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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31 March 2013

中共中央提出从媒体和高校清除“新三反人员”

来自中国媒体的多个消息来源透露,中共各级党的宣传部长都在传达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有关会议定出了中共中央今后的5点宣传基调。

1.中国的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当是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今后不允许党管的媒体发出于党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声音,否则就收回经营权;

2.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地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

3. 坚持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所谓“新三反人员”不能继续呆在媒体,不能从事舆论宣传工作,不换立场就换人;

4. 要加强党对媒体的管理和引导,不能总是报道负面东西,却对正面东西视而不见;

5.不能让有“新三反”倾向的人在高校从事新闻人才的培养工作,并派出党政干部到各高校新闻专业去与各高校新闻老师到党政机关换岗。

中国网民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腾讯微博上表示,“有人写信告诉我,中央有了宣传工作的新精神,反毛的人都得从媒体中清除。清除得了吗?就是清除,各媒体也是口是心非。在今天这个时代,坚持毛的遗产,不仅仅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而是跟人类为敌的问题。”

著名媒体人“阿忆”周忆军则跟帖留言说,“中央宣传精神,啥时候能鼓励各种思想各执一词,啥时候才算进步。到那时,中央宣传精神也就没啥用了,公民有权拥有各自的精神主张。”

另一位网友“癫书生”也说,“错的东西,终究是错的,掩饰有什么用,中央怎么不宣传自由,民主,和人权呢?这样下去能长久的了吗,怎么有些人就是想不明白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但也有网友反对张鸣的观点,署名“七”的网友说,“毛是这个国家建立的基础。动了毛,就是动了它的基础。没有了基础,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网友“羽田慈萌”则表示,“如果这是真的,对新政的一点好感又要荡然无存了。”

在新浪微博上,网友“爱有心-义有我”说,“新近中央宣传工作会,讲话精神已传达,让人感到一股倒春寒的冰冷感觉。喉舌论,新三反,不换立场就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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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宁:对中国政治巨变的分析和预测

中国也会像苏联、东欧国家一样出现政治巨变。这是很多人的共识。除了有花岗岩头脑的人以外,都会相信此判断。军队上将、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认为:10年之内,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没有退路。” 我相信,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等,内心也会这样认为。毕竟,推翻专制独裁制度,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到底什么时候发生政治巨变,政治巨变会出现什么情形?这是人们所关心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预知未来的人,无论中外,所谓先知、算命那一套都是骗人的。但是,预测是一门科学,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于中国国情和借鉴其他国家民主化的历史,进行综合分析,大致地预测出中国政治巨变最可能发生的情形和结果来。这种分析和预测准不准,要由今后的历史来检验。

以下以提问、回答的方式说明中国政治巨变的分析和预测:

一、中国政治巨变可能会在哪一年发生?

答:中国的政治巨变可能发生在最近一年至三年内。我主观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时期是今年——2013年。如果在三年内还不发生政治巨变。那么,中国的民主进程可能会长期拖下去,并将爆发更惨烈的革命和长期混乱。

人民对中共新领导多少抱有希望,但如果半年以后,人民发现它是换汤不换药,会从希望变为绝望。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十年,留下一个更烂的烂摊子。习近平、李克强上台后,必然要推行新政,但如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使形势出现明显好转,其结果会更坏。从习李上台的三个月看,几乎看不出有多少好的变化。再过半年、一年,人民还会等下去吗?所以今年是最有可能发生人民革命的。

二、中国的政治巨变会是中共政治改革的结果,还是人民革命的结果?

答:中国的政治巨变将是人民革命的结果,因为中共新领导不会进行真正政治改革。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中国政改绝不搞西方民主制度模式,中国政改首先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对现行政治制度只是完善,而不是改变。中共从来没有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全民大选、全民公决的“民主制度”,都是假民主、真专制。我们对这样的“政治改革”还能抱有希望吗?

