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四大寺之一珍珠寺內的公安派出所
藏區到底怎麼了，為什麼有那麼多藏人接二連三地自焚？為什麼自焚者要採用這麼慘烈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訴求？中國到底怎麼了，為什麼藏人自焚事件已經超過100起，中國大陸的媒體卻連一個像樣的報導都沒有？
作為當代藏史研究者，上述問題讓我深感不安。近幾年，中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對內對外都加強了宣傳力度，一再聲稱藏民幸福並認同中國政府的現行政策。在漢地，很多人相信中國政府向藏區注入了大量金錢以改善藏民生活，而藏民卻不知感恩而怪罪於政府。
達賴喇嘛說過，他所關心的是全體藏人的幸福快樂，如果現在的六百萬藏人確實生活幸福快樂，他願意放棄流亡，回到拉薩來當一個普通和尚。問題是，現在藏人生活幸福快樂嗎？
2012年夏天，我將研究1956至1962年青藏高原軍事衝突的專著《當鐵鳥在天空飛翔》交付出版社後，回中國大陸探親，隨後向中國政府某機構提出申請去拉薩旅行，並請求與國內同行交流。申請被拒後，我決定去川滇甘青四省藏區。這四省是對持國外護照的旅行者開放的，而這四省的藏區是最近藏人自焚發生最多的地區，也恰恰是我過去研究的重點，我對這個地區已經相當熟悉。我要親自到那裡去確證一下，藏人到底是不是快樂？
“藏區”不僅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也包括“周邊四省藏區”，二者面積和人口都差不多是一半對一半。在現在的行政架構中，這叫“四省一區”；對藏人來說，這叫“西藏三區”。問藏人家鄉在何處，康巴回答家鄉是康，安多人回答家鄉是安多，可是現在的地圖上，沒有康和安多這兩個區域，只有某省某藏族自治州和某藏族自治縣。為了將歷史上的地名和現在的行政地名相對應，我在研究中曾經花費了大量時間。許多漢人或許並不清楚，藏人至少有一半不是生活在現在的西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的情況並不代表藏人的全部。從清末到現在，藏人同中國政府發生衝突與糾葛最多的地方，以及如今藏人自焚抗議最多的地方，不是在西藏自治區，而是在“四省藏區”，也就是藏人所說的康和安多地區。這就是我去四省藏區旅行的意義。
以下是我這次四省藏區旅行所得到的一些觀察。
寺院裡的達賴喇嘛照片說明了什麼？
到了藏區不可能不去寺院，不僅因為寺院是藏區最壯觀的建築，有豐富的歷史和文物，總是位於最優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迷人的風光，更是因為寺院是藏文明的物質載體，記錄著歷史。寺院也是我所研究的當代藏區歷史上很多事件的發生地。
對於漢人來說，非常普遍的一個誤解是把藏區的寺院等同於漢地的廟宇。在藏區，你應該找的是“寺院”，不是“寺廟”。藏區寺院的功能，規模，結構，分佈，以及在藏人生活中的地位，是漢地的廟宇完全不能相比的。藏傳佛教是組織良好而且系統性極強的宗教，特別注重上師傳承，有歷史久遠而嚴格的寺院結構系統，僧侶和仁波切（活佛）在社會生活中備受尊重。雖然現在受到種種限制，至今他們仍然是有權力的。這種權力不是明文規定的法定權力，而是他們對人們精神生活的影響力。僧侶在藏人中的影響力，是漢地和尚遠不能相比的。
藏區寺院不僅僅是僧人們出家修行的地方，寺院還是藏人社區生活的主要構架。寺院是人們在世間生活的指導者，也是藏民族千年精神文明的物質載體。寺院的首要功能是藏民族文明的傳承，傳統的寺院是學校、圖書館、印刷廠、檔案館、醫院、銀行、避難所、歌舞劇場等等，寺院承擔了我們常說的“城鎮功能”的幾乎全部。寺院也是藏人生活中遇到問題時，第一時間去求助的地方，在牧區更是如此。除了寺院，牧民部落事實上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求助。
