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 第一二一期
一 從波蘭尼的《大轉型》說起
自1978年底以來，中國大陸（以下簡稱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大轉型。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對於中國大轉型的討論，不僅在中文世界而且在國際學術界和媒體均持續熱絡。相當一部分討論，圍繞^所謂「中國模式」的有無、特徵及其相對於各種理論與現實版發展模式的優劣，展開爭論。
談及「大轉型」，不禁令我們聯想起匈牙利裔英國學者波蘭尼（Karl Polanyi，又譯博蘭尼）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一書1。在1920年代，由於接觸到經濟學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尤其是米塞斯（Ludwig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又譯海耶克）的觀點，批判市場自由主義就成為波蘭尼學術生涯中最為核心的關切。在西方學術界，尤其是在政治經濟以及與此相關的學術領域，同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2和《大轉型》，分別成為推動和批判市場自由主義的兩大經典。
當然，無論是在學術界之內，還是在超越學術之外的現實世界，哈耶克作為代在西方學術界，尤其是在政治經濟以及與此相關的學術領域，同在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和波蘭尼的《大轉型》，分別成為推動和批判市場自由主義的兩大經典。
如果說哈耶克在關於計劃經濟體系命運的預言上具有某種神奇性，那麼波蘭尼則在人類社會諸多大轉型中具有思想的穿透性，尤其是他對政府幹預和社會保護（或社會發展）對於自由的價值，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有¤異乎常人的理解和想像。表人物之一的市場自由主義思潮都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並在1990年代達到頂峰。極權主義及其統制經濟（或稱「命令經濟」、「計劃經濟體系」）在世界範圍內的全面崩潰並最終只在一隻手可以數過來的幾個國家中苟延殘喘，印證了一個古老的人類信念，即思想儘管不一定具有決定性但卻依然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然而，值得注意的一個現像是，一方面，市場自由主義思潮在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以至全球化的標籤下，開始主導甚至支配^全球的政治和經濟，但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中期之後這一思潮在西方學術界有了盛極而衰的L象。個中原因似乎再簡單不過：當廣義的市場自由主義者們熱衷於論證或想像「歷史的終結」之時，引領人類歷史來到這一點的思潮也就難免隨^歷史來到終點而終結。
相對來說，波蘭尼思想的影響力基本上始終局限在學術界，似乎也沒有經歷大紅大紫的輝煌歲月，但是其思想的耐久性、穿透性及其對現實世界的相干性卻與日俱增。《大轉型》2001年再次修訂出版時，邀請到時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寫〈前言〉，剖析了此書對於二十一世紀全球政治經濟的重要性3。巧合的是，斯蒂格利茨當年又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為波蘭尼思想對當今世界的相干性，增添了一個小小的砝碼。
那麼，波蘭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工業革命到法西斯主義興起這段時期的社會經濟史的考察，究竟有哪些內容在二十一世紀依然具有相干性呢？簡要來說，波蘭尼試圖告訴世人如下幾點：
1.一個自發調節的市場，或者說自由放任的市場，從來在現實世界中沒有真正存在過；
2.市場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對人類不無好處，但其內在的缺陷是嚴重的，給人類可能帶來的後果有可能是災難性的；
3.為了矯正市場的內在缺陷，也為了捍é自由，政府對市場的幹預是必需的；
4.為了應對市場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絕大多數社會都會演化出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制度。在波蘭尼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無非就是「市場—政府—社會」的三角關係史，以及在這一歷史中呈現出對市場、政府和社會的不同認識。在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階段，市場力量的不斷擴張和社會保護的不斷發展，構成了一種「雙向運動」，而政府在其中不斷扮演^各種重要的角色，最為重要的就是擔當自由的守護者。當米塞斯和哈耶克發現市場經濟是自由秩序的基礎之時，波蘭尼呼籲所有真誠試圖為所有人創造自由的人無須懼怕「權力或計畫」（即政府）並與之作對，因為「權力或計畫」也是我們建立自由秩序的工具4。
如果說哈耶克在關於計劃經濟體系命運的預言上具有某種神奇性，那麼波蘭尼則在人類社會諸多大轉型中具有思想的穿透性，尤其是他對政府幹預和社會保護（或社會發展）對於自由的價值，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有^異乎常人的理解和想像。除了對極權主義和統制經濟的鼎盛與崩潰缺乏深切的體認之外，無論是針對福利國家的輝煌和變革、市場制度的精緻化和市場力量的全球化，還是針對公民社會的復興，甚至是針對東亞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出現和演變，我們都可以發現波蘭尼的思想揮之不去。毫無疑問，在西方思想和學術探索的譜系中，波蘭尼屬於左派，是某種自由社會主義思想的辯護者，而哈耶克屬於右派，是市場自由主義最有力的代言人之一；在左派之中，波蘭尼與其左的極端相去甚遠，而哈耶克則屬於右派之中比較靠近右端的代表人物5。
同其它國家的人一樣，中國人深切關懷並且為之深感困惑的事情，無非也就是「市場—政府—社會」的三角關係，以及對市場、政府和社會的認識和評價。因此，無論是在中國大轉型的實際進程之中，還是當今知識界對於「中國模式」的討論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哈耶克和波蘭尼的身影。同國際的情形類似，哈耶克與波蘭尼在中國的影響力也是不均等的。哈耶克之作的中譯本早在1962年就已出版，只不過「內部發行」。隨^一大批中國知識份子突破種種限制，在昏暗的燈光下閱讀封面粗糙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之後，新自由主義思想不可避免地成為改變了中國現實的思想力量之一，也成為改變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要智識源泉之一6。相對來說，即便是在中國學術界，波蘭尼的影響力都有些局限7。在中國學術界新左派的作品中，執掌思想大旗的人物往往是西洋更為時尚的明星，多半都是以相對主義和反理性主義為核心特徵的、曾被挖苦為「高等迷信」（high superstition）的種種「後××主義」8。至於波蘭尼對自由社會主義的理性主義式辯護及其所植根的各種思想泉源，中國學術左派中的大多數是不甚了了的。無論如何，當我們以理性主義的方式，直面中國的大轉型，並將中國大轉型置於人類現代化的完整歷史脈絡中加以思考，我們必將從波蘭尼的思想及其所批評的市場自由主義思潮中受到啟發。本文借鑒波蘭尼的視角，對中國大轉型以及所謂「中國模式」的特徵，進行嘗試性的反思。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論及中國大轉型中市場與政府關係的演變。至於另一個重大問題，即中國大轉型中政府、市場與社會在社會發展（其中包括社會保護）中的作用，亦即探討福利國家在中國的發展之路，筆者將另文撰述。