我很早就说,中国政治改革已死,人民革命当立。既然中共不能真正地进行政治改革,那就只有由民间进行人民革命了。所以说,中国的政治巨变不会是中共政治改革的结果,只能是政治反对派发动的人民革命的结果。更确切地说,中国政治巨变应是政治反对派发动的人民革命发生后,中共领导被迫让步的结果。

三、人民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它与暴力革命有什么区别?

答:有人一看到“革命”二字就感到害怕,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泽厚、刘再复就写文《告别革命》。此议非常受中共的欢迎,延误了中国政治巨变至少十年,起了中共想起,而起不到的恶劣作用。革命并不意味就是暴力革命,革命也并非都是无秩序的,非法治的。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班牙、葡萄牙建立民主政体开始,到前两年,中东、北非地区部分国家的’“茉莉花革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世界性民主大潮中,其大部分国家都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人民革命实现民主化的政治巨变。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巨变,不是政治改革的结果,而是人民革命的结果。我所讲的人民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非暴力的革命。人民革命是在现行宪法、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的政治斗争,它是非暴力的,和平的、民主的、遵循法律的、有序的革命。没有血腥、没有战争风烟,没有破坏,没有动乱。

人民革命依据的是现行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政府早在十四年前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 •••:
(甲)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
(乙)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
(丙)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事务。

综合以上三个法律文件的法律规定说明:1、没有人民授权的“共产党领导”是非法的,通过全民大选,由人民选择的执政党才是合法的;2、人民革命通过“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的政治斗争;3、人民革命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全民大选(公民采取直接的、平等的、自由的、秘密的、普遍的选举,选举国家主席、国家议会、省级议会议员,并事实上决定执政党);全民公决:对新宪法,或现行宪法进行选择;体现了现行宪法第二条,也体现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

人民革命是合法、合理的,中共也不得不认同。所以它有可能是一场有序的,平稳的革命。过程中最激烈也就是规模宏大的要求全民大选的游行示威。

四、人民革命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

答:人民革命可能因某个或某几个突发事件而发生。可能造成人民革命发生的突发事件有很多,中共腐败那么严重,中共特权阶层和不法资产阶级与民夺利那么激烈,中国贫富差别那么悬殊,司法机关滥权那么普遍,可以说,全中国到处布满了干柴,就待几颗火星的点燃。

政治反对派要发动和领导人民革命,既不能极左,又不能极右。一方面,人民革命必须坚决反对诸如“打倒共产党”的极端口号;要与法轮功等、与台独、疆独、藏独进行坚决的政治切割;要与美国等外国势力划清界线;绝对不能出现“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要表明,我们是主张政治和解的,绝不会对共产党进行清算,我们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要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平等地接受人民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惧怕人民革命,对阻止人民革命,甚至破坏人民革命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批判,对阻止人民革命,甚至破坏人民革命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比如,要批判以反对民粹主义、指责暴民倾向,反对民族主义,指责革命的言行。在人民革命发生之前,要防止极右,在人民革命发生后,要防止极左。

人民革命提出的政治要求一定要合法、合理,同时要表现出政治反对派中有好的政党,好的政治领袖集团,好的政治纲领,它们如上台执政,会做得比共产党好得多。建立了民主制度,政治反对派不上台,也能监督执政的共产党,使它无法腐败和专权,并迫使共产党执行政治反对派提出的合理主张。一定要告诉人民群众,实现民主化,对他们有切实的,马上能实现的好处。使他们拥护民主变革。如此,人民革命一定会胜利。

五、人民革命发生后,中共会不会第二次调动军队进行镇压?