所以，傳統寺院和與藏人的關係，絕非漢地的廟宇可以相比。漢人大概很難想像，為什麼藏人家庭都要把自己最出色的兒子送到寺院出家為僧，至今依然如此。 傳統漢人社會裡，僧侶的地位並不高，漢人出家當和尚大多要么是生活迫不得已，要么是精神上受到打擊而“看破紅塵”，而藏人把喇嘛看成社會上最重要、最受尊重的人士，喇嘛是藏人心目中的“三寶”（佛，法，僧）之一。送一個兒子到寺院出家為僧，其重要性超過漢人家裡出一個大學生。
藏地的大寺院有組織良好的“扎倉”體系，它類似於當代大學的學院和系科。龐大的藏傳佛教和藏文明所發展出來的幾乎所有知識結晶，從哲學、醫學到詩學、文學，都在寺院裡得到教學、傳承、研究、創作和發展。所以，像拉薩三大寺、安多四大寺那樣的大寺院，就是一所系科齊全的大學，幾千個甚至上萬個喇嘛一年年生活其中，相當於一座大學城。大小寺院有組織良好的從屬和層次結構，散布在偏遠草原和深谷裡的小寺院，有該派大寺院作為母寺給以指導，相當於大學下面的分校。有悟性而用功的僧人，可以從小寺院起步，一級一級地轉到大寺院深造。
傳統藏人家庭，幾乎每家都有一個或幾個兒子在寺院出家為僧，或者女兒在寺院為尼，所以藏人家庭和社區與寺院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每個寺院都有固定的一個或很多個村莊，或者若干個牧民部落作為其僧源，也作為其財力物力的供養來源。一般藏人家庭都省吃儉用，多餘的糧食、酥油都會拿到寺院去作為供養。藏人會說“這是我的寺院”，或者說“這是我們村的寺院”，“我們部落的寺院”。
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毀滅寺院對於藏人社會生態和心理的致命打擊，才能理解藏人內心的痛感。
1958年前，四省藏區有幾千座寺院。1958年，中國政府在四省藏區發動“宗教改革運動”，這些寺院絕大多數被毀。深受民眾敬仰的高僧們被鬥爭，被毒打，被逮捕監禁，甚至被處死，大量僧侶被迫離開寺院，還俗結婚。寺院建築被拆，磚木被運走作為政府新建築的材料。佛像被毀，珠寶被盜。藏民族千年精神文明的物質載體，在這場運動中毀滅殆盡，留下來的是大片寺院廢墟。在青海省尖扎縣，我還到過一個由被迫還俗的僧尼組成家庭後出現的村落，當地政府將之命名為“解放村”。
青海尖扎縣拉莫德千寺的廢墟
在1958年失去了寺院以後的數年裡，四省藏區陷於藏民與中國軍隊的暴力衝突和大飢荒之中，藏民族經歷了殘酷而且無可求援的災難，人口大幅度下降，特別是甘青草原上的牧民部落，由於成年男性幾乎全部被抓捕，部落到了滅絕的邊緣。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四省藏區的寺院和僧侶是什麼狀態？了解寺院和僧侶，就基本了解了那裡藏人的精神狀態。
我在四省藏區一路走來，進了很多寺院，有些是公路邊的名寺，現為“旅遊熱點”，更多的是偏僻村落裡的小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曾經被毀的寺院開始修復，各地政府近幾年看到了寺院的旅遊產業價值，規劃和投入一定數量的資金，而藏人民眾又一次全力捐款捐物捐力，努力修復他們的寺院。通常首先修復的是大經堂和佛塔，特別是作為旅遊產業的大寺院。外來遊客看到金頂輝煌的大經堂，讚歎之餘，並不知道那些並非原先的建築，而且，就建築規模而言，已修復的部分估計不及1958年被毀前的十分之一，更不要說被搗毀的古老佛像和被盜的歷史珠寶文物。更本質的問題是，原有寺院的“扎倉”制度已經不復存在，寺院在政府的公安、統戰、宗教事務、文化等部門的嚴密監控之下，和周邊藏民之間的傳統聯繫基本被切斷。
中國政府對藏區寺院的監控令人觸目驚心。 在藏區，我看到公安派出所就設在寺院大門的對面或隔壁，有的乾脆設在寺院大門裡面。這些公安派出所招牌堂皇醒目，一眼看去就讓人明白它的震懾作用。此外，所有寺院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都有“民主管理委員會”（簡稱寺管會），以代替傳統寺院堪布（住持）的權力。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所有僧侶都必須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認可，發給“喇嘛證”。仁波切（活佛）則必須得到政府發給的“活佛證”。沒有喇嘛證的喇嘛是非法的喇嘛，沒有活佛證的活佛是非法的活佛。
