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平
我曾經在台北參觀過壹傳媒的「媒體工廠」，對其創新能力嘆爲觀止。黎智英强悍的「市場邏輯」，對於民主轉型之後仍然在政治陰影中困鬥的台灣媒體來說，無疑具有革命性的衝擊。他曾經驕傲地抨擊台灣的「文人辦報」：「台灣的讀者被忽略了，做傳媒的沒有想過讀者要什麽，只想到自己要給讀者什麽，你真的問過讀者嗎？真的知道讀者要什麽嗎？」
有批評者指出，《蘋果日報》預設了讀者趣味低俗、思想浮淺的提前，對於讀者名爲尊重實則貶損。其實，該報一直有跳出黨派糾葛、大膽直言的評論文章，儘管這也常被批評爲「消費政治」。
放進媒體歷史中看，這種「妓院旁邊開教堂」的做法並不新鮮。上世紀初期，美國現代媒體業先行者普利策也曾爲自己辦的「黃色小報」辯解，他是先通過聳動性的低俗新聞抓住讀者，再讓他們看一些事關民主政治的嚴肅的調查報道和評論文章。
與台灣的媒體歷史類似，美國「黃色小報」的進步意義在於，它是對於黨派報紙傳統的矯枉過正，打的也是走出政黨控制、滿足民衆口味的旗號。
顯然，當時美國的專業人士和普通讀者對此狀况並不滿意，主流大報開始轉向新聞專業主義，以客觀公正的報道和嚴肅認真的批評服務公衆。在公共服務的專業標準中，政黨控制、資本干預和色情暴力等低級趣味都令人蒙羞。
今天的台灣媒體，大多陷入這三種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作爲一個旁觀者，我也時常爲我尊敬的台灣同行感到害羞。
既然台灣的民主政治深受美國影響，我自然也有一種期待，以爲台灣媒體也會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很快走出「黃色小報」的泥沼，做出令人羡慕的華文媒體的墶本。
然而，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台灣媒體面臨歷史性的新問題：一是新技術對於媒體觀念和格局的改變；二是資本全球化時代媒體更加弱勢；三是兩岸政治對於台灣政黨及媒體的影響。三者盤根錯節，互爲表裏。
中共是新技術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兩岸關係上亦是如此。台灣目光短淺的政客，也總是巴望從中獲利，從而成爲共謀者。他們一起誇大了中共的威力，讓台灣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悲苦守護的心態。台灣的媒體不僅有被直接用金錢收購的危險，也由於資本的短線操作而導致人才短缺，更因爲政客塑造的兩岸氛圍使得媒體人喪失了文化自信。
政治、資本和黃色新聞一樣，對於讀者的控制手段，大多是利用人性的弱點。恐嚇、收買和弱智教育，也正是這六十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故事。
和過去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測相反，不是民主的力量戰無不勝，而是全球化和新科技讓專制者更方便地利用人性的弱點，攻城掠地，得心應手。這我們必須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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