無論是反思人類現代化的歷史，還是討論中國奇L或「中國模式」，都繞不過市場與政府的關係這一核心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已經遠不止于汗牛充棟，簡直到了紛紛擾擾的地步，以致任何堅持理性思考的人在涉及這一大問題的討論之時，不得不首先進行一番腦筋清理的工作。
在《大轉型》中，「市場」一詞經常出現，而「政府」則很少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權力」、「強制」、「計畫」、「控制」、「規制」等。通覽《大轉型》全書，我們發現「市場」是一個令人有不祥之感的字眼，當然波蘭尼所擔心、所質疑的是「自發調節的市場」。
對市場與政府關係的種種論述，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部分：其一是對市場與政府的理解，亦即搞明白我們所讚揚、批判或者談論的東西究竟是甚麼，這其中尤其是對「市場」的理解更為混亂龐雜，亟待清理；其二是對政府與市場功能的評價，亦即讚揚或批判；其三是就現實世界中某個國家（例如當今中國）中市場與政府的關係進行刻畫；其四，據此對某個國家或地區所發生的某種情形（例如當今中國的經濟奇L）給出解釋。
二 「市場烏托邦」還是「市場稻草人」？
有趣的是，在《大轉型》中，「市場」一詞經常出現，而「政府」則很少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權力」、「強制」、「計畫」、「控制」、「規制」等。當今「波蘭尼學」的研究大家幾乎一致公認，波蘭尼並不否認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或者說他並不是一個反市場的知識份子。但是，通覽《大轉型》全書，我們依然會發現「市場」是一個令人有不祥之感的字眼，當然波蘭尼所擔心、所質疑的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市場」，即所謂「自發調節的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此片語相對較好的中譯或許是「自我規制的市場」）；而與「政府」一詞相關的「權力」、「強制」、「計畫」、「控制」、「規制」等，則被描述為自由守護神的備選者。那麼，波蘭尼究竟質疑的是甚麼樣子的「市場」？
其實，所謂「市場」，本來是一個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詞彙。無論哪國人，普通老百姓在提到市場時，無非是指買賣東西的地方。然而，思想家或知識份子們所讚揚或批判的「市場」，也就是「市場自由主義」或「市場經濟」這些片語中的「市場」，當然不只是升鬥小民買菜的那些地方。思想學術作品中的「市場」，是指涉及到商品或服務（英文通稱為“goods”，一般中譯為「物品」）自由貿易的所有組織與制度的整體。在這×，「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自由貿易」其實就是自願交換或買賣；說白了，買賣雙方你情我願。一個人倚仗自己拳頭硬強買強賣，一個政府倚仗自己所擁有的合法強制力迫使民眾只能「選擇」其所提供的物品，一個國家倚仗船堅炮利在另一個國家強行推銷自己的東西，這都不是「市場」。可是，「自由」這個說法很容易引起麻煩，搞成了「主義」更容易引發質疑。波蘭尼對「市場自由主義」的第一點質疑在於，一個百分之百「自足的」、「自由的」、「自我調節的」「市場」根本不存在，對這種「自由市場」禮贊、膜拜並視之為值得追求的理想，根本就是一種「市場經濟的烏托邦」。《大轉型》一書通篇都在痛斥這種烏托邦為人類社會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並探究如何「直面社會的現實」9。用當今國際學術界更為時尚的說法來表述，經濟或者市場均不是像某些經濟理論中所說的那樣是自足、自主的（autonomous），而是具有嵌入（embedded）的特徵，亦即嵌入在政治、宗教和社會關係之中bk。正是波蘭尼思想中所蘊含的嵌入性」（embeddedness）這一概念，奠定了當今國際學術界新經濟社會學、發展政治學、發展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組織社會學、政治經濟學bl、國際政治經濟學等諸多學科的概念基礎。
抨擊「市場經濟的烏托邦」，無論在國際還是在中國的學術界，就像時裝秀一樣，不僅綿延不絕，年年都會花樣翻新，而且更有趣的是，相對來說，反市場秀和時裝秀有^驚人的一個相似點，即來自巴黎、米蘭（歐洲大陸）的更加精緻、更加優雅、更富於創意，倫敦（英國）或紐約（美國）次之，北京更更次之。問題是，這種反市場論說是不是在抨擊稻草人？貌似不是。世界上免不了有一些人，沉浸於市場力量的美妙運作之中，對市場之外的力量對市場的幹預大加非議，而這一非議的主要矛頭所向就是來自政府的強制力。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哈耶克被視為這些人的典型之一；而在中國，這類人的代表就是眾多遭到新老左派痛貶和線民們「拍磚」的所謂「自由派經濟學家」。難道「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真的相信現實世界中存在某種獨立於所有非市場力量的、自足自主的「市場」或「市場體系」嗎？難道哈耶克在論證市場具有某種自發調節的特徵之時，真的相信市場能百分之百地獨立於政府而存在、因而政府完全沒有必要存在了嗎？如果這樣，哈耶克以及後來與其思想相近的自由至上主義者（libertarians）豈不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的確，波蘭尼似乎這樣認為。他認定存在^一種自由主義，「宣稱權力和強制就是罪惡」，並試圖「將它們拒之於社會之外」來構建自由社會的理想，並且斷言「由於自由主義對任何包含計畫、規制和控制的改革的阻礙，法西斯主義的得逞才變得在實際上無法避免」bm。在今天，波蘭尼思想的直接繼承者以及很多學術左派恐怕並不會把法西斯主義的得逞與自由主義的興起掛起V來，但是他們都相信，「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都是活生生的存在，絕不是稻草人。
我們絕對有把握斷言，信奉自由的人，無論以何種方式信奉自由，都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無論怎麼說，「自由市場」再自由，再具有自發調節的特徵，再自足自主，好歹都不能脫離政府的存在而自行運轉。再怎麼說，你情我願的買賣能夠進行下去，必須好歹要有一整套維繫自由契約的遊戲規則，而規則的制訂者以及執法者在大多數情形下都無可避免地是政府。如此看來，波蘭尼心目中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奉「自發調節的市場」為理想的「自由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稻草人！筆者猜測，作為一位人文學者，波蘭尼竭力論證「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這一缺乏實質內容的觀點，與其對數學和現代科學的思維方式不甚理解有關。在地球這個現實世界上，自由落體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但並不妨礙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在比薩斜塔上通過扔石頭得出「自由落體理論」，而這種刻畫從未在現實世界存在過的「自由落體」的理論，對於我們認識現實世界中不那麼「自由」的落體的情形，也有^巨大的幫助。哈耶克的理論也好，後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教科書所描繪的「充分競爭性市場」也好，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羅（Kenneth Arrow）和德布魯（Gerard Debreu）所建構的競爭性經濟一般均衡數理模型也好，在現實世界中都不存在，如果有人要視之為理想而追逐之，那的確是烏托邦。但是這些思想或模型，或者用韋伯的術語來說，這些「理想類型」（ideal types），對於我們認識現實世界不無裨益bn。
