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03年初的SARS之所以当时导致中国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和许多人现在患有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抑郁症为主要症状的非典后遗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SARS发生伊始，疫情真实信息被有关政府隐瞒，结果导致疫情没有被及时有效地控制。北京律师和“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认为，当年SARS的发生并没有促使中国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所进步：
“非典(即SARS)疫情当时最终被披露是因为政府处于太大的政治压力，被迫的。非典是一个很偶然和很特殊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性，不会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有所促进，因为重大信息披露涉及政治安全，政府害怕披露意外的东西威胁自己的统治。由此，当年的非典并没有使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制度上的建设。”
当年的SARS发生与广东。在广东深圳的杂文家朱建国表示，他本人并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因为SARS而有所进步。朱先生以广东星期四一则相关消息和《南方都市报》评论版面的压缩说起：
“我今天在报上读到广东有一个地方出现口蹄疫的报道。报道虽然说疫情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但疫情在刚刚出现苗头时却没有信息公开。这就像当年的非典(即SARS)，最初也没有披露，当疫情发展到无法隐瞒时，政府才向公众披露。重大信息披露实际上比以前还差。十年前广东的媒体环境多好。现在可好，《南方都市报》春节前每天有两个版的评论，春节后就压缩成一个版面。习近平虽然说政府要多听听批评，但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评论和批评的版面却越来越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口号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感受根本不一样。”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机构很硬，建了很多大楼、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相对落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自非典发生以来的十年，科研经费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陈永苗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从当年SARS爆发的程度与信息披露两者间的关系中吸取什么教训：
“政府可能在个案上做得看上去挺进步，但政府并没有将做得进步的个案像对待判例那样，以其为标本，继续往下走，逐步推进，是进步的个案成为普遍。《中国新闻周刊》的说法并不属实，SARS根本不是什么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转折点。”
深圳的朱先生认为，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中国只是制定了一批看上去很好看的披露程序，但实际上还要看领导的意图行事：
“主要领导不开口，没有谁敢披露重大信息。制定的信息披露程序是假的，是空的。这就像中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都制定的不错，但实际贯彻得如何？像深圳，市政府公开宣布，凡是在深圳有居住证的，民工子女都可以在深圳享受义务教育，但实际上没有深圳户口，深圳的公办学校根本不接受你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有关SARS的长篇报道冠以“非典十年反思：专家称隐瞒疫情惯性至今仍然存在”。按照以上朱建国和陈永苗两位的观点推论，中国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瞒报和谎报的惯性也仍然存在。
（原题目：SARS发生十周年反思 中国重大信息披露没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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