答:可以肯定地讲,人民革命发生后,中共不会第二次调动军队进行镇压。毕竟,时代进步了,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深得人心。中共领导人不可能下镇压的命令;就是下了命令,军队也不会执行。人民革命提出的政治要求完全合法、合理。中共没有理由拒绝,更没有理由下令镇压。1991年,苏联军队参与军事政变,但遇到人民的反对后,很快退回军营。罗马尼亚军队、南联盟军队均拒绝本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镇压人民革命的命令,并站在了人民一边。1989年“六四”时,邓小平等对军队进行了欺骗,仍遇到了一定的抗命,更何况24年后的今天呢。军队虽然受到中共的控制,但也是与人民紧密联系的。现代信息非常畅通,不可能再进行欺骗。只要人民革命得到很多人民的支持,军队就不可能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如果部分军队执行了镇压命令,军队立刻会分裂,打起内战来。最后的结果是国家、人民、军队,都会遭受极大损失,责任将被追究,中共可能会被取缔,中共领导人可能会得到齐奥赛斯库的下场。习近平不是邓小平,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威,今天的军队也不是二十四年前的军队,它不会那样的愚忠。

六、人民革命发生后,中共会不会崩溃、中共会不会被打倒?

答:一般来说,人民革命发生后,中共不会崩溃,也不会被打倒。希望中共突然崩溃,或被人民打倒,都是在幻想,极为幼稚、荒谬。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能自己骗自己。中共不会崩溃,也不会被打倒,是因为中共没有那么坏,它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政治右派、法轮功等,把中共说成是最大的邪教,是当代的纳粹党、法西斯,极其残暴,十恶不赦,执政六十年,杀害八千万人。但这些都不是事实,完全是恶毒攻击。1960年前后饿死人,应为二千万左右,而不是六千万。这是中共失误造成的,不是杀害的。中共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百多万人,不是二千万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共是承认的,并决议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中共是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是廉洁的,但由于经验、水平的不足,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六十多年来,中共执政还是有成绩的。比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科技、教育、文化有了很大进步。中国由一个受列强欺负的弱国,长期处于战争、内乱的国家,变成为世界第二在经济体,统一、和平的国家。这些不能不说是个伟大的奇迹。近年来,中国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方面虽然进步缓慢,不如人意,但还是有所进步的。中共最大的问题是:专制独裁政治制度、专制统治、极端腐败,贫富差别悬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全面地看,中共不会崩溃,也不会被打倒。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巨变后,也没有崩溃、没有被打倒。有的继续执政,有的下台后,又上台。苏共1991年搞了军事政变,如果不搞,肯定还会是可以问鼎最高权力的政党。中共要接受苏共的教训,不要做出极其错误,离谱的事情。

即使民主化之后,中共也还有很高的支持率。中共在全民大选时,很可能仍是执政党。即使失败了也是最大的在野党。我们不应小看中共的力量。它毕竟是有八十多年历史,执政六十年,有过辉煌历史和巨大历史功绩的那个中国共产党的继续者。它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干部和很大的影响力。中共政权不仅仅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的政权。政治右派、法轮功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以打倒中共为第一政治目标,将使民主化实现愈加困难,也使自己陷于孤立。

七、中共为什么会在人民革命发生后被迫让步?

答:因为中国已处于后专制主义时代。后专制主义时代是民主政治时代的前夜。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人民群众已经普遍认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统治者至少在口头上承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对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已经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了,它只能以“维稳”为借口,压制政治反对派。统治者从宪法、法律上,从思想、理论上无法反对和反驳政治反对派提出的“全民大选”、“全民公决”,这样合理、合法的要求。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发生后,统治者内部会出现分崩离析,再对抗下去,再拖延下去,会对国家、对人民、也对统治者自己造成更坏的结果。在后专制主义时代,人民革命起来,统治者无力镇压,只能被迫让步。

中共新领导在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即使没有蒋经国那样高的觉悟,也很难像邓小平等那一代领导人那样保守、死硬。军队上将刘亚洲知道中国民主化势不可挡,难道习近平、李克强不知道吗?到时,习李不让步,中共高层、军队高层自然会有人站出来向人民革命让步。关键不在于中共会不会被迫让步,而在于人民革命的声势是否浩大。如果声势浩大,中共的让步就会较大,否则,就会较小。这是政治反对派应该注意的:怎么才能把人民革命搞得声势扩大,怎样才能得到更多人民群众的支持?