而在思維方式上最為接近現代自然科學的經濟學，無非就是基於這些看起來並不現實的理論或模型，通過放鬆某些前提條件並使之接近現實的情形，構造出一系列更新、更深入、更細緻的理論或模型。至於日益受到科學思維影響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尤其是在上述美國學院派社會學和政治學作品中，如果關注到經濟事務，其很多內容也無非就是進一步放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模型中一些假設，建立各種關於「嵌入性」的新理論和新模型。嚴格說，當今經濟學甚至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中所有的理論或模型，包括斯蒂格利茨所參與發展的「資訊經濟學」理論和模型，都從來沒有在現實中真正存在過。看起來，波蘭尼可能與其弟弟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bo缺乏溝通，因此對經濟學當時和日後的發展缺乏充分的瞭解和深切的同情，這並不稀奇。但斯蒂格利茨以讚賞的口吻將「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列為波蘭尼思想中心主題的第一點bp，則令人十分費解。
老實說，在國際思想學術界，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是有的，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是不是真有，筆者是有所懷疑的。某些聽起來類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話語，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有^廣泛而深遠的言外之意。尤其是在中國——一個擁有數千年文明和文化傳統但對於「自由」和「市場」的大眾理解迥然不同於當今世界自由主義者（無論哪一派）之重迭共識的國度，在智識上不具有歷史意義的某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話語，也就是那些充分論證市場力量的大釋放給中國帶來正面後果而不是災難的話語，在中國的大轉型中具有某種「歷史的」意義，也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三 對市場或市場經濟的憂慮和醜化
與抨擊「市場經濟的烏托邦」如影隨形的思想（或念頭），常常是對市場或市場經濟的憂慮或醜化。市場經濟是一個基於人的逐利本性所建立起來的組織和制度體系。人是不是天生就逐利以及是不是一輩子在逐利，這無關緊要，但絕大多數人都至少會在某些時間、某些情況下有逐利的願望，這恐怕是人之本性所在。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一種組織和制度體系，在其中，所有人都用自己的所思所作所為去滿足他人的所想所求所需，從自願交換中獲取自己應得的利益，同時並不傷害他人，甚至還能為他人帶來一些好處。這樣的制度的確不可能獨立於政府、社會或文化（宗教）而存在，但這樣的制度顯然不是烏托邦。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現像是，正是在中國的大轉型過程中，市場經濟制度（例如版稅制）的出現恰恰為那些反市場或反市場經濟的言說者帶來物質和精神的雙豐收，而在缺乏市場經濟制度的那個歷史時期，這些言說者只能通過迎合上級（哪怕其官階僅高一級）來謀取一點點兒物質和精神利益。
這正如張維迎所說：「市場經濟有一個毛病：當你能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點；當你沒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它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它的優點在甚麼地方。」bq儘管很多人從市場經濟中獲得甚至謀取了好處，但是大力批判市場經濟的人也往往產生於這一人群。這看起來荒謬，但其實一點兒都不奇怪。在人類社會中，恐怕很難找到哪一個文明會將「逐利」視為正面價值。無論在何處，拜金主義至少在眾人可以宣之於口的主流話語空間中，是遭到唾棄的br。因此，厭惡市場、抨擊市場經濟、批判資本主義，就成為世界各國眾多知識份子樂此不疲的工作。實際上，在中華文化中，不要說君子不屑于言利，就連水泊梁山的草莽們也都把「義氣」視為首要的善（primary good），絕不會為了銀子而壞了兄弟之情。
中華文明如此燦爛，但其中卻很難找到「市場自由主義」思想的種子，更談不上萌芽。所謂「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基本上是在特定意識形態指導下的一種人為構造，儘管其中很多的內容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可以為我們從事更具有包容性與解釋力的新理論構造提供素材。五四新文化時期出現了種種影響了現代中國歷史走向的新思潮，但市場自由主義所植根於的古典自由主義，並不佔據哪怕是稍微突出一點兒的位置。直到1970年代中後期，西方文明所孕育並且發展出來的一種獨特的思想，有別于拜金主義、但卻正視人類逐利本性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可能會產生正面作用的思想，才在中國找到了大批學生。這就是所謂的「市場自由主義」，而這一思想在國際學術界中某些宣稱自己鍾愛自由的亞社群中聲名不佳。然而，歷史的事實是，接受這一思想的中國知識份子們，從早一點兒的顧准，到後來的大批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因為接受並且傳播這一思想而不得不被迫忍受有形和無形的壓制和迫害，而這些壓制和迫害來自他們所必然嵌入的政府與社會。當然，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批中國知識份子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境遇大大改善了，相當一部分還成為知識和社會精英階層的一員，但依然會遭受到抨擊、批判甚至詆毀、敵視和謾駡，其共同的緣由據說是他們對市場經濟的「美化」。
即便所謂的「美化」現象客觀存在，筆者相信市場自由主義的中國信奉者及他們在西方的老師都深切瞭解市場是有缺陷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相當嚴重。所有以新古典主義為基礎的經濟學教科書都告訴我們，市場失靈是市場體系本身所內在固有的，其主要來源是很多物品或服務具有如下特性：
1.公共性（public goods）：市場對此要麼根本無法供給，要麼供給不足，例如國防、外交、傳染病預防等；
2.自然壟斷性：必須要有超市場的力量維持壟斷，並實施價格管制，例如水、電、氣等；
3.外部性：必須要有超市場的力量維持充分供給，例如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
4.信息不對稱性：必須要有超市場的力量維持其依照一定性價比的有效供給，例如醫療、住房等；
5.低度量性：必須要有超市場的力量維持其依照一定性價比的有效供給，例如非基礎教育。
當然，市場失靈的存在並不一定證明政府全盤接管這些物品的供給就是唯一可行的選擇，這一點即便是就一般認為應該由政府組織供給的公共物品而言也是適用的bs。很多市場失靈問題，在成熟的、精緻的市場體系中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因而在某類服務的生產方面存在市場失靈問題並不一定要直接導致國家行動。譬如說，就醫療服務中因資訊不對稱而導致的契約失靈問題，大量的研究表明，市場制度精緻化的安排，例如執照、證書、評級、持續性醫患關係的建立等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緩解這些問題bt。在大量發生契約失靈的社會經濟領域，非營利組織（NPO）可以也應該應運而生，而且它們之間以及它們與營利性組織之間的競爭關係，也可以用「市場」來刻畫ck。與此同時，由非營利組織組成的第三部門在福利國家的發展與轉型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cl；換言之，誠如波蘭尼所主張的，社會保護的確至關重要，但是社會保護體系的構建也絕不是政府可以或者應該包辦的。此外，在市場失靈因而集體行動的確必需的地方，除了政府幹預之外，還可以採取社群（社區）治理和協會治理等多種辦法cm。只要發現哪×存在市場失靈，就一味地論證政府幹預之必需，這在方法論上犯了「功能主義」的謬誤。更何況，在中國式的功能主義思維中，政府不僅被視為散財童子，而且被視為觀音菩薩，簡直無所不能。功能主義加上唯理主義的思維，往往冀望政府扮演全知全能全責的角色。至於政府幹預的種類如何選擇，並不在這種思維的思考範圍之內，或至少不是這類言說的重心所在。