我在青海某地遇到一位來自四川的老僧，他給我看了他的“喇嘛證”。他告訴我，政府給各個寺院規定了寺院僧侶的指標，多少指標就最多能發多少證。政府還規定，不再允許藏人家庭送未成年兒子去寺院接受沙彌戒的傳統，十八歲以前不得出家。不過，我在很多寺院裡看到了少年僧侶和童僧，我接觸過的最年幼的童僧只有八歲。我問過這些活潑的少年，證實他們是父母作主送來寺院，也是自己願意出家的。 對於這些少年來說，住在寺院裡，就像到了一個條件比家裡更好的學校一樣，念經就是讀書學文化的過程。我問過那些管理他們的成年僧人，政府不是規定不許有童僧嗎？他們回答說，上面有人來檢查的時候，就把他們藏起來。至於“活佛證”之類強加於人的規定，僧人們更不放在眼裡，道理很簡單，認不認誰是活佛，是僧侶和信徒的事，不是政府官員有資格說了算的。
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寺管會經常要給僧人讀文件，進行政治學習，稱為“愛國教育”。這種強迫性質的政治學習，其效果似乎尚無人進行過專門研究，我只能從親身經歷中作出評估。
我的結論是，藏族僧侶對於中國政府監控寺院的抵抗，是一致的，始終的，堅決的。
藏人的寺廟裡，通常不僅供奉佛祖、觀音菩薩等佛像，還供奉本教派的法王、本寺院的活佛和上師的法相。中國政府禁止藏地民眾崇拜和歌頌達賴喇嘛，禁止寺院裡供奉達賴喇嘛的法相，禁止藏區民眾持有和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的照片，違者有可能惹來大麻煩。但是，我在我所到過的幾十座寺院裡，無一例外，都找到了達賴喇嘛的法相，有時候是在很隱蔽的地方，有時候是公開供奉在大堂裡；還有的時候，我必須小心詢問，才能讓僧人們信任我，讓我進入供奉達賴喇嘛法相的殿堂。
在一些寺院裡，我問僧人：“寺管會知道你們供奉達賴喇嘛法相嗎？”回答是：他們知道，他們不管，只是當上面有人要下來檢查的時候，他們預先來關照，把法相遮蓋起來，或者臨時藏一下，等上面的人走了，再公開展示。
在我去過的藏人家庭裡，達賴喇嘛的法相通常是公開供奉在經堂裡。在某寺院前的大街上，我在一家賣宗教藝術品的店家詢問達賴喇嘛的照片，店主從櫃檯下拿出了達賴喇嘛和十七世大寶法王的照片，以及其他“政治上有問題”的照片。這家店大門外幾步遠的地方，就停著特警的黑色警車。
達賴喇嘛的照片和圖像，成為藏人反對政府政策的消極抵抗運動中一個必勝的因素。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恐怕是當代世界最受人歡迎的照相對象， 幾乎沒有一個見到達賴喇嘛的人不想親手拍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在半個世紀的流亡生活中，達賴喇嘛走遍世界，見過各種各樣的人，留下了不計其數的照片形象，在互聯網上可以輕而易舉地下載到達賴喇嘛各個年齡，各類場合，各種表情的清晰照片。在當代網絡技術和彩印技術如此普及的情況下，達賴喇嘛的照片不再需要由遊客冒風險從外面帶進藏區。持有和在適當場合展示達賴喇嘛照片，就成為藏人僧侶和民眾抵抗政府壓制，表達心聲的普遍方式，就像藏人青少年當著武警的面，用漢人聽不懂的藏語唱著歌頌達賴喇嘛的歌一樣。
中國政府曾經展開過一個專項計劃，把印刷精美的中國政治領袖（毛，鄧，江，胡）像送到藏區，要求藏區寺院和家庭懸掛。我無法想像是誰出了這麼一個主意。我這次旅行中沒有看到一張這種畫像，我問到的藏人，特別是僧人，都用蔑視的態度談論他們對這幅畫像的做法。同樣，我也沒有看到過一幅中國政府認定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照片，無論是寺院裡還是商店裡，一幅也沒有。這一現象的反抗意味非常明顯，因為班禪喇嘛是格魯派和達賴喇嘛並列的上師，只供奉已圓寂的第十世班禪的法相而不供奉第十一世的法相，是一種非正常的做法。