八、中国政治巨变会不会付出代价最小,造成损失最小,过渡最平稳?

答:台湾政治巨变被认为是付出代价最小,造成损失最小,过渡最平稳的。大陆的政治巨变也有这种可能。因为中华民族是有智慧的,文化是悠久的,作为民主最后实现的国家,前面有太多的其他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中国老百姓人性平和、宽容,强烈地反对动乱。中国人很少所谓暴民倾向,很少所谓民粹主义。很多年,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思想的影响深得人心。极少数人出来鼓吹动乱,就会像老鼠过街,被人人嚷打。政治反对派的大多数主张政治和解。新的民主政党,新的政治领袖集团会有非常高超的领导能力。中共领导人也不会表现太差,不会再搞镇压和对抗。

民主化之后,执政当局不允许搞过去的所谓“革命行动”、“群众专政”那一套做法。群众运动仅限于向有关部门揭发,执行要由行政部门去执行。一定要讲民主,允许被整的人讲话,要讲法治,不允许违法。对任何打砸抢烧行为,要坚决镇压,消灭在萌芽状态,绝不姑息迁就。再大的冤仇,伤害、不公、侵权等,都要通过向行政机关控诉,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个案方式解决。个人、单位、组织等非司法机关,不准擅自采取拘禁、扣押、侵占、破坏等手段。

中国在人民革命过程中,在民主化以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就不会出现混乱、动乱,秩序会更好。中国政治巨变就会付出代价最小,造成损失最小,过渡最平稳。当然以上所说是比较理想的。事实也许会差一些,但也差不到那里去。有人把中国政治巨变描绘得那么可怕,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九、如果进行全民大选,中共会不会下台?如果政治反对派上台,将会是哪一部分上台?

答:从现在看,进行全民大选,中共不会下台。全民大选时,政治反对派刚刚组成政党,宣传也不够,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共做得不好,才可能给政治反对派以机会。当然,政治反对派一定要做得好才行。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分左中右三派。其中政治中派势力最大,左派次之,右派势力最小。这与社会上的情况是一致的。在全民大选中,只有中派,或者中派加一部分左派,中派加一部分右派,也就是实现了政治反对派的大联合,才有可能上台。政治右派、政治左派是绝对不可能上台的。政治左派、政治右派包括:部分老民运、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部分中国民主党、法轮功、“毛左”等。他们也可能会分化重组,或改弦易张。对民主大选的结果,一些老民运会抱怨,认为自己出道最早,受苦最多的,反共最坚决,民主化之后不应该受到冷遇。他们会起来指责选举不公,并且没完没了地闹下去。但实际上,他们应检讨自己,为什么没有多少选民的支持。

十、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和民主化之后,中共它会出现什么变化?

答:现今,中共是中国唯一的、公开的政党。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经过中共的改造,早已不是政党了,它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组织上完全受控于中共。中共非常庞大,有八千多万党员。党组织分布在所有的基层。中共实际并没有那样强大。很多党员入党是为了个人利益。一旦他得不到个人利益,他就会退党。所以在实现民主化的时候,虽然中共还在台上,由于中共失去了特权,再加上要逐步实行公务员政治中立,军人政治中立、司法人员政治中立,会有大批中共党员退党。如果,中共在大选中失败,成为在野党,会有更多的党员退党。中共腐败极其严重,为了挽回影响,中共会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开除、劝退大批不合格的党员。

