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权威主义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延续性的因素有很多。传统上，西方比较政治学者常用的三个关键指标是政治经济体、对新社会与政治挑战的适应力，以及该政权与其反对力量的力量平衡。但Minxin Pei教授认为，根本的三个因素在于经济收买（economic patronage）, 政治配合（political cooptation）和有效镇压（ruthlessly effective repression）。正伦认为这三个指标更能反映实质（具体证明本博文略），所以将在分析中采用后者。
一个（权威主义）政体所采取的生存战术越多——即维持权力的方法组合越多——越可能延续。但即使拥有再复杂的生存策略和手段，权威主义政权天生的缺陷是无法避免的（否则就不被叫做权威政体了）：程序合法性的缺少，狭窄的社会支持基础，政体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协调，系统性、渗透性的腐败。因此，即使一个极权政体可能一时看起来将会延续，但也注定只能是一个临时现象。其致命缺点只是被暂时遮蔽起来罢了。
对于中共政权，经济集权、政治协调和镇压，这三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其为何延续至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暴力镇压。自90年代以来，中共逐渐调整其打压手段：缩小其规模，并改变其打压重点。现在，针对特定目标（如法轮功，异见人士领袖和现在的“东方闪电”）有效的、选择性镇压，既避免了直接和大众对抗，又起到了政治“斩首”的目的，从而避免了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的形成。
操纵舆论——用中共的话说，“引导舆论”——的手段也变得更加复杂。既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有更加灵活的、以增强其群众认可度为目的的公关机制。中共投入了巨额资金、人力，建立并维持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警察制度。目前来看，中共似乎顺利驾驭了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同时，当局的危机应对能力在最近一二十年也有很大提升。偶尔的突发事件，如SARS、地震、奶粉事件等等，没有严重影响到中共对政权的控制。
不过，如果没有分配“经济地租（economic rent）”的能力，毫无疑问，中共将立即会失去其支持者的“忠心”而下台。为了维持收买支持者“政治赞助（political patronage）”的能力，中共仍然紧紧掌控着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体仍然贡献了将近40%的GDP。所以，到了某一点，当局注定再也无法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做会摧毁其政治基础。最近几年的经济改革停滞证明了这一点。中共的经济赞助能力有两个作用：一、影响经济活动的关键手段。二、维持该政权关键政治支持者的激励来源。
通过“政治配合”，中共和社会精英们结盟，扩大了其社会支持面。中共提高了愿意配合其统治的知识分子和专门职业者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愿配合的，用行政手段进行无情惩罚。中共的党员构成，已经从农民/工人为基础转变成了以社会精英为基础。这导致了，潜在的政治反对团体难以得到社会精英的支持；弱势群体难以进行有效组织，从来无法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种种迹象来看，中共政权似乎很稳定？
答案是：NO！ 所谓“稳定”，只是外人眼中的幻想罢了。
真正知道政权内幕的当权者们，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 两个简单证据：一、即使是对政权最细微的“威胁”，当局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和“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末日焦虑症。二、中共高官转移资产、安排家属到国外之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中共并未忘记时不时地进行“口号反腐”运动，腐败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注定不会有太大改善（详见：《为什么习的“反腐”注定是逗你玩儿的？》）。腐败，以不同方式毁灭一个权威主义政权。首先，它阻碍经济发展。这将减少该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经济合法性为政治合法性一部分），削弱维持其昂贵的收买制度及镇压机器（如支付“维稳”经费）的能力。同时，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小部分有政府关系的社会精英聚集大量不当财富，扩大了社会不平等。这将增加社会紧张、导致反当局情绪。最后，腐败创造一个高风险环境。法律法规不能被有效实施，高层对公众事件或自然灾害的反应不能被传达。因此，腐败导致政府管理混乱，或（在需要时）无法进行有效政治镇压。由此看来，老胡“腐败亡党亡国”的担忧，完全不是杞人忧天啊。当然，到时候亡党是真的，国还是在那儿的。
与精英的政治协作，也即将到达极限。用经济利益“团结”社会精英是非常昂贵的，不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所培育精英的速度，注定高于当局能收买数量之增速。最终，中共无法承担其成本；潜在的反对派领袖诞生。被收买的社会精英的“忠心”也充满疑问。如果经济增长放缓，中共满足其物质利益的能力下降，很多人可能会与当局保持距离，甚至改旗易帜。
新的挑战，是中共以前没遇到过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已经表现出了对如环保和慈善等公众事务的强烈兴趣。反对力量正以更加“创新”的形式施展他们的影响：将政治诉求与大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如劳工权益、强制迁移、土地争议、收入不平等、环境保护、公众健康、腐败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 经济自由化改革、结束国际孤立、融入世界——天安门事件以来的这些措施，对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完全不适用。
为了其自身的延续，中共必须放弃后天安门战略中的很多要素。经济上，设计新的、减少对政府投资依赖、造成更少社会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政治上，适当的政治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代替粗暴的政治打压（政治河蟹），以增加更广泛的社会支持面。
中共正在面临着所有“正在现代化的权威主义政权（moderniz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正在或曾经面临过的经典困境：如果继续制造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精英的产生数量将最终超过中共当局的收买能力；反之，经济放缓则无法继续快速提高生活水平，更会让其直接下台。用比较政治学的眼光来看，中国，只是世界国家之一罢了。没什么特别的。正如一块石头，扔出去注定会因为重力落到地下，无论是站在美国土地上扔还是中国的、甚至南极的土地上扔；虽然这些土地的土壤构成可能完全不一样（即“国情有别论”、“文化论”）。这是放之宇宙皆准的物理定律决定的。
有人认为，中共的适应能力足够让其克服当前的困难。但胡的“不走邪路”，表明中共宁愿走在“适应力僵化（adaptive ossification）之路”上——即，用过时的适应战术应对不再适用的新挑战。因独裁主义政权的制度性缺陷，正伦认为，尽管面临着全新的挑战，现在的中共当局没有能力制定并且实行一个全新的，借助新的合法性来源，维持其政治垄断生存战术。当危机来临时，中共内部高层的派系斗争将会公开化——民主化的一个基本要素。
世界各国的经历证明，权力的失去很可能不是逐渐的，而是突然的、一击致命的。权威主义政体天生的自我毁灭性元素（self-distrusting elements），注定了所有这类政权必然最终倒塌。各种迹象显示，中国距离这一天不远了。正伦预测，7-9年之内，最多15年之内，中共一党专政将会结束。
正义，可能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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