生说，“如果每年靠卖格列卫赚30亿美元，能不能只赚20亿美元？是怎么越了界，从获取必要的利润，变成了巧取豪夺？”德鲁克是波特兰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的奈特癌症研究所(Knight Cancer Institute)主任。
格列卫在2012年的销售额为47亿美元，是诺华公司卖的最好的药。诺华公司较新的白血病治疗药物尼罗替尼(Tasigna)的销售额为10亿美元。
诺华在周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意识到，医疗保健体系的持续性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我们对有机会成为对话的一部分表示欢迎。”
诺华称，获得最初的批准后，公司继续在格列卫上投资，将它的使用扩展到了其他一些疾病上。诺华还说，公司每年向5000名没有医疗保险或保险额不足以支付治疗费用的美国人免费提供格列卫和尼罗替尼，迄今为止已经向低收入国家的5万多人提供了免费药品。
诺华和其他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的药物的制药商表示，药价反应了药物的价值。尽管许多价格一样高的抗癌药物平均只能将患者的生命延长几个月，但人们普遍认为，格列卫及其竞争对手是近乎奇迹的药物，能把绝症变成像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病。
“他们专注于这种癌症是有些让人意外的，小分子药物对其长期治疗的效果影响最大，”Ariad Pharmaceuticals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维·J·伯杰(Harvey J. Berger)博士说。该公司销售的Iclusig是治疗白血病的药物中最新最贵的。
评论文章指出，尽管制药公司有一些免费项目，但全世界的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估计为120万至150万，只有一小部分患者能拿到其中的某种药物。文章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癌症专家正在倡导有风险的骨髓移植，因为这是个一次性的治疗办法，比持续用其中的某一种药物来治疗更便宜。
文章还说，美国患者的存活率似乎低于理想状况，可能是因为药品费用迫使患者不吃它们的药。美国的药价是许多其他国家的两倍，那些国家往往动用一些政府压力或价格管制措施，降低药品费用。
位于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血液学退休教授约翰·M·戈尔德曼(John M. Goldman)博士是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之一。他说自己认识几名不愿成为作者的研究人员，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制药业提供给他们的研究经费。
第一作者坎塔尔吉安博士说这么做是有风险的。
“我知道我肯定会被排挤，”他说，“我的研究事业也会受到影响。”
但他还表示，是时候大声说出来了。他说，“医药公司已经丧失了道德观念。”他还补充称，药价“正在走向不可持续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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