我早就讲过,由于中国实行一党制,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利益集团,特定群体等都会在中共内寻找代理人,或向中共内派出代理人。中共党内会出现明显的政治派别。比如说,中共党内有支持特权、贪腐的强大势力,即:中共特权阶层;党内出现过以邓力群为首的中共左派,现在又出现了“毛左”;有主张民主的,聚集在《炎黄春秋》周围的一批中共前官员、党员知识分子;打倒薄熙来后,党内出现了“挺薄派”;所谓“红二代”就分成不同的派别,胡德平、刘源、陈小魯、马晓力等人非常活跃,其中以胡木英为会长的延安儿女联谊会有数千人,已是很强大的组织了;还有秘密支持政治反对派的中共党员、干部。中共党内对中央不满的大有人在。所以,一旦民主化后,中共会分裂为三个或四个中共。但是,不要以为中共会成为小党,分裂后的每一个中共仍非常强大,最大的中共(主流派)党员人数应在一两千万,最小的中共,人数也会在一百万以上。我预计,那时,中国民主党,即使七个合并为一个,放开发展,最多发展到有一二十万党员。仍然是个很小的政党。除非它改变政治右派的面貌。

十一、为什么政治反对派中,中派势力最大?为什么政治反对派很难能够单独上台?

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中派势力最大是常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极端氛围中,在突发事件时,左派、或者右派才受到民众的支持。但等人们冷静下来,极端主张将被抛弃。极端派别将被冷漠。胡锦涛的不折腾,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主张,结果是死气沉沉,原地踏步。“毛左”要为四人帮平反,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政治右派要打倒共产党,是政治上翻烧饼,这些都是极端的主张,都是不被人民群众所支持的。中派的主张,考虑到大多数人的认知程度,考虑到实现的可能性,减少社会矛盾、斗争、冲突,主张政治和解、社会和谐。所以它会得到最大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反对派中,中派势力最大。

政治反对派即使实现了中派为主的大联合,一般来讲,也不可能单独上台。政治反对派中的中派应与中共分裂出的一派、二派的联合。他们共同的竞争对手是中共主流派。最有可能是,政治反对派中的中派与主张民主,政治改革的那一派的联合。实际上,它们现在已经走得非常近了。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不排除政治反对派的中派与中共主流派联合执政,但原则是,中共主流派依从于政治反对派,而非政治反对派依从于中共主流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政治反对派宁愿在野,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大选上台。

十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政治巨变中将起什么作用?

答: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实行真正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相反,由极其腐败的,内部有大量亲美派掌权的中共来领导的中国,反而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民主的理念是立国之本,这又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支持中国的民主化。所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巨变的态度将是复杂的,微妙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手中有大量中共高官腐败和卖国的证据,但它们现在不会拿出来,因为它们不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巨变。但人民革命起来后,它们会抛出这些材料来。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希望得罪中国人民和新执政党、新政府。毁掉它们在中国的形象。

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中国的政治巨变过程中出现混乱,动乱,长期的相互争斗,经济衰退,最终沦为二流国家,就像苏联(俄罗斯)那样。为此,它们会通过代理人进行捣乱和破坏的。这些代理人往往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造成国家的政治对立,社会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希望中国的新政府是亲美,依附西方国家的。为此,他们会在中国寻找有可能问鼎最高权力的亲美、亲西方的政党和政治家,会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他们上台执政。这些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中国政治巨变会是什么样的,任何分析和预测,都不可能是准确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大致方向、过程和结果的。我们要争取最好的过程和结果,为此,我们应该知道去做什么事情,不去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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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与“新加坡模式”

尚在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今年春季选出前,就已经对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口号展开了宣传攻势。与此同时,有关“新加坡之路”的研讨活动也在中国活跃起来。关注三分之二人口为华人的新加坡经验是与讨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改革方向相关联的。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这样认为。

官方媒体乐谈的问题是,对于国家、对于每位具体的公民来说,“中国梦”本身到底是什么。显然,这一口号中含有以下一些信号,这就是在当今复杂和不可预测的世界上,中国应避免老发展道路的死胡同(经典时期的社会主义),同样,也不能盲目对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拷贝,应该走一条自己的“中国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么,究竟什么是走“自己的道路”?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在当选中共总书记后对深圳进行了视察,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性。中国新领袖和邓小平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对“新加坡模式”有着很大的兴趣。