斯蒂格利茨告訴讀者，波蘭尼的著作在今天依然「沒有喪失它的卓越性」，原因在於其「中心主題包括：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它們的缺陷——不僅僅就它們的內在運轉而言，也包括它們的後果（如，對窮人造成的影響）——是如此重大，以至於政府幹預成為必需」cn。姑且不說「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的東西，其運轉到底是否存在，其後果為甚麼會「如此重大」，僅僅因為論證政府幹預為市場經濟所必需而具有「卓越性」，這一點並不會因為出自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鍵盤之下而具有更大的說服力。
事實上，作為政治經濟的研究者，波蘭尼並沒有發展出有關市場失靈的精緻理論，而這些理論反而是他所批判的深受市場自由主義影響的經濟學家所發展的。但是，《大轉型》一書中詳細闡述的另一個思想值得關注，即勞動力、土地和金融的市場化，具有「毀滅社會的危險」co。限於篇幅，這×只關注一下勞動力的問題。作為一位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自由社會主義者，波蘭尼擔心，如果將勞動力投入到一個具有內在缺陷並且時刻處於不穩定狀態的市場之中，即便這一市場具有某種自我調節的能力，但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勞動者能否在市場風險已經凸現而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尚在啟動的那段時間生存下來？這的確是一個真正的大問題，放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一問題的現實性更加真切：當在華爾街的貪婪之徒和華盛頓的糊塗之輩觸發了金融海嘯之後，憑甚麼遠在萬裡之外他國的勞動者要蒙受失業之苦？老實說，很多被打上「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標籤的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的確不深，有些人甚至還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波蘭尼的確是在很久以前就思考了這一問題。他把勞動力、土地和金融視為三大不可市場化運作的「虛擬商品」，而且，「對波蘭尼而言，一個實質性的政府角色對於掌控各種虛擬商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沒有理由把市場自由主義關於政府在本質上就是無效率的這條公理當真」cp。
四 對「權力」、「強制」、「計畫」、「控制」、「規制」的美好期待
於是，「市場經濟的烏托邦」的救星就是政府。但是，政府究竟是甚麼樣子，或者政府究竟會幹甚麼，不僅有可能在不同的社會大相徑庭，而且在同一個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也會大不一樣。對市場經濟而言，無論是在理論中還是在現實中，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政府幹預是否必需，而是政府幹預的程度、範圍和種類。但是，對如此重大的問題，波蘭尼卻沒有分辨清楚，這的確是令人遺憾的，卻也不是我們今人可以強求的。但是，其思想的繼承者也常常如此，而且其論述重心不放在對政府幹預及其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細緻的分析，這是令人感到困惑的。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論及政府幹預的程度和範圍，而是稍微關注一下政府幹預的種類問題。無論從邏輯上看還是從歷史經驗來看，政府幹預可以分為兩種理想類型：一種是市場友好型；另一種是市場取代型。後一種政府幹預發展到極致，就是計劃經濟體系。不要說勞動力、土地和金融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就連生紙的供給都是有計劃、按比例的，而計劃經濟體系中的「權力」、「強制」、「計畫」、「控制」、「規制」都構成了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的基石。這種類型的「政府幹預」會產生甚麼後果呢？
就拿勞動力來說吧。在令人沮喪的市場經濟中，勞動者自然不得不將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一樣來出售，即便是自命不凡的知識份子們，常常也不得不為謀求一紙勞動合同而低垂一下平日×高傲的眼神，但是這×的勞動者好歹是其勞動力所有權的擁有者，或者說這種擁有的程度遠比在其它類型的經濟體制中要高。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所有的勞動者並不是其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勞動者的勞動力乃至整個人都是螺絲釘，其所有者是政府以及執政的黨，被擰在哪×要聽從黨和政府的安排。當有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人而不是螺絲釘而試圖換一換被擰的地方之時，權力等級體系中哪怕是稍微執掌一點兒權力的人，例如工作單位人事科的科長，就能讓這個螺絲釘永遠鏽在原來的位置。當然，絕大多數有權力的人也不是自己勞動力的完整所有者，這取決於他們在權力等級體系中的位元階cq。對這種人稱「人才單位所有制」的現象，中國人不僅盡人皆知，而且相當一個比例的中國人均長時期深受其苦。對此而造成的人間大悲劇，波蘭尼以及為他的大作撰寫〈前言〉和〈導言〉的國際大學者們恐怕是難以體會的。
當波蘭尼在論證「權力」、「強制」、「計畫」、「控制」、「規制」為自由社會所必需時，他對於極權主義政府的判斷力、想像力和預見力，亦即對極權主義型政府幹預（或掌控）的性質和後果的瞭解，不要說不能與哈耶克相比，即便與其弟弟邁克爾．波蘭尼相比，亦相去甚遠cr。這一點對於從來沒有經歷過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所謂「左翼極權主義時代」的國際學者來說不具有相干性，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然而，這一對比對於我們書寫中國的大轉型則具有重大的相干性。
中國大轉型的核心特徵就是市場力量的大釋放，而這一釋放的歷史過程比波蘭尼所描述的歷史情景更曲折、更悲壯、更令人迴腸盪氣。在中國，市場的力量是在波蘭尼所沒有體會、也沒有認真加以瞭解的極權主義權力與控制體系中釋放出來的。波蘭尼絕對想像不到這樣的「權力」與「控制」之強悍居然能讓無辜的中國村民為了一點點兒小小的市場自由而流血的地步。
中國大轉型的標誌性起點在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土地的所有權依然在國家之手，當年的村民們只不過要求擁有使用權，然後對於使用土地而生產出來的糧食擁有一部分控制權，即「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是自己的」。他們沒有不把自己生產出來的糧食上繳給國家的自由，他們所要求的只是想把一部分糧食留下來自己使用或者通過自願交換賣給別人。小崗村的黨支部書記為了讓自己和鄉親們不至於餓死，決定冒死讓這一點點兒小自由變成現實。於是，十八位村民劃破手指寫下了一紙血書，保證他們一旦因此而被捕甚至被處死之後，鄉親們會把他們的孩子撫養成人。
