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對立正在走向長期化。不過兩國的博弈也並非首次。2005年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了中國的反日遊行、2010年發生了東海撞船事件……。中國方面每次都會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進行口誅筆伐，而日本則總在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中尋找原因，結果導致討論總是無果而終。中日兩國的研究者指出，兩國之間的歷史性誤解阻礙了對話的展開。日經中文網將分三次刊登導致兩國相互懷疑不斷加深的3大誤解。
誤解之一： 對“中日友好”的誤解
今年11月，“日本華人教授會議第9次研討會”在東京大學校園舉行。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出席了會議。在沉重的氣氛中，當時的教授會議代表、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呼籲：“要採取顧全大局的行動”，呼籲兩國繼續推進學術會議等民間交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參加討論的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服部健治則斷言，“出於愛好推進‘日中友好’的時代已經終結”。根據同時兼任日中協會常務理事的服部教授的看法，應該聽任經濟實現自然交流，僅僅倡導“日中友好”已經難以解決任何問題。
中國和日本原來的關係是否非常和睦呢？有觀點將兩國的交流稱為“中日友好的二千年”。但是，緊張和警惕得到化解的時期似乎並沒有那麼長久。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以嚴苛的觀點分析稱，“即使