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曠達 攝影/鐘卓明
每逢搬家，親友們就會找上陳雲，因為知道他家裏有十幾個紅白藍蛇皮袋，整整齊齊疊好擺在一起。其中 3個因為是香港產的，質量上乘，輕便堅韌，陳雲便格外推薦：「正宗的紅白藍，香港縫製，質地厚，十幾年前在上水雜貨店買的。」其他卻是大陸製造，他的態度明顯不同，「圖案變成紅黑細斑紋狀的雜色袋，也有變作卡通公仔的。紅黑細紋看來有點骯髒，卡通公仔就有點妖邪氣。」
「這是大陸的原罪嗎？」一位學生下課後去問他。「不是。」陳雲飛快地低聲答道。
但如果這個學生不是當面問陳雲，而選擇在臉書（Facebook）上向老師發問，很可能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脫下臉書，陳雲是一個低調謙遜的學者，老友形容他「像個在中資機構打工的木訥會計員，其實更像的，是拿着一份《大公報》過日子的大廈管理員。」但一戴上臉書，陳雲則立馬變身，四處開火，成了批評者眼中「希特拉」（希特勒）式的仇恨煽動者。
自從兩年前開始深度介入中港關係的討論，他有如上古神話的共工氏，奮力撞破了維繫中港平衡的不周山。「蝗蟲論」、「港獨」這些詞語與他同時出現在公共討論中，「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打開了一個情緒的宣洩口，把中港兩地隱藏的問題全部挑明，他就是一個旗桿式的人物。」香港民主派議員梁國雄點評陳雲。
陳雲和陳雲，至少一眼看上去，很不相同。
修道人：一個人的「斬妖除魔」
這兩年來，網上的那個陳雲很「火」。
在公共圖書館裏，龍應台的《大江大海》、趙紫陽的《改革歷程》隨借隨有，唯有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得在網上預訂。他的這套觀點成了公共討論的投名狀，記者凡是採訪中港關係，經常會被先問一句：「你同不同意陳雲的觀點？」而且大多數時候，只有回答「不」才能讓聊天得以繼續進行。
陳雲的「火」不僅僅指他受爭議的程度，也因為他在網絡上的表現直如一口正在爆發的火山，將熔岩噴向每一個與他抵觸的反對者。買藥的時候被遊客插了隊，回頭他就會在臉書上毫不避諱地怒斥：「大陸人惡毒而蠢，是無藥可救的匪類。」
但是，生活中的陳雲，是一個「修道之人」：儒釋道三家，他挨個修行了遍。採訪的時候，陳雲遠遠地望見記者，他會快走幾步，背微躬，頭微低，雙手握拳，一團和氣地跟記者打招呼。
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文章中自稱「貧道」，朋友請他解釋，他也一本正經地回答：「道教是傳統民間宗教，歷史上起義過幾次，就像黃巾黨。以前只有道士夠膽穿黃色，代天子祭天，和天子平起平坐，有叛逆的意思。」他自稱信道不是為了出世避禍，而是為了入世渡人：「四個字，斬妖除魔。要替天行道就要用到軍隊，但一個人也可以斬妖除魔。」
為了這一目標，陳雲不僅做了精神準備，還把一套蔡李佛及洪拳打得游刃有餘。他老實說，當初練武不是為了強身健體，就是為了「打架」。
朋友又問他，殺人可不可以。
陳雲回答：「如果世上有一些壞人，當然最好的方法是去感化及宣導他，令他返回正途。但如果不能快速地阻止一個壞人或一個大集團的惡行時，那便需要殺戮。」
問這個問題的朋友到了今年，也成了陳雲「殺戮」的對象，便是梁文道。
2012年4月，特區政府有意聘請是共青團員的內地移民陳冉為特首辦公室助理，輿論沸騰。梁文道撰文為團員身分脫敏，指出共產黨員也濫招，不應對一個團員過度緊張，真正應該擔心的是陳冉是否具有永久性居民身分。陳雲見文後極為不滿，臉書上開罵：「梁文道此文，是不分輕重，不辨是非，況且他並未有點明論題而旁敲側擊，此乃閃爍之文。」梁文道沒有回應。