中國政府以達賴喇嘛為敵，就等於以藏民族全體為敵。藏民族對此的反抗是全民一致的。事實上，藏區的基層幹部，無論是寺院的寺管會還是政府的行政官員，無論是藏族幹部還是漢族幹部，只要接觸了藏人，就都明白藏民全體一致反抗中國政府這一政策。不管他們自己是不是積極認同這一政策，他們也犯不著和全體民眾過不去，所以他們不會向上據實報告藏民的反抗情緒，據實報告就意味著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於是越往上越不了解基層藏人社會的狀況和情緒。一級一級地往上瞞，最高層對藏人可以說一無所知。恰如我在旅途中交談的幾個藏人對我說的同樣的話：“他們不了解我們的心”。
中國政府把達賴喇嘛看成最危險的敵人是沒有道理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從1951年16歲親政，到1959年被迫出走流亡，一直忍辱負重，試圖保持藏區的和平，免民眾於刀兵血光之災，為此在多次關鍵時刻他作出了和中國政府合作的選擇。在出走以後的流亡生活中，他以慈悲和智慧之心，領導流亡藏人保護藏文化，傳播藏傳佛教的智慧，提出了中間道路的方針，公開宣布放棄獨立的訴求，只要求藏民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的自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從不以中國人民為敵，從沒對中國領導人惡語相向，即使在被中國政府領導人公開辱罵的情況下，仍然保持慈悲為懷的和平態度，始終希望有朝一日和中國政府重開談判之門。
中國政府以達賴喇嘛為敵的政策，在藏人中激起的憤怒和絕望是十分明顯的。在年輕一代藏人看來，中國政府完全不可理喻。根據我的觀察和判斷，最近兩年藏區的自焚事件，第一因素就是中國政府頑固地以達賴喇嘛為敵而逼得藏人絕望。 我所認識的為中國政府工作的朋友不止一次問過我，為什麼有那麼多藏人不惜以如此慘烈方式犧牲自己？我說過，你們讓我到發生自焚的地方去，去訪問他們的寺院，他們的家人，我回來告訴你們自焚的原因。可是政府禁止任何外人前往自焚頻發的地區。其實只要睜開眼睛看看就知道：自焚的藏人，要么留下遺言，要么在烈焰中呼喊的，都是同一個要求，要求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回到他的人民中間來。
不僅如此，面對藏區民眾自焚抗議頻發的狀況，中國政府沒有檢討自己政策的誠意，卻有了嫁禍於人的算計。我在藏區各地看到了很多以震懾為目的的反邪教標語牌。這非常奇怪。反邪教通常有明確指向，中國政府十多年來的反邪教運動是針對法輪功，但是法輪功從來沒有在藏區流行過，藏區幾乎是清一色的藏傳佛教，而且體系十分清晰穩定。這些自焚者，大多是藏傳佛教僧侶，還有一位是有名望的仁波切。特別是自焚發生最多的阿壩格爾登寺系，那是屬於佛教格魯派的著名大寺，他們的上師格爾登仁波切在1959年跟隨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但是整個格爾登寺體系大小寺院的所有僧侶，仍然在精神上追隨著他。
“反邪教”宣傳牌
一位體制內藏人幹部告訴我，把藏人自焚解釋為邪教的組織和影響是統戰部的主意。在全民信仰佛教的藏區，把“反邪教”指向藏傳佛教，這是危險的玩火舉動。一位年長的體制內藏族幹部對我說，在藏民族中反對佛教，這是“千不該萬不該的事情，以前就有過慘痛的教訓”。他警告說，“這樣做，藏區是要出大事的”。
我在四省藏區一路所接觸藏人，他們精神上的痛苦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中國政府拒絕面對這一事實，藏人精神上的訴求沒有出路，藏區隨時會出大事。如今，藏區對藏人的監控遠甚於內地的維穩。我一路上遇到過無數開車騎車進藏旅遊的內地漢人，但是藏人告訴我說，藏人現在是不能隨便去拉薩的，四省藏區的藏人甚至不能跨省旅行，被軍警查到了隨時會遣送回鄉，而漢人卻可以自由旅行。政府和維穩部門不敢相信任何藏人，從中央政府派到藏地的負責人，到城鎮大街上到處可見的全副武裝的制服軍警，與當地藏人的隔閡、冷漠和對立是一目了然的。藏區主要城市大街上的黑色特警車輛，給人一種外來政權在治理這片土地的強烈印象，藏人自己難道會沒有感覺嗎？