歷史的事實是，中國的大轉型起步于普通中國人的鮮血，當然這絕不止於小崗村村民手指中留出的鮮血。無論鮮血從何人身上流出，其共同點在於，鮮血都是為了衝破政府的掌控而流，也是為了獲得市場行為的小小自由而流。波蘭尼當然不可能知道這段歷史，而波蘭尼思想的西洋繼承者不知道這段歷史也不足為奇。但是，當波蘭尼思想的中國繼承者在書寫「權力」、「強制」和「控制」的時候，能不能把迫使小崗村農民立血書的「權力」、「強制」和「控制」和讓這種事情絕然不可能發生的「權力」、「強制」和「控制」區分開來呢？
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必要否認波蘭尼關於政府幹預的睿識。波蘭尼揭示了一個貌似平常但卻深刻或者說貌似深刻但卻平常的道理，即一個能讓自由貿易正常運作的市場必須以更多的、更嚴密的、更公正的政府規制為前提。在《大轉型》的最後一章，波蘭尼這樣寫道：「在一個複雜社會×，如果規制是擴大和加強自由的唯一手段，而這個手段的使用又是與自由本身相對立的，那麼這樣一個社會就不可能是自由的。」cs如果在這本經典著作中，作者不是將「規制」一詞與「計畫」、「控制」等詞混用，那麼可能引起的誤解或聯想會少得多。
其實，在任何市場經濟體中，經濟規制（economic regulations）和社會規制（social regulations）的存在和實施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市場經濟體制與規制型國家是並存的ct。美國的一位政治經濟學者曾經寫了一本書，題為《市場愈自由、規則愈多多》（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詳細說明發達經濟體的規制改革，主要的特徵不是解除規制（deregulation），而是重新規制（reregulation），亦即變革規制的內容和規制的手段，使自由市場的運行更加自由dk。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依然舉步維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國家轉型尚未完成，即中國政府尚未從一個孕育於計畫體制之中的行政命令型政府轉型成為一個規制型政府。在眾多的社會經濟領域，要麼規則制訂不詳細、不清楚、不周密，要麼執行上的缺漏比比皆是dl，甚至學者們對於規制以及中國規制改革以至更大的國家轉型這些問題的研究都不充分，也不深入。這一問題在社會規制上表現得極為明顯，乃至當今中國人不得不整天為不安全的食品、不靈光的藥品和不乾淨空氣而發愁。在中國最為常見的事情之一，就是政府應該幹的事情不幹，而政府不該幹的事情卻經常蠻幹。對於規制缺失但行政命令橫行，甚至是中國政府中的某些官員，都不加諱言並痛加針砭。這恐怕也是「中國模式」的特徵之一。
更進一步說，在正常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必要而且必需的政府幹預並不止於規則的制訂和執行。政府還可以以多種身份，例如保險者、購買者、雇傭者、贊助者、調控者、信貸者、擔保者、規劃者甚至道德勸說者的角色，參與到市場活動之中，或者說幹預市場dm。因此，在面對市場失靈的挑戰時，僅僅提出政府幹預必需論並不足夠，更為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政府幹預的種類，即政府根據甚麼樣的原則、選擇何種方式來幹預市場。
總而言之，在市場經濟體系中，政府幹預的存在是極其自然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中國大轉型的歷史脈絡中，談論政府幹預之時忽視政府幹預的類別，至少是頭腦不清的表現。同計劃經濟體制中政府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建立等級化事業單位或國有企業）對社會經濟生活實施全方位的計畫控制不同，市場經濟中政府幹預的手段不僅多種多樣，而且最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中政府主要是通過參與市場而不是取代市場的方式來幹預市場。在面對市場失靈的挑戰時，回歸計劃經濟時代某些「計畫」、「強制」、「控制」的做法，對於不少中國人來說是邏輯順暢而又簡便易行的選擇。但是，如何在中國大轉型的時代運用市場友好型而不是市場取代型的手段對市場進行幹預，這正是中國公共治理變革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五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及其與中國奇k的關聯
無論如何，經過三十多年市場力量的大釋放之後，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行政化的等級組織主宰社會經濟生活的格局已經打破了。在結構和制度上，中國經濟無疑包含^兩大部分：其一是龐大而且強勢的國有企業；其二是總體上尚不強勢但生機勃勃的民營部門。儘管依然存在^許許多多的阻礙，但市場機制已經開始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相當大的作用。眾多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已經由市場力量所主導：競爭性物品與服務的提供自不待言；哪怕是在所謂「戰略性」的經濟部門，鼓勵競爭、遵從市場規律業已成為財經輿論、公共政策和經濟學學術研究的主旋律。
市場力量的大釋放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波蘭尼所憂慮的大災難。相反，中國經濟出現了奇L性的增長，中國民眾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中國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大幅度降低，中國的國際地位實質性地提升了。簡言之，中國崛起了。當然，伴隨^中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負面現象層出不窮，或者說中國崛起的代價也委實高昂，例如收入不平等愈來愈加劇、生態環境的宜居性愈來愈糟糕、社會斷裂和潰敗的可能性愈來愈顯著dn。即便是在經濟領域，增長模式的轉型、「國進民退」的危險、房地產泡沫的崩潰等，都是熱門但卻沉重的話題。所有這一切，導致中國發展模式不可避免地成為國內外知識界的一個關注話題。
那麼，中國崛起的主要推動力是甚麼？這是關於「中國模式」之爭的核心問題。爭論的核心，就在於對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如何估計，如何評價。簡化來看，爭論文字的一極是「市場都好論」，另一極則是「國家都好論」或「政府都好論」。中國有些地方政府熱衷於興建山寨版世界知名建築來推動地方GDP。圖為中國某地的「山寨版美國國會山」，但中國媒體稱之為「山寨版白宮」。
一般認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靠近「市場都好論」這一極。對於中國崛起的主要推動力這一問題，中國相當一批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給出的答案，就是「市場力量的釋放」，或者說市場經濟組織和制度的發育、形成、成長。無論對於中國大轉型中發育出來的市場經濟制度究竟如何刻畫，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發展並不神秘，也沒有特殊的原因。這正如錢穎一從國際比較的角度對中國經濟作出的三個觀察——第一個觀察：中國的經濟增長並不特殊；第二個觀察：中國經濟的問題並不特殊；第三個觀察：中國經濟成功的原因並不特殊do。從這個視角來看，「中國模式」恐怕根本不存在。更進一步，在這批經濟學家看來，當今中國所面臨的一些嚴重問題，例如收入不平等，與其說是市場力量釋放所帶來的惡果，不如說是政府轉型不徹底的伴生物或者說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產。其實，哪怕是官方背景極其強烈、公認不屬於「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經濟學家，也把國有壟斷企業的高收入、高福利視為當今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解釋因素之一dp。
