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早前編撰《香港藍皮書》，指中大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基金主導，後來卻辯稱是因疏忽而將「香港某大學」誤寫成「中文大學」。研究所的這個回應固然是令人大開眼界，但令人更加不解的是他們認為要防範「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而這種論述近年在大陸似乎甚有市場。
既然是普世價值，又何必要冠上「西方」一辭？價值就是可欲或值得追求的東西，而凡是普世的都應適用於不同社會。如果有所謂「西方普世價值」，是否又有「東方普世價值」？或者「亞洲普世價值」？另一種比較合理的解讀是這些西方普世價值是源自西方或流行於西方社會的價值，只適用於西方社會，因此其實是「西方價值」而已。
這種解讀預設了一種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立場。簡單來說，文化相對主義認為價值是相對的，只有根據一個社群或文化傳統的共識來決定。因此文化差異排除了任何普遍的道德原則，而某個社會對價值的判斷並不一定適用於其他社會。例如現代西方社會所重視的民主、自由和個人權利，並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因此亦不適用於中國社會。
這種邏輯看似合理，但其實經不起考驗：在大學裏教授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或者達爾文的進化論，卻從來沒有人抗議西方科學知識「侵入」學校。所以到底為什麼我們要相信知識、科技等有普遍性而唯獨價值沒有？
反普世價值者會強調價值判斷必然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因而只適用於某一文化，但這種觀點有嚴重的內在衝突：我們不難發現在很多不同文化傳統之中，價值都被認為是普世的。在中國傳統之中，儒家所講的仁、恕、孝、悌，和大乘佛教所講的慈悲、眾生皆可成佛等都是普世價值。所以既然他們這麼重視文化傳統，為何要堅持價值是相對的？
所謂普世價值入侵學校 從何說起？
可見他們所反對的並不是價值的普遍性，而是他們眼中的「西方霸權」，但即使有政權借自由、民主之名來作惡，也不代表自由、民主本身沒有價值。就正如即使《藍皮書》的作者以學術自由之名來為自己辯解，也不代表我們就要因此反對學術自由。我們需要認真審視的是這些價值之所以為價值的理由。在為普世價值辯護的時候，人們往往不能只是訴諸個別傳統，而是強調人的共性和基本需要。例如人要有尊嚴就必須要有一定的基本自由，又或者是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能力等，而這些價值或追求都是超越國界、文化的。
當然，要決定什麼是普世價值絕非易事，而這些價值在實踐上亦可能需要因時制宜，但面對這些問題時我們需要理性溝通，認真反省自己以及本身文化的價值判斷，因此學校更沒有理由迴避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既然如此，所謂普世價值入侵學校，又從何說起？
作者為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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