大半年後，陳雲仍然憤慨不平，記者問他，是否可以用更私人、更溫和的手法回應，他正色答道：「不行，這是原則問題。有些人不分輕重，是不能團結的。」
這一年中，梁文道不是唯一一位被陳雲拋棄的「朋友」。2月份，陳雲在臉書轉載了一張照片，上有一個小童在地鐵站內，借牆上插座為遊戲機充電，陳雲評論道：「化公為私，全國皆匪。大有大偷，小有小偷。」這種「簡化武斷」的論述讓作家廖偉棠很是不滿，他在臉書上回應：「我當沒認識過你這個人，再見。」陳雲答：「偉棠：既出此言，自此割席。」
「他之前不是這樣的，這一年多開始鼓吹族群衝突。」陳牛是一位本地網誌作者，多年前就已經關注陳雲的文字。據他說，以往港人與內地人兩個族群的對立很少進入公共討論，是陳雲在不斷提醒自己的粉絲，「強國人」與「我們」是不同的，他會轉載每一張能夠挑起兩個族群對立的照片，並「添油加醋鼓動更多的仇恨。」
而陳雲的攻擊範圍也愈來愈大，不僅僅限於內地人，梁文道式的老友、陳牛式的批評者都在陳雲的炮火之下。自從陳牛在網上批評了陳雲後，道長便選擇在臉書上將他拉黑。
記者小心、婉轉地向陳雲提出這些質疑，並且已經做好了他或勃然大怒，或竭力辯解，或嗤然一笑的準備，可是陳雲的回應永遠讓人難以猜測。
陳雲竟然點了點頭，接着說：「是啊，煽動矛盾是要不得的。但這是小惡，要看到大惡。」他頓了頓，「比如蝗蟲一役，明顯族群歧視不好，但要暫時姑息反蝗蟲運動，因為要先安內後攘外，這樣可以強化本土意識的形成。」
記者追問，部分遊客豈不是會被犧牲？「這是一個不幸的巧合。」這一套咄咄逼人的鬥爭策略並不為港人所熟悉，他們習慣的是坐而論道式的知識分子。「這一套我是從共產黨那學來的，老毛的十六字箴言，敵退我進。」陳雲先下了電梯，禮貌地側身等着記者。
愛國者：「他太有中華情結」
「陳雲身上有一股焦慮。」他的一位編輯如是說。
一起從辦公室去地鐵站，陳雲關掉電腦後，又彎腰抓起鼠標，在桌上來回抹了幾下，確定屏幕沒有再亮起才放心出門。站在門外，他把皮包夾在膝蓋之間，掏出鑰匙仔細鎖好了門，還不放心，又快速地搖了兩下門把。
或許是身為「修道人」，陳雲能看到俗世更多的「妖氣」。10年前他在政府做事，一直在擔心自己出門有人跟蹤，因為有人朝他鞋面吐痰，為此專門找了警務署副署長求助。
10年後，他更加不安，不過擔心的東西更為宏大：「現代中國，國不成國，在法統與道統兩方面，中國都沒有建立起來，沒有建立憲政立國的法統，也沒有建立文化立國的道統。」
過去兩年，因為雙非孕婦、國民教育等議題，香港民間普遍擔心對香港干涉太多，因此在坊間出現了許多對香港前途的想像。
「陳雲的內核是中國的，這也是他與我們的最大不同。」網誌寫手「無待堂堂主」盧斯達解釋稱。在不甚了解的一些人口中，因為一直聲援陳雲，90後的盧斯達被稱作陳雲的「護法」。
早在 20多年前，陳雲就顯示出對中國文化的嚮往，當他人用公民社會、三權分立這樣的西式觀念尋求社會公義時，陳雲則投奔了傳統中國，從古經中尋求寄託：「或許是因為父親學中醫的原因，所以從小也跟着看《易經》之類的經書。」
1986年畢業後，陳雲高分考上政府公務員，半年後卻辭官而去，不是因為待遇不好，也不是因為工作辛勞，只因為「香港公式中文墮落」。那年初，港府發出通令，「要求日後公文全盤白話，連「敬啟者」的啟事語及「謹上」的收束語也廢棄，只用「某某先生／女士」起始，用官員名字及簽署結束。」
這實在是憋死了陳雲：「矯枉過正，不但失禮，簡直無文。」
16年後，等他再次進入政府時，特地爭取來了自己制定文書格式的權利。和百姓寫信，各種敬語統統加上；和大陸官員寫信，他會堅決使用繁體字和古雅中文，「以示文明與粗野之往來」。來往幾次之後，竟然發現大陸的回信也開始用「台鑒」，樂煞陳雲。
愈到後來，陳雲對中文愈加挑剔。今年誠品書店在香港開業，老闆特地給他寄來開幕式的請帖，最終他也沒去。只因為請帖上寫的是「開幕慶典」，回條上卻是詢問是否參加「開幕式」，兩個字眼的不同讓陳雲皺眉頭：「前者大張旗鼓，後者乾結無文，雖然未算是前倨後恭，也是表裏不符。」
