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重返新民主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声音。这个声音看起来是由张木生发出的，他的那本宣言式大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洋洋数十万言，讲的就是一个道理，回到理论原点，追求中国最大公约数，非新民主主义莫属。这话显然不是张木生一人在说，而是有着分量更重的人站在他的后面一起说。刘源为此书作序，在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不忌高调出场，宏大叙事，意义非同寻常。有人评价说，这就是竞选纲领。如此解读，肯定有过度之嫌，但是，中共新的领导集体究竟会坚持什么样的理论，走什么样的道路，值得高度关注。
中共提出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如果真是如此，还需要改革吗？照着说、照着走、照着做不就行了？这些策略性话语估计他们自己是不会信的。对于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困局，执政者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完全是因为理论失效、道路迷茫和制度腐败所造成的，一党执政从理论到制度安排，均已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除了强力维持之外，不改制更化，还有前途吗？
重返新民主主义的主张者，并未如人们猜测的那样进入到核心权力层，这个情况并不意味着，原来围绕着这个主题所展开的讨论会就此终结。确如刘源和张木生所言，中共既有的理论资源已根本不足以应对它所要解决的那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在理论上如果再继续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无异于是继续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中共新的领导人并不想坐以待毙，改革有可能全面展开，即从经济、政治到思想领域的全面改革。而全面改革的首要前提是，理论必须转型，以新的理论来收拾人心，凝聚全党全民共识。问题是，在执政党理论资源几近耗竭的情况下，打出什么样的理论旗号，才能广泛有效地动员起人民来支持执政党的改革？很显然，毛的理论不行，邓三科也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执政党自己理论仓库中可选的武器大概只剩下新民主主义。或许可行的做法是，不用新民主主义之名，行新民主主义之实。
去年我写过文章，全面质疑刘源张木生提出的重返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主要观点是，与其回到新民主主义，不如回到它的真正原点，即回到1946年共同纲领时期所确立的民主主义。这个“民主主义”后来被中共批评为是“旧民主主义”，取而代之的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这两个主义的新旧区别在于，前者是要达成一个联合政府的框架，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把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置于议会政治之中，真正实行多党制度；而后者则是要建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实行一党专政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制度，孰优孰劣，现在应该已有定论。
刘源张木生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首先要照顾到的就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他们实际认为，这是一个不能讨论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其他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讨论，比如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更不必说新民主主义原先就主张的那些经济政策。和张木生所概括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相比，新民主主义当然是一个进步，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能让他们自由地说话，那无疑是又一次解放。他们或许相信，既然现在还不能让共产党一下子放弃一党执政，那就努力在一党执政下争取到最大限度的政治空间。
稍有理论思维的人即可判断出，新民主主义的实质就是一种威权主义主张，和萧功秦一直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和当前实际运行的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是互相适应的，甚至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左派也有许多重叠之处。这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主张者所期望的最大公约数？
由此看来，作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被他们亲手终止达60年之后，又有可能被他们的后代以其他理论形式再次推到历史前台，以图延续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于“红二代”来说，实行普世价值，意味着必然要结束一党执政，这是他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结果；而实行毛式独裁统治，意味着必然要引发革命，这是他们在理智上能够理解的事情。他们不会不明白，一党执政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中，早晚要被淘汰出局，他们之所以还要坚持父辈遗留下来的这套制度，既是情感所然，也是利益所然。选择新民主主义，或实际以新民主主义指导政治转型，应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政治转型的实质是转变执政方式，最后当然要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中国当前的所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总的根源就是一党制。在一党制下，权力根本无从制约，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不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安排，所有制度性问题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红二代”应当比其父辈有着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更宽广的视野，不应在其父辈所设定的框架内来主导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社会进步，回到新民主主义已经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提出之前，共产党为争取民主主义目标做了许多工作，是充分认可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提出了一系列宪政民主改革的主张，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反对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46年达成的《共同纲领》，大部分条款都是在共产党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所提出的主张，经过广泛的长时间的协商，也被共产党所认可。1946年的《共同纲领》，实际上已经初步奠定了联合政府的宪政基础。按照《共同纲领》，共产党已有思想准备进行和平斗争，和国民党打选战。从当时的政治生态来看，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比国民党要大，政治形象比国民党要好，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比国民党要更密切。借助这些有利条件，共产党完全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执政地位。遗憾的是，国共内战最终葬送了《共同纲领》和民主主义，战争取代了选举。随着共产党在战场上取得对国民党的彻底胜利，以共产党绝对领导为前提的新民主主义取代了旧民主主义，新政协取代了老政协，新的《共同纲领》取代了老的《共同纲领》。随后，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尚未巩固，便在社会主义的高歌猛进中寿终正寝。
中国的政治转型以什么方式进行，对实际主导中国政治格局的“红二代”是一个严峻考验。经过30年来的积累，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领域已经拥有巨大资源，蔚为壮观，无可匹敌，惟政治合法性始终难以建立，不仅在民间，即使在党内，均无好的口碑和信用。这是一党执政的必然结果。主动改变一党制，或许是历史遗留给“红二代”的最后机会，他们的功名、荣誉、利益和自我救赎，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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