对于“新加坡模式”的讨论,尤其是有关其在中国条件下的适用性话题的讨论,一直都在很多信息资源中进行。值得强调的是,新加坡是唯一一个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领导层都在公开倡议要对其经验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国家。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新加坡模式的诱人之处在于其经济发展的高指数,同时也包括,这些经济成果是在政治体制高度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几十年里,领导创造“新加坡奇迹”的一直是人民行动党。而且是在政治体制相对强硬、缺少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条件下实现的。

针对“新加坡模式”的争论也让学者和观察员们两极化。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特别关注新加坡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对其公民的高社会保障、对腐败零容忍、对政府部门的高效率和透明性、对低失业率和街道整洁等方面感兴趣。而自由主义们则对政治体制中的一些独裁和非民主要素、对不遵守这样和那样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非常的关注。

一些学者强调,有关新加坡模式的争论,不应对这个国家使用意识形态的观点、而要运用现实的资料来看待。事实上,新加坡从1959年获得独立以来,很多政治和司法体制要素都是以英国体系构建起来的。尽管和中国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一党执政),但新加坡却存在着法律至上的现实,存在着正式的政党竞争体系,在议会中对政府可以进行批评,选民也对政府服务质量有着很高的诉求。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忽视的是,人民行动党在最近一些年里的执政地位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对执政党不可替换性的不满情绪正在逐渐高涨。

无论从哪个角度对“新加坡模式”进行评价,显然,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教训在于,要在自己的社会政治体系当中引入竞争要素。参加这种辩论的学者赵灵敏这样认为。但究竟如何做,学者们却产生相左的意见。看来,中国既不能拷贝美国的模式、也不能拷贝新加坡的模式。或早或晚,中国应依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习惯和政治文化来构建自身的模式。这样,“中国梦”将不仅仅是官方媒体的宣传性口号,而是千百万普通公民真正实现了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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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度陈仓:塞浦路斯总统家族资金大挪移

就在人们发现包括塞浦路斯前总统Vassilou在内的精英们享受了减免其在各大银行的贷款的待遇之后,似乎目前腐败比人们想象得还要严重。ENETEnglish披露,塞浦路斯报纸Haravgi声称,在塞浦路斯银行存款减记事件发生前一周,现任总统Nicos Anastasiades的家族从Laiki银行转移了上千万资金到伦敦。当然,总统家族强烈否认并要求调查这一言论;我们相信政府选出来的“独立”委员会将会像反垄断调查者一样彻查此事。

EnetEnglish:

塞浦路斯报纸Haravgi表示,塞浦路斯现任总统Nicos Anastasiades家族所拥有的一家公司在3月12日和13日从Laiki银行取款上千万资金。

这份由共产主义形态党派AKEL党所属的报纸表示,在欧元区集团会议3天之前,该公司从Laiki银行取款2100万欧元,并转账至伦敦。

作为回应,Anastasiades表示,“这份诋毁公司和我家人的指控,无非是为了将公众注意力从国家破产危机的始作俑者身上转移开来。”

总统还表示,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不会在调查中试图为自己洗脱导致经济崩盘的责任。

Anastasiades还表示,周二调查委员会开会时,他将要求他们向对待其他事件一样严肃调查此事。

被指控的公司坚决否认了此前的报道。

另:就在塞浦路斯深陷危机之时,上周五一些公司和政客被披露享受了减免其在各大银行贷款的待遇;这一消息先是在希腊被公开,之后被送至塞浦路斯议会道德委员会。涉及这一事件的名单包括了塞浦路斯最大党派(不包括EDEK和绿党)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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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税收组成和政府规模谈城镇化的真实含义