正因為這一層的原因，陳雲不可能走上港獨的道路，因為香港對他而言最大的價值就是「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他要做的不是獨立，而是復辟：「中共建國精神貧乏，大陸必須回到中華民國的精神傳統。」
陳雲說，自己將中共與中國區分得十分清楚，反的是中共，愛的是中國，這一點他從未混淆。「大學時代看了很多傷痕文學的作品，從那個時候開始對共產黨的印象很差，覺得是一個禮崩樂壞的年代，共產黨是一個很壞的統治者。」陳雲低聲說。
哪怕父親是因為反右而落難香港，陳雲對共產黨的批評也更多來自於文化上，而非制度上。他曾談到「天下亡」的源頭：
「源頭就是共產黨這班人，是蘇聯派下來的特務，他們出身是被蘇聯收買的知識分子，拿了蘇聯的津貼，去做職業的革命工作。當他們得到政權，就害怕別人地位超越自己，當他們把國民黨趕走，就把黨內有古老學問的人都逼死了。」
陳雲講過，「如果可以推翻共產黨，那麼拉着香港一起死都沒問題。」盧斯達說 :「我們背後的理想是要建立起真正本土化的香港，但是陳雲是以反共為目標的，有文化上的目的。」
因為這種觀念的差別，一離開互聯網，陳雲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力實則很小。因他而成立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HKAM），雖然「旗幟很大，但是人數很少」，自 2006年起就參與民間抗爭的葉寶琳質疑說。
談到自己在 HKAM中的角色，陳雲也分外謹慎，斟酌了片刻用詞，決定稱自己是「顧問」：「會提出我的意見，但我和他們其實也是有分歧的。」
而且隨着情緒不斷積累，自治派本身也分裂為自治、港獨、戀殖三種不同傾向，愈發不受陳雲控制，更加激進的團體也會反過頭來批評陳雲太過保守，「太有中國情結」。
2012年的夏天，當其他人試圖用公民教育代替國民教育時，陳雲的「中國情結」又一次展現：「香港是需要國民教育的，需要有一個公正的愛國心，這個國就是整個華夏社會。只有公民教育是不夠的，是會親西方的，是不會捍衛本地利益的。必須有歷史的、國民的教育，香港人必須要認識黨國、要理解黨國，要活在真實裏面。香港現在很多人就不是這樣。」
陳雲說自己很有做行政、當官的天賦。第一次辭官後沒幾年，他負笈德國，在此期間，他又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的德國分部主席。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流亡者便聚集在這個組織旗下，因此，陳雲不僅需要策劃民間抗爭，更大的責任是幫 600多名新會員申請政治庇護。整個團體在他的帶領下，從無到有，在德國與政治的這一次親密接觸，極大地鼓舞了陳雲參與政治的心思。
謀略家：「蝗蟲歌的暴力，我要暫時利用」
1992年8月，陳雲在《開放雜誌》上發表了《捷克文人總統——哈維爾落選的啟示》，這篇文章可被看成他的參政宣言，文章說：「唯道德論的政治家未必造福於人民，哈維爾為一例……目前中國在野的民主運動者中，文章之士甚多，而謀略之士則少有。這實是中共的巧計使然，他們將謀略之士困於獄中（如任畹町），而釋放無礙於政權的文章之士（如劉曉波）……」
自此，陳雲決定當一名「謀略之士」。
1995年他民俗學博士畢業後，沒有投身學術，而是進了公營機構香港政策研究所，專心研究公共行政和文化政策，並結識了同樣希望復興中國文化的何志平。之後 10多年，他跟隨何的腳步，先後出任藝術發展局和民政事務局的研究總監，努力地在體制內實現自己的抱負：「保留更多中國的傳統文化，思考如何將西方的政務官變成中國的儒官。」