我在旅行途中接觸過反抗情緒較強的年輕人，他們接受過現代教育，了解外部世界，有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他們說，由於佛教的不殺生和非暴力理念，由於藏民族是全民信仰佛教、追隨達賴喇嘛的民族，佛教使得藏民族在政治對抗中處於軟弱的不利地位。作為有當代政治意識的年輕一代，他們急迫地盼望擺脫這種軟弱。只要機會出現，年輕一代是願意行動的一代。
我在旅途中就寫了一篇評論，我想對中國政府說，以達賴喇嘛為敵，就是以全體藏人為敵。這樣做只會一天天地強化藏人的民族意識，時時刻刻提醒藏人，漢人和他們不一樣。不改變這一點，西藏問題無解。
“紅旗村”和定居工程
中國政府對內對外宣揚在藏區的“政績”，有一個目的性明確的指向，就是強調其統治的合法性。這種心態有一部分是從清末和民國繼承下來的，即用行政執政力的存在來證明其擁有這塊土地的主權；還有一部分是由於中共執政期間給藏區造成了極大的災難，這種災難是當代人類史上罕見的，直指中共在藏區的統治合法性。 因此，中國政府亟需對內對外粉飾藏區的狀況，以向漢地民眾和國際社會表明，當代中國政府治理下的西藏，要比前朝前代好。帶著這樣的目的和心態，中國政府在藏區的建設與政策，帶有一種讓人無法忽視的宣傳意味，也就是現在中國人常說的“面子工程”。美化鄉村和“紅旗村”工程就是其中之一。
在這次旅行以前，我就聽曾經到藏區旅遊的人說過，他們在藏區確實看到藏人的生活不錯，新房子很大，相當有錢；他們還看到，藏人家裡懸掛著毛澤東的大幅畫像，藏人說熱愛毛澤東和共產黨，感激政府，認同中華民族。我曾遇到過一位做旅遊業的藏族商人，他對我說的一番話幾乎就是中國政府對外宣傳的原版，而且說得相當投入，十分認真。為了了解真相，唯一的辦法是多看多比較。
藏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物質條件，一般規律是隨著交通條件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說，越靠近公路則條件越好，特別是旅遊熱點附近，凡是有大量遊客經過的地方，看上去現代化程度較高，凡是遠離主要公路的偏僻鄉村，條件就比較原始。
這一規律簡單的解釋是，公路帶來了商機，帶來了遊客，附近居民可以利用公路創造的條件從事各種服務業，卡車運輸、旅遊交通、旅館業、餐飲業、零售業、導遊、等等，於是比較富裕，生活比較好，信息靈通，滿意度就比較高。但是，情況並不僅僅如此。
如果將公路附近和偏僻鄉村的差距多加比較，就不難看出政府在這種差距中起的作用。最近一些年，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確實向藏區投入了資金，這些資金到底有多少確實用於提高民生，這是一個應該由政府來透明化的數據。我的觀察是，來自政府方面的錢的分配，明顯地偏向於公路附近。
四川、甘肅和青海的國道兩邊，我看到很多經過美化的村莊，農家院落的大門都是一模一樣的，圍牆都粉刷成白色，粉紅，或淡黃色，有些還一塊一塊地繪了彩色的漢式花鳥畫，看上去就像蘇州古典園林的圍牆。這些經過美化的圍牆規模相當大，汽車一路開過去，到處是這種刻意美化過的圍牆。有趣的是，這種彩繪圍牆的建築形式並不是從當地傳統中產生的，從形式、色彩、風格上和當地鄉村建築毫不相干，和當地的自然與村民生活方式極不協調。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出生的紅崖村裡，整個村莊都是這樣美化了圍牆，各家各戶一模一樣的圍牆，一模一樣的大門和門樓。缺少的恰恰是屋頂上飄揚的經幡。我恰好保存了圍牆美化前2004年的照片。相比之下，我只能說，這樣做肯定沒有達到“美化”的目的，最多是表明了政府行政力在這裡的存在。這種美化是做給外面的人看的，它不可能出自當地老百姓之願望，因為這樣做違反生活常識和經濟規律。這是政府的政治行為，其實和民生沒有多大關係。在遠離公路的地方，或者遊客和外來人不到的地方，這種美化就消失了。
在四川的阿壩州某縣，我還看到公路邊的一個村莊，除了經過美化的圍牆外，村里道路兩邊還安裝了質量很好的木欄杆。 其實，這不難判斷，這些漂亮的欄杆不可能是村民們自己出錢修的，因為在當地的氣候條件下，這種木欄杆如果不年年維護，最多四五年就會腐朽。村民們不會這樣花錢，這違反生活常識。經詢問，確實是由政府規劃和出資搞的建設。這一類的面子工程，一是對當屆的地方領導有利，這是他的政績； 二是對“有辦法”的建設工程包工頭有利。 中國政府分派內地各省對口支援四川地震區域各縣市，大量資金就用於這樣的面子工程。