政府大概在2006年左右取消了农业税收。农业税收的规模在2000亿左右。现在看上去很少,但是,大量的乡镇村级政府当时的主要的税收来源是农业税。
取消了农业税,政府依靠的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来豢养大量的官吏。这种模式下,中央政府最有钱,省政府次之,市级县级的政府紧巴巴。
乡镇一级的财政很困难,因为乡镇级的企业小,少,弱。乡镇一级的官员为了养人或活的更好,开始了城镇化进程。一种方式,是将土地卖给企业主,低价征收农民的集体土地,高价卖出,卖出所得,支付官吏工资和开销。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将城市做大,吸纳周围的乡镇,做房地产。乡镇得到土地收入转化为官吏工资和其他所得。
一般来讲,政府的税收越多,政府的人员越多。因为,原来一个官吏的事情,现在5个人做,分到每个人身上的事情就少了。花公共税收的钱,何乐不为。土地出让的增多,成为了中国政府扩张的黄金时代。高层看到这种现象都快要失控了,于是,国家出台了公务员考试。根据中国政府在2004年税收约为2.5万亿左右,到了2012年,约为10万亿。估计官僚机构的人员至少膨胀了4倍。
但是,是不是农民就免除了负担呢?不是,只是这种负担转移了。
首先,土地出让金的提高,实际上转移到了房价上。房价转移到了房租,一个农民想在城市里面立足就要支付房租或购买房子,实际上承担了这种隐含的税种。
其次,企业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转移到了日常用品。流通领域的税收增高,使得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高。
再次,国家通过垄断政府所有企业隐性征税。2012年中国税收统计显示,行业中盈利的主要有,电力,石油,电子,烟草,汽车,钢铁。其中,电力和石油是政府所有,其垄断性质等价于征收能源税达到盈利目的。烟草有垄断性质。钢铁和汽车属于半垄断。换句话说,政府通过行业垄断征收上游能源税。实际上,私营企业的利润基本接近平均利润。
这种后果是,工价增高。农民觉得在城里打工挣不到钱。
那政府的考虑是什么呢?
税收的可持续性。
各级官僚基本达成共识,卖地不可持续。那么,如何保证税收的可持续?
一种方法,城镇化,使得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工厂的劳动力。人多了,工价就低了。企业利润增加,增值税保持不降。
第二种办法,开征房产税,相当于原来的农田税,不过对象是房产。房产税的潜在规模可以达到1到2万亿左右。非常诱人。这样,同样非常需要农民进城。
第三种方法,保证营业税。这就是要扩大内需。要农民进城消费,购买各种商品,营业税得到保证。
但是,作为农民,愿不愿意进城呢?
因人而异。
农民的土地属于集体性质。如果其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官吏可以以此为依据,将其失去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土地流转的后果就是土地的集中使用权从名义和实际都集中在官吏政府和个人手中。
而,农民即便到了城里。要支付高昂的房价,和承受很高的生活成本。成为房奴,或言之,无产阶级。
虽然,城里的医疗和教育资源比农村好。但是,政府不会免费支付给农民。因为,这些资源是有成本的。所以,作为农民,守住一亩三分地,就是守住了生存的根本线。
这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是不太一致的。

有人说,为什么政府不裁员,缩减开支呢?个人认为,除非发生特别危机,政府裁员是不可能的。
其实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日益庞大的官僚阶级和日益困难的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政府索取的日益加重,导致了三种结果:
(1)良民阶层的减少,
在政府的横征暴敛下,人们选择进入体制内,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免除被剥削的一部分。于是,公务员热兴起。

(2)精英阶层的离开
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移民潮。

(3)刁民阶层的增多
刁民可以定义为认为辛苦劳作不如非法所得的阶层。因为政府的取用增多,辛苦劳作所得经过层层盘剥,所剩无几。而非法所得可以通过贿赂官僚减免风险,所计算的所得竟然比当良民划算。

这样的最终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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