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和卡塔尔都有比印度更加自由的媒体环境。深陷入“文化危机”的印度，只要一天不能保障言论自由，它就不能算是一个世界文化大国，更不用说一个民主大国了。
印度正在经历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说的一场“文化危机”的艰难时刻。各类作家和艺术家都因为他们所说、所写或创作的作品而受到骚扰、起诉或逮捕。政府或者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行动保护言论自由，或者积极地助长镇压。
今年，在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Press Freedom Index)的排名中，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79个国家里，仅仅排到了第140名，比去年落后了9位。如今，阿富汗和卡塔尔都有比印度更加自由的媒体环境。
据那里的技术行业高管称，在最近几年里，政府开始密切关注互联网，要求谷歌(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预审其内容，并删除可能被视为“诋毁”或“煽动”的内容。
11月，孟买警方逮捕了一名21岁的女性，因为她在Facebook上抱怨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家巴尔·K·萨克雷(Bal K. Thackeray)逝世之后城内商铺关闭；另一名Facebook用户因为“赞”那名妇女的评论而被捕。逮捕的理由是什么呢？“伤害宗教情感”。
在1988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出版之后，拉什迪不幸成为一个言论自由的人体风向标，他原准备在上周去加尔各答参加一场文学节。他说，他在最后时刻被告知，西孟加拉邦的警察将阻挡他到达。当地政客也积极支持这项禁令。“原本就不应该邀请拉什迪，”该邦执政党的一名官员对我说，“孟加拉邦30%的投票者是穆斯林。”
文学节的组织者曾将加尔各答奉为“印度文化之都”。然而，一个文化之都试图让人缄口不言，或者惩罚直言不讳的艺术家，这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加尔各答绝不是个案。
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斋浦尔文学节(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上演了类似的一幕。这一斋浦尔的图书节在2012年接待了12万名参观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节之一，是印度民众渴望文学之声的生动证明。或者其他一些声音。今年，主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在斋普尔的领导人要求禁止巴基斯坦作家参加文学节。（多亏文学节组织者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有几名巴基斯坦作家发了言。）
随后，就在文学节组织者设法平息这场争论之后，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社会学家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或许是印度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次名为“思想共和国”(Republic of Ideas)的小组讨论中，就低种姓人群中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措辞微妙的论点。一位美国教授可能会说，一些爱尔兰和意大利的早期移民加入诸如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这样的腐败政治机器，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南迪的这番言论并不比这更具挑衅性。
在任何自由社会里，对这个观点进行讨论，都会是很正常的。但在斋浦尔，南迪被以《防止暴行法》(Prevention of Atrocities Act)中的一条罪名加以起诉。
在今天的印度，言论自由本身似乎就是一种暴行。
例如，一部电影可能会在审查委员会(Censor Board)得到通过，但却会立即被一个邦政府禁播。这种情况就在播放电影《Vishwaroopam》时出现了。这部泰米尔惊悚间谍片在全世界发行，但却不包括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当地的官员阻止其上映，担心会激怒穆斯林。
在相邻的班加罗尔，警察要求一间艺术画廊移除印度教神祗的半裸画，以免它们伤害印度教徒的感情并导致暴动。
在现代印度宪法中，言论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受制于政府所说的“合理”限制。邦政府可以用多种理由来令它的公民沉默，包括“公共秩序”、“风化或道德”和“与外国关系亲密”。
同时，印度的法院在遏制政府权威方面少有作为。该国的最高法院最后的确阻止了对南迪的逮捕，但同时也强调了邦政府的立场，即南迪“没有获准”发表这样的言论。“想法总是能伤人的，”首席法官表示，“想法也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但印度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文化之都，更不用说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除非有一天它能够坚定地保护言论自由。假如没有一个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American Constitution’s First Amendment)那样的、不折不扣的宪法修正案来确保这种自由，这个国家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印度人必须理解，言论自由，即自由思考和交换观点的权利，是他们所珍视的民主制度的核心。假如前者较为薄弱，那么后者也将处于陷入同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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