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所謂“紅旗村”和“紅旗鄉”工程。所謂“紅旗村”和“紅旗鄉”，就是在一個村或一個鄉裡做到每家每戶升起五星國旗，有些還要求每家每戶都懸掛毛澤東的大幅畫像。這就是給很多遊客留下印象的“藏人擁護中國政府”、“藏人熱愛毛主席”的根據。可是，只要思考一下就會產生疑問：在內地，還沒有聽說過十幾億漢人有哪個村莊自發地成為“紅旗村”，憑什麼藏人會那麼愛國地成為“紅旗村”了？這一模一樣大小的五星國旗，一模一樣的毛澤東畫像，甚至一模一樣地懸掛在面對公路的房牆上，其政府強力操作的事實一目了然。這顯然是一種積極的政府行為，目的是向外界證明藏民擁護中國政府，以證明其在藏區的統治合法性。但是這種面子工程沒法近看細看，仔細觀察就有一種無法掩蓋的荒誕感。在遠離公路或者遊客外人不到的地方，這種紅旗村和紅旗鄉也就消失了。
藏區一般民眾的生活，和內地一樣，有很大的分化，這取決於地區條件、自然環境、職業、個人技能等等。和內地一樣，公務員是生活得比較好的，我接觸過一些的體制內的藏人幹部，他們往往是為現在藏區狀況以及政府政策辯護最力的人，但說到具體問題時，他們也會謹慎地流露出種種不滿。 我還遇到過有一些相當富有的商人，他們一般都比較謹慎，不願公開批評政府政策。但是即使是這些生活在社會上層的藏人，民族意識仍然是清晰的，有時候還十分強烈。
並不是所有居住在公路和交通要道附近的藏人生活都得到了改善。由於修建公路和城鎮建設，也有內地所類似的失地農民問題。我在川甘交界的一個城市裡遇到進城打工的失地藏人，取得他們的信任後，他們含淚告訴我，他們原來的土地被高速公路徵用，政府的微薄補償費花完以後，他們沒有了生活來源，唯一的選擇就是進城打工。由於缺乏城市生活的社會關係和技能，他們只能從事別人都不願幹的最低報酬的臨時工作，生活十分艱辛。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正在實施龐大的“牧民定居工程”。我在旅行途中看到了很多這樣的“定居村”，有些已經入住，大多還在建築過程中。這些工程多在鄉鎮附近，大片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施工的小房子，這些就是為游牧民定居而建造的。
我和幾乎所有交談過的藏人詢問了他們對這些牧民定居工程的看法，有幹部、學者、僧侶、商人、農民、和牧民，包括已經遷入定居村的牧民，或者自己將來也要生活在定居村裡的牧民，沒有聽到一句正面肯定定居工程的評論，大多數人對此表示非常憂慮。
我很奇怪牧民定居工程的主意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一位體制內幹部告訴我說，這是四省中某省委書記看到游牧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活很辛苦，所以制訂了這個計劃，以後為其他省所仿效，成為全國性的“游牧民定居計劃”。這位幹部說，省裡領導的動機或許是好的，但他也對最終的效果和可能產生的問題憂心忡忡。2012年5月30日，溫家寶總理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全國游牧民定居工程的“十二五規劃”，要在十二五期間基本解決全國一百多萬游牧民的定居。
我對政府原始動機是好的這一說法存疑。 定居工程潛在的問題及其迫切性我想到，其中或許還有政府沒有公開說出來的理由。
我了解了一下定居村資金的來源。蓋房子的錢，大部分仍然是要入住的家庭自己負擔。政府會補貼一部分，但只是其中的小部分，這些房子不是無償的。入住的牧民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全部或一部分牲畜，一方面是償付房子的建造費用，另一方面是定居以後不得不放棄游牧或縮小游牧範圍。據說這也是定居工程的一個意義，即保護草場，恢復生態，為此必須在一些國家劃為自然保護區的濕地或草原禁牧或限牧，定居工程實際上只是其中的一個配套措施。但是這個理由並不充分，藏人在草原上放牧已經幾千年，歷史上藏人牧民部落就有強烈的環境與生態保護意識，有一系列歷史悠久的保護措施和規矩。如今藏區草場即使有環境和生態問題，也完全不是藏人的傳統放牧業造成的。再說保護草場也並非只有禁牧這一條路。