根據筆者的閱讀，這批中國經濟學家中沒有人相信「市場都好」，更沒有人主張市場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或許，其文字的某些論說被人看起來像稻草，於是他們就「被稻草人」了。總而言之，很多人相信並且為之義憤填膺的是，中國的自由派在鼓吹「市場萬能論」。就連遠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一位學者，也曾在其著作中譯本的前言中如此勸導中國讀者：「請千萬不要被過去20年的歷史所愚弄。經濟激勵的引入的確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但這不意味^『市場』就是對中國面臨的每一個問題的包治百病的萬能答案」dq。
然而，在有關「中國模式」的文字中，有一類論說影響巨大，即從政府的性質和作用這一個角度來探究中國崛起的獨特因素，並對這一獨特因素給予正面的評價。這類論說本身也具有多樣性，其論說的進路（approach）和理據也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但在政治經濟學的領域，為了)述方便，還是經常被打上國家主義（statism）的標籤。在有關「中國模式」的國家主義論中，一種典型的論說思路如下：
首先，這一論說質疑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並對如下詰問自鳴得意：如果「私有化」加「市場化」是經濟成功的主流解釋，那麼為甚麼世界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場制度的欠發達國家眾多，何以未見如中國般的成就？
這一詰問看起來簡潔有力，但在科學方法論上露出了破綻。實際上，作為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們在把市場經濟制度和組織的引入當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解釋變數時，甚至當成人類歷史上所有經濟持續穩定成長的主要解釋變數時，他們實際上在說，這些變數成為經濟持續穩定成長之必要條件的概率較大，但絕不是充分條件。說白了，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但一個經濟體要持續穩定成長，沒有市場經濟體制在很多情況下卻是萬萬不能的dr。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訓練的人都明白，要論證出哪些因素是另一件事情發生的充分條件，那是非常困難的，在社會經濟政治領域中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沒有哪位經濟學家說只要引入了「私有化」加「市場化」，一個經濟體就必定能獲得成長。假如是這樣，經濟學家們說完這番話之後就會立馬失業。
其次，這一論說試圖淡化或貶低市場經濟引入這一因素對於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性，而是把所謂「中國奇L」歸功於政府。有些言論稻草很多，甚至已經無限接近「政府都好論」的稻草人了。即便不淡化、不否認市場經濟的因素，這類論說也傾向於把改革開放的實現歸因於政府的設計和領導，而把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嚴重問題歸咎於市場，例如將收入不平等的惡化視為市場力量大釋放的結果。就這一點，頗有波蘭尼在描述市場力量大釋放之災難性後果的風範，儘管不具備其深度。如果再退一步，這類論說不把「市場」徹底貶死，轉而乾脆把中國經濟成長的根源歸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國有」加「民營」兩大板塊的組合，簡稱「國民經濟」；說白了，這一論述的意思無非是說，中國經濟之所以如此出色，就是因為中國經濟結構的現狀如此出色。
對這種在方法論上漏洞百出的論說，本文無意加以更深入的評論，以及無意捲入對於「市場萬能論」和「國家萬能論」這兩個稻草人之間的戰爭。筆者重視的是另一種智識上的努力，即在常規的經濟因素之外，尋找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附加解釋變數。如果將探尋的目光集中在政府的因素之上，那麼這一努力正是國際學術界比較發展研究（或發展政治學和發展社會學）的核心。
長期以來，國際比較發展研究界就政府與社會究竟孰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或阻礙者）展開了激烈辯論。主流看法是所謂「社會中心論」，主要包括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還有結構功能主義，本文不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力量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而壓抑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的國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阻礙者；馬克思主義則強調社會經濟的發展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結果，而國家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代言人而已。針對「社會中心論」，國際比較發展學界在1980年代發展出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思路」（state-centered approach），簡稱「國家中心論」，有時又被稱為「國家主義」ds。然而，這種「國家中心論」與那種將國家視為解決諸多社會經濟問題之靈丹妙藥的「國家主義」並不一樣，前者只不過是在試圖對發展問題進行研究時將政府的因素視為一種引數而已，而後者是在追尋一種烏托邦。後一種論說在國際學術界是否是稻草人姑且不論，但在中國，至少有很多論說者身上的確披有極多這類「國家主義」的稻草。
從「國家中心論」的視角應運而生的是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理論。研究者們發現，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國家必須要有自主性，即能夠擺脫社會群體之控制並超越其利益以決定公共政策的特質。根據這一理論，在經濟社會獲得均衡發展的國家中，經過競爭性民主選舉而產生的國家（或政府），並不像以往政治學理論所刻畫的那樣，為各種利益群體所左右。一個強的民主政府必定是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好，可以自主地採取行動，甚至當其偏好或行動與最有實力的社會集團需求不相一致時也會如此dt。相反，如果自主性不強，國家就太弱，而強社會的存在就會致使國家行動七零八落，到頭來有礙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最為基本的發展策略就是所謂的「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通過強化國家自主性來提升政府的四大能力：1、穿透社會的能力；2、管制社會關係的能力；3、汲取資源的能力；4、配置或使用資源的能力ek。
或許由於經濟學的學術強勢地位，國家自主性理論的服膺者總是免不了把新自由主義當成力圖超越的對象，甚至當成批判的靶子。其實仔細想一想，國家自主性理論與市場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並無矛盾。前文已述，市場自由主義所讚美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自由契約和自由企業基礎上的組織和制度體系，而這一體系的維繫和正常運轉，必須以存在^一個對社會力量不偏不倚的、行事公正的政府為前提。因此，當這種特質的政府出現之時，哪怕是針對某些特定的事項，或者局限於某一歷史時期，或者面對特定的社會經濟領域，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也就出現了。有意思的是，中國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在借鑒比較發展學界中國家自主性理論對「中國模式」進行深入探索上，大體可以說是乏善可陳，但是中國經濟學家姚洋卻提出了一個有影響力的、也引發爭議的觀點，即「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是中國經濟奇L的一個解釋變數el。他所謂的「中性政府」就是與所有社會利益集團的利益不相干的政府；用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具有自主性的國家（autonomous state）。
