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但欢喜的时间并不长，代替日本独裁的却是另一种独裁，国民党的掠夺取代了日本人的掠夺。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基本与日治时期的总督无异。经济上，国民政府接管之后将战前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接收，这些资本几乎垄断了台湾工业、金融、贸易等各个领域。台湾省政府还设立贸易局和专卖局，对贸易和烟酒实行政府专营、专卖，这都与台湾民间资本、工商企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让原本期待结束专制统治的台湾人民渐渐感到失望。
民国36年（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更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这起事件被称为“二·二八事件”。
事件的导火线应追溯到1947年2月27日黄昏。台北市的林江迈带着儿女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台湾省专卖局出动查出私卖烟草。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
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遭到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在附近城市抽调大批军警在台北市大街小巷巡逻。然而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28日基隆发生冲突；3月1日，新竹发生冲突，县府和当地机关被群众控制；3月1日晚上，冲突已蔓延至台中、彰化以及嘉义；3月3日，台南与高雄也爆发冲突；3月4日，台东、花莲亦爆发冲突，而由于花莲方面军警被抽调到台北，当地政府机关很快被群众控制。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无法应付这种在全省各地大规模爆发的全面性群众冲突，冲突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而早在3月2日，台北市民众已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谈判初期，国民党同意了民众提出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委员会将条款增加到三十二条，致使陈仪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原来，陈仪表面上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做了一些让步，但事实上却对蒋介石隐瞒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和专制统治激起民变的事实真相，并将台湾人民污名化为日本皇民，以台湾人民受共产党思想影响，产生“有组织叛乱行为”、“独立等叛国”、“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有政治欲望之人士，高唱大台湾主义，欲达台人治台之目的。”为由急电蒋介石“速派国军赴台救援”。之后国民党就一直在各大报纸上发布与台湾各界磋商的各种消息，不断表现出政府对台湾的宽容、退让与希望和平解决冲突的美好愿望，但却在暗地里派遣21军到台湾准备镇压群众。3月8日，谈判由于陈仪撤出代表而破裂；中午，21军先头部队到达基隆港口，并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军事镇压行动之后，继之进行清乡工作，民国政府打着逮捕潜逃嫌犯、收缴武器军品、清查户口、办理自新、取得连保连坐等口号，对台湾省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
据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上数据，在“二•二八事件”的军事镇压和随后的清乡中共有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死亡。而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则称“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二•二八事件”在民主化前的台湾一直为敏感话题，过去民国政府对于事件的原因有各种不同解释，并且以“不要挑起族群冲突”为由要求不要揭露“二•二八事件”。1988年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而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而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台湾省国民党主任委员林翼中却公开表示事件“无任何背景，谨因民众不满省方措施”。
台湾实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为名的该纪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桥、始石、跳石、终石、阳石、阴石、瓮、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钢铁等建物设置。这些建物表达了对该历史事件的追诉、记忆起始、哀恸、宽恕、停留缅怀、悼念罹难者、低头沈思、族群融合等隐含意义。
同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其中，现任总统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并代表国民党道歉认错。他表示将“二•二八纪念日”降半旗，甚至将“二•二八”视为国殇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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