民政事務局研究總監的位置，幾乎是局長何志平專為陳雲一人設計，年薪近百萬，實質是局長個人的智囊。這種外來者的身分遭到公務員體系的掣肘，而且當年香港經濟低迷，財政司對陳雲龐大的創意產業計劃不感興趣，讓陳雲心灰意冷。於是，陳雲另闢捷徑，化名在報刊發表專欄，一邊從體制內收風，一邊在體制外建言。
其中一個筆名是「秦暮楚」，雖然「道不行」，不過陳雲根終究沒有「乘桴出海」，而是一直拿着高薪，直到 2007年何志平離職。
離開政府之後，陳雲開始「思索香港之路怎麼走」，2011年，他開始在臉書上發表自己的《香港城邦論》思想。核心是要求保證香港的高度自治，北京不應干預香港內政，香港也不應過度關心內地民主。而從香港拓展出去，陳雲立意在中國中央政府下，各地都能建立起擁有自主權利的城邦，即實質的中華邦聯國。
一邊聊着，記者和陳雲一起走進地鐵，「車廂裏就要小點聲音聊天了。」陳雲環顧四周，收緊喉嚨，然後繼續興奮地說：「城邦論就是給高層、知識分子看的，告訴他們香港的發展出路……我始終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去思考。」
而為了讓港府有底氣向中央政府爭取自治權利，陳雲還需要完成群眾的「組織」工作。「蝗蟲論就是給這些一般人看的。普通人不成事的，中國政治裏面，從來都不是群眾起決定作用。民眾的思想是很容易被利用的，那我就是要教導民眾要區分自己和大陸人，要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敢於去和政府鬥爭，等這些聲音被中央政府聽到。所以蝗蟲歌這些暴力，我要暫時利用。我是被逼犧牲，如果群眾聰明點，那就輕鬆點。」
陳雲曾經寫到，自己鬥爭策略的轉折點，出現在 2009年以快樂抗爭的方式反對興建高鐵失敗過後：「我自己反省了一會，之後我用我自己的民粹方法，自己處理中港融合的衝突，此後，我便與 80後社運人分道揚鑣。用民粹還是不用民粹，簡化論述還是堅持全部真理，要成功還是要失敗，要保護香港人的生存還是要保護自己的聲譽，我在 2010年做了個抉擇。之後，好多人覺察到我改變了，不再善良了。」
2010年底，粵港澳政府共同推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行動計劃」，香港的發展「被規劃」，陳雲立即決定插手：「我必須要立刻加入，沒有任何猶豫。因為這個還只是計劃，並沒有具體的項目，所以很容易一招打死，這個我也是看得很清楚，算好了的。」
自此之後，他以近乎悲壯地努力向所有人開火，甚至已經「預計到了肯定會被攻擊，但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就是現實政治。這個事情其他人不敢來做，愛惜自己的羽毛，那就我來吧。」
2011年6月，陳雲在臉書上吐露自己心聲：「做小事，靠理性。做大事，靠意志。入了中年，益加覺得成就大事，靠的是意志，而不是理性，也不是運氣。」
臨分手，記者問他：「假如有一日，城邦論的構想真會實現，那個時候人們會怎麼來評判你？」
「會理解我的苦衷。」
陳雲生於 1961年，今年52歲，復興中華文化、推動香港自治，便是他的「天命」。
臉書上的陳雲言辭激烈，臉書下的陳雲卻被形容為「像拿着《大公報》過日子的大廈管理員」。
陳雲小檔案
本名陳雲根，1961 年出生，德國哥廷根大學文史學院哲學博士。
1997 年加入香港政策研究所，後任藝術發展局策劃及研究總監、民政事務局研究總監。2009 年任職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至今。著作甚豐，多涉時事評論、本土文化及中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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