問題還在於，定居以後的游牧民怎麼生活呢？所有的人都對此憂心忡忡，沒有一個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國務院的決議裡照慣例只有空洞的舉措，並沒有拿出可信的辦法來。我聽說的是，這個旨在改善游牧民生活的國家計劃，游牧民們並沒有興高采烈地歡迎，不僅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離開他們的牧場和牲畜，還有一些具體的生活細節，是始作俑者想不到的。 比如說，牧民原來住的帳房，雖然面積不大，但是帳房外的草場空地，都是他們生活的範圍，若換之以同樣面積或面積稍大的水泥地面的定居點房屋，他們會感覺非常局促和幽閉。游牧民原來是基本沒有木製家具的，搬進空空蕩盪，一無所有的水泥房子內，生活之不舒服可以想像。
雖然根據官方數據，全國游牧民只有115万多，但是游牧作為人類一種古老的生活方式，對於藏和蒙古等民族，其文化和精神意義是非常深遠的。把游牧僅僅看成一個生活水平問題，這樣的政府和官員也太小兒科了，怎麼有能力來管理一個多民族國家？
再簡單一些說，政府這個舉措要影響一百多萬人的生活方式和未來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這麼大的一件事，你總該問問那些將受到影響的人吧？預先連問都沒有問一句，沒有至少聽聽民族學或地方幹部的意見，就打算動用國家的力量， 一舉改變別人生活了幾千年的生活方式，顯示出政府並未接受1950年代的教訓。
據我與之交談的藏人說，已經入住的定居點情況很不好，特別是年輕人，定居點不能提供充足的再就業機會，無所事事的遊蕩產生了諸多問題。所以，有些已經建築完成了的定居點，入住率嚴重不足。有些入住了的牧民重新返回牧場，或者只是當上面來人檢查的時候，才到定居的房子裡來應付一下。
目前，定居工程還在進行之中。我的判斷是，這場旨在改變游牧民生活方式的措施，將步中共執政後類似“農業合作化”等宏大舉措的後塵，以得不償失、無法持續而告終。對於政府來說，眼下這個工程的最大好處是，定居點相比分散的牧民更容易監控；而對各級地方政府而言，這也是一筆可用來大撈回扣的財源。
后記：藏區狀況早晚會變
我是研究當代藏史的。我的研究告訴我，今日藏人日益明確和強烈的民族意識，是過去近百年里藏民族苦難的必然結果；藏區的狀況和以前的歷史有著必然的聯係。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切斷這種歷史聯係。不管中國政府向藏區輸入多少金錢和武力，都不可能讓一個民族一夜之間忘記過去。同樣，藏區的未來也和今日藏人的處境、和當下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聯係在一起。到藏區去，到藏人中間去，睜開眼睛看看真相，用自己的平常心來理解藏人的心，不難理解，中國政府今日之“治藏”政策是有根本性問題的，它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藏區之“變”是早晚的事。不管中國政府有多固執，它總有走到再也維持不下去的一天，從而不得不從根本上檢討其西藏政策，然而，到那一天，中國政府將不得不付出今天想像不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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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rch 3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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