正如完全具有自主性的市場從來沒有在現實世界中存在過一樣，完全自主的國家也從來沒有在現實世界中存在過。無論在哪個地方，國家自主性有時強，有時弱，在某些事情上表現得強，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弱，這再正常不過。而且，在很多時候或在很多情況下，國家行動者（state actors）或政府官員有^自己獨特的利益和偏好，而很多國家行動的確超越了社會利益，但只不過是因為國家行動者自己的利益左右了其行動而已。在學術界，從這個基點出發來看社會經濟發展的學派眾多，例如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學派、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學派，以及主要涉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新階級理論」。在中國人的日常討論和媒體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痛斥政府部門利益阻礙改革與發展的文字，這些議論已經不自覺地採用了「國家中心論」的思路。
談到國家自主性理論，也就順理成章地觸及到如何解釋東亞崛起的學術性探索，這與我們今天探索「中國模式」具有智識上的同構性。面對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L，在1980年代前，國際學術界主流的解釋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奇L的解釋相類似。但是，自1980年代初期以來，「國家中心論」異軍突起，這一派把東亞奇L歸因為國家自主性和國家能力。東亞發展的最主要解釋因素之一，不只是社會因素（重視家庭或教育）或文化因素（儒教資本主義），也不只是市場力量，而是一種特定的政府類型，即一個能夠不受各種社會群體以及短期市場力量左右的、高度理性化、能夠根據國家長遠的發展需要制訂並實施高瞻遠矚產業政策的國家官僚組織。這就是所謂「發展型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理念的核心主張em，而發展型國家最主要的行動就是通過眾多公共政策故意把某些戰略性產業的產品價格「搞錯」（意指偏離市場均衡價格），從而達到駕馭市場的目的en。這一主張的許多內容甚至為新自由主義的大本營之一的世界銀行所接受。
作為對國家自主性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發展型國家」理論告訴我們，國家僅僅具有自主性並不夠，更為重要的是國家自主地要做甚麼。如果政府在追逐其自身利益的時候有能力對社會所有群體的利益均不加理會，這樣的國家固然具有高度自主性，或者說是中性的，但卻不是「發展型國家」，而是「掠奪型國家」（the predatory state）ep。即便政府的確力圖促進發展，但「發展型國家」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一個國家的發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一個國家的某些不發展。如果「發展型國家」把發展的戰略方向選錯了，其結果自然就不是發展而是落後了。日本就是現成的一例，其「發展型國家」在1980年代選擇「第五代電腦」作為戰略性的產業發展重點，然而，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在美國的發展，儘管沒有日本式產業政策的支持，卻開啟了全球性的資訊革命，以致當今世界各國民眾（包括筆者自己）只知道iPhone，卻都不知道「第五代計算器」為何物了。大轉型之中的中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發展型國家」的某些特徵，但是「發展型國家」作為一種解釋變數，究竟如何能對「中國模式」構成一定的解釋力，這還有待於中國學術界的進一步努力eq。
可是，在國際學術界，有關「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爭論尚未結束，在國家中心論的學術圈子內部又形成了一股修正版國家主義（revisionist statism）的學術思潮。修正版的國家主義認為，以往「國家中心論」對於國家自主性的強調走得太遠了。國家的力量並不在於國家保持某種絕緣於社會的自主性，事實上這種絕緣性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也不在於國家擁有忽略社會群體的需求、強行向社會施加其意願的能力。相反，強國家的體現正在於國家能夠同各種社會群體協同努力，以爭取實現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總而言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再必然是你強我就弱、你弱我就強的零和博弈關係；強國家可以賦予社會以活力和能力，而生機勃勃的社會也可以有效地協助國家強化其管理社會的職能。
這一理念在學術界有多種表達，其中最為重要的有所謂「國家在社會中」理論和「國家與社會協同」的理論。參與前一種理論建設的學者都曾參與過「國家中心論」的建構，但他們批判了自己曾經致力於發展的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thestate-versus-society framework），提出了嶄新的「國家在社會中」（state in-society）的新思路。根據這一新思路，國家管制社會的效能千差萬別，但重要的影響要素之一在於國家是否能夠同社會力量保持必要的聯繫；在某些情況下，國家與社會可以達成相互增權的格局，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能夠增進雙方的能力。為了修正「國家中心論」過於強調國家自主性的偏頗，他們^重指出，國家賦予社會行動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謂的「為社會賦權」（empowerment of society），並不一定削弱國家管制社會的權力；在某些情況下，運作良好的民間組織和制度可以構成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一部分er，通過這些基礎設施，社會的需求可以同國家的權力有效地實現溝通和整合，這樣國家便可以更加有效地根據全社會民眾的需要確定施政的目標，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為全社會更加廣泛的利益要求服務es。這批學者大多根據第三世界不同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總結了國家與社會相互增權對於發展的重要意義，其中包括時任康乃爾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許惠文（Vivienne Shue）教授，她從當代中國社會團體的發展經驗中為國家與社會相互增權的理論尋找經驗的證據。
