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以《刘大磕巴 vs 莫言——从两个诺奖看中国的政治与文学》为题，在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模拟法庭进行了一次普通话演讲。演讲中，他比较了这两位都在1955年出生，但性格和政治取向却完全不同的中国籍诺贝尔奖得主。
林培瑞首先简单回顾了刘及莫获得诺奖前后的经过和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不同反应，其后又谈及了他刘和莫的成长背景和人生转折。林谈到，他第一次看到关于刘的消息，是一次研讨会上，刘与王蒙对着干。当时刘在文坛已被誉为“黑马”，对许多作家都有批评。1986 年，刘曾经说过：“用一句话总结中国作家的问题，他们无法创作，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们的个人不属于自己。”在谈及莫言的时候，林认为《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山东说书的传统比威廉·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影响更大，而林猜测，莫畏惧权威的性格也可能与他儿时的成长经历有关。
林又通过援引了刘对电影《红高粱》的评价，说明刘和莫在当时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都属于“大胆先锋队”，而莫在当时官方眼中并不讨喜，一是因为他突破了性描写的禁区、二是因为他故事中老百姓的形象与当局宣传中的形象很不同。
随后，林讲到了 1989 之后两人不同的转向。刘为了自己当时逃去一个朋友那儿躲避而忏悔不已，而莫为了保住体制内的位置，做了或多或少的妥协，而又假装一点妥协都不做。而遇到一些不能碰的禁区，莫就绕过它，去讲故事，不说制度有问题，只说下面的腐败、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刘则直指制度核心。
刘和莫
林又援引刘的观点，高调反抗（体制外的人）应该把低调周旋（体制内的人）当作一种补充，应该欢迎、而不是鄙视体制内有相同目标的人做出的种种努力。两者是互补的关系。“一个人自愿为自己选择的理想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并不构成去强制别人也为理想而做出同等牺牲的理由。”但林并不认为莫在体制内也为了相同目标而努力过。
最后，林又谈及他并不认为在文字上莫在所有中国作家中是最好的，又援引了一位中国研究生的论文，评价了莫：Pity him（可怜他）。年少时痛苦的经历和精神创伤塑造了他胆小、甚至懦弱的性格。为了保住他体制内的地位，他做出妥协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的作品吸引到一些读者，又可以让他养家糊口，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大错。但他接受诺奖，却是个天大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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