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吃早餐的時候，聽到一對約六十多歲，衣著中產，貌似夫婦的人對話。女對男說，下午會否出來撐梁振英，男的未回答，她已搶白道，僭建好小事啫，又唔係掘馬路，唔知點解啲人咁針對佢，我覺得佢做咗幾多嘢。男的此時回應，啲人覺得佢個位係呃番嚟做，唔係僭建咁簡單。然後說某某叫他出來撐梁振英，他已謝絕。還說了兩句灰記從小到大都聽過無數次的話︰我對政治冇興趣，風花雪月至啱我。
灰記看看手頭及鄰坐手頭的《蘋果日報》封面標題，「香港不能只剩一片紅，後日用腳還我本色」。他們大概是看到這標題而「有感而發」。這令我想起不只一次聽到電台一些聽眾對元旦遊行的回應。最記得是一位女士的說話，大意是僭建事件梁振英某些地方是說了謊，然後話鋒一轉，說有沒有人敢出來說，從來沒有說過謊，為甚麼要對他死纏爛打，為甚麼不給他時間做實事。
灰記在想，茶餐廳的夫婦以及電台的女士，是否香港人的主流，即所謂沉默大多數？這種唔好搞咁多嘢，讓政府做實事的心態，與民建聯為首的建制派政黨/團體的政治很類近，所以不能說民建聯沒有群眾基礎。至於那位男士的政治冷感/厭惡政治的心態，亦十分常見。甚至可說一直是香港的主流意識。早年因為難民心態，為求一個暫時的安居之所，對所居住的香港沒有半點歸屬感，也不會對殖民政府有甚麼要求，只要還有一點生計便於願已足。對政治有興趣的都只是延續大陸的國共鬥爭。殖民地政府亦很聰明，不會讓你沒有生計，甚至有意識地「教育」年輕一代只求向錢看，不談本地政事。
「六七暴動」，或曰「反英抗暴」，主流香港人亦以厭倦政治/政治冷感的方式，默許了殖民政府的鎮壓，認同了政治現實。由中共當權派在香港的代理，即港澳工委所發起的暴動，在中國政府撐腰下，希望香港和澳門一樣，殖民統治者可以繼續統治，但要看中共的代理及香港傳統左派的面色，猶如一個看守政府。澳葡政府投降，但英國人的政治意志比衰敗的葡國人強得多，在得知中共仍「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不打算馬上收回香港，便對中共代理幕後指揮的「反英抗暴」不客氣，大肆鎮壓。傳統左派的一些過激行為，如放置土製炸彈，燒死林彬等，亦嚇怕了主流香港人，激不起香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之餘，令主流香港人更接受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沒有政治口號」/「非政治化」統治。其實這種統治方式，比中共及香港傳統左派的泛政治化，口號滿天飛的宣傳更能迎合香港人厭倦政治的心態，是相當「高明」的政治。
「六七暴動」後，中共繼續默認英國人的統治，傳統左派著重引導受統戰者「認識祖國」，多於關心殖民地的社會矛盾。反而一些土生土長，較有獨立思維的青年人起來反對殖民統治，屬香港本土政治覺醒的第一代，但當時的影響力很有限。此時英國人亦汲取了「六七」的教訓，逐步改變統治方式，所謂七、八十年代開始的香港「黃金歲月」，即經濟起飛，社會逐漸富裕，法治人權進步等。「諷剌的是」，中英政府不諆而合，香港「經濟」城市的定位，預設的鳥籠政制，香港人只能被動地跟隨中英談判得來的軌跡前行。在經濟向好，生活有所改善的情況下，大部分香港人亦繼續甘於政治冷感，如果沒有「六四」。
簡單來說，「六四」打破了香港人寄望民主自由在中國開花的好夢，再次顯露中共專制政體的殘酷性質，即為了政權穩定而不惜殺害人民，即使人民並沒有推翻政權的意圖。這對香港人來說是震撼性的經驗。「六四」是令政治冷感的香港人較大規模地「政治覺醒」的歷史事件，不過這種大規模的「政治覺醒」是否得到鞏固，還是只停流一年一度儀式化的政治表態呢？而它的反作用是令更多人更遠離政治，所謂移民潮、所謂爭取居英權就是這種要遠離「政治的殘酷現實」的表現。而那個時候，這種「殘酷現實」還未「殺到埋身」。香港人只有被動地渴望中英談判能為這地方帶來「防備」政治的「安全門」/「防火牆」。
今天，政權移交十五年後，「政治的殘酷現實」已經躲避不了，「安全門」/「防火牆」已逐漸失效，香港人終於要面對由梁振英上台作標誌的「政治的殘酷現實」，法治面臨更大更根本的衝擊，政府的霸道作風更肆無忌憚，人權自由更被侵蝕……。頻繁的政治活動，即所謂「搞咁多嘢」，也是對這種「政治的殘酷現實」的回應。但長期習慣在中英夾縫中生存的香港人，沒有了夾縫的「保護」，顯得手足無措，只能是零散回應式的政治。回應式政治的最大弊端，就是不能累積，不能壯大。有人歸咎於香港人缺乏身份認同，這也是近年不少人希望追尋的一種凝聚力。
作為一個流動的﹐外向的，被定義為「經濟」的城市，香港人怎樣達至政治認同，殊不簡單。於是有人訴諸想像殖民時代的「美好時光」，以港英龍獅旗作號召，與排拒內地人的「反蝗」者互相呼應，但這些是否香港政治認同的主流？這種認同是否過於偏狹？但如果不這樣，可以如何凝聚和動員香港人？無數茶餐廳的夫婦以及電台的女士的出現，是否與這種「政治失敗」(包括標榜進步的泛民政黨的互相傾軋等)？究竟香港人要如何轉變，才能面對新的政治形勢？香港人是否要改變一下只崇尚醒目、變通、講求效率、只求解決眼前問題，不想長期投入，不談社會願景的做人作風(體現於政黨就是只求選票，不求政治願景)，而這樣的改變一點不容易，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如何長期投入，如何累積，如何參與創造社會願景，因為要投入參與創造社會願景，要付出不能計算的代價。
儘管如此，香港人跌跌碰碰，亦參與過無數政治社會事件，這些事件都可以作為創造社會願景的元素。因此，無論元旦日倒梁遊行有多少人，無論梁振英最終是否下台，香港人是否會把這日看成政治元年，不同範疇，不同崗位的人，從新出發，為建立共同的社會願景，付出努力，作出改變？
from 灰記客 http://greyreporter.wordpress.com/2012/12/30/hong-kong-year-z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