「國家與社會協同」理論由經濟社會學家埃文思（Peter B. Evans）提出。事實上，1985年，埃文思本人正是「國家中心論」的始作俑者之一。十年之後，埃文思出版了經典的《嵌入式自主性：國家與工業轉型》（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一書，自我批判了體現在國家中心論以及新自由主義最小國家論中有關國家與社會零和博弈的理念，提出了「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的新理念。在這×，我們又看到了波蘭尼揮之不去的影響。根據這一理念，國家的確能夠在經濟發展中，尤其是經濟結構的轉型中，發揮重要的推進作用。但是，能夠發揮這種推進作用的國家，並不是「發展型國家」理論所刻畫的絕緣於社會、具有高度自主性、能夠力排社會的特殊利益從而高瞻遠矚推動有利於社會長遠發展的政府。相反，成功的政府必須同社會保持密切的聯繫。國家當然要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但是也必須深入到社會之中，方能有效地推動社會長遠發展et。1997年，埃文思主編了《國家與社會的協同：發展中的政府與社會資本》（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一書，收入五篇案例研究文章，論述了有效的政府幹預與高度發達的社區組織之間積極的互動，明確提出國家與社會的協同作用是經濟社會發展成功的重要要素fk。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五篇文章中，有一篇文章以中國為參照系，對俄羅斯轉型期間經濟衰退的教訓進行了分析，作者特別指出，在中國，地方政府機構與鄉鎮企業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向市場經濟的有力過渡提供了基礎fl。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國家與社會相互增權的論說，實際上在很多學術領域中以不同的術語和不同的方式得以表達，而且與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們不以為然的新自由主義並不矛盾。例如「世界民營化大師」薩瓦斯（Emanuel S.Savas）強調的公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fm，而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大趨勢就是強調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新模式替代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的傳統模式，並在服務提供者中引入了市場競爭fn。在福利國家轉型中，所謂的「公私合辦福利」（public-private mix of welfare provisions）的興起，甚至民營部門提供公共服務全新模式的應運而生和發展，也同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國家改革的批判性建議分不開。
所有這一切，均需要我們對「權力」或「政府」以及政府運用權力的方式加以深入的瞭解。正是在這一點上，筆者以為，歷史社會學家曼（Michael Mann）關於兩種國家權力的區分，遠比波蘭尼關於權力的論述能給我們更大的啟示。根據曼的分類，國家權力可以分為兩種：專制性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礎設施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或譯為「建制性權力」）。專制性權力指國家所擁有的分配性權力，其行使不取決於國家行動者同社會行動者的討價還價；基礎設施性權力則指國家穿透其管轄下的全社會以實施其政策的能力。曼指出，專制性權力屬於上述的個體性權力，只為國家行動者所獨有；當國家行使其專制性權力之時，國家與社會處於一種零和博弈的狀態。與此相反，基礎設施性權力是一種集體性權力，國家擁有強大的基礎設施性權力並不導致社會的衰弱；相反，強有力的、活躍的社會團體的存在可以有助於國家基礎設施權力的增強fq。
六 結語
中國大轉型的中心內容是市場力量的大釋放。從開始到今天，伴隨^這一歷史進程有苦難、悲劇和鮮血，也有歡樂、幸福和希望。然而，中國的大轉型至少與波蘭尼筆下的《大轉型》不一樣，也同斯蒂格利茨在該書〈前言〉中所憂慮的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大轉型不一樣。在中國，無論是基於邏輯分析，還是基於科學的經驗研究，甚至基於個人化的體驗，我們都有足夠的理由斷言，為中國的大轉型帶來苦難、悲劇和鮮血的並不是有關「自發調節市場」的理念，更談不上實踐，正如他們所一再強調的，「自發調節市場」從來也沒有變成現實世界中真真切切存在過的一種實踐。實際上，日益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在過去三十多年所經歷的許多苦難和悲劇，來自那個在三十多年前將中國人幾乎摧垮的權力等級體系。在這三十多年，中國人在走向光明的路途上邁出的每一小步，都在力圖逃離、掙脫和突破舊權力體系的強制、束縛和控制。儘管中國的大轉型已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輝煌的成就，但是這一進程依然沒有完結，而且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完結。計劃經濟體系已經被拋棄，但是它的遺產、它的亡魂依然束縛並纏繞^眾多中國人。儘管如此，我們應該感謝波蘭尼，應該感謝斯蒂格利茨，也應該感謝所有從左派學術思想中汲取靈感的知識份子。他們「揭穿了自由市場的神話」fr，打破了「市場萬能論」的迷信。姑且不論這樣的神話和迷信是不是在中國大地上時不時顯靈或具有蠱惑力以致給中國民眾帶來大苦難和大悲劇，但所有除魅的論說至少告訴我們一個樸素的道理，即一個自由市場的正常運作需要一個公正的政府。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內含^一個制訂並執行公正遊戲規則，並且促進公平之結果的政府。因此，如果市場經濟的中國推崇者依然希望中國的大轉型繼續沿^自由主義的道路向前，並堅信思想儘管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力量但依然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他們必須首先在智識上面對如下的挑戰，即發展出一整套國家理論：探究與市場經濟體系運作相容的國家，與那些不相容國家，究竟有何實質性的區別？國家轉型理論：探究在一個從極權主義走出來的國度，其政府如何實現從行政型國家向規制型國家的轉型，其中會遭遇到何種路徑依賴？國家與市場關係的理論：探究在一個市場經濟制度性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政府行動與市場力量如何實現良性互動？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探究在一個市場制度作為基礎的國度中，政府行動與社會力量如何相互增權，共同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當中國的大轉型依然在前行，並且「演化出一些照顧窮人和社會底層的人（the disadvantaged）的辦法」fs，也就是開啟了波蘭尼所謂的「雙向運動」的時候，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問題，不是政府對社會保護和社會發展的幹預是否必要或必需的問題，而是中國的政府朝^哪一個方向來推進福利國家的建設，同時在推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政府）—社會—市場」的三角關係如何發生演變。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再加上各種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因素的作用，將影響^中國大轉型的走向。
注釋請參考原文
顧昕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from 政經評論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3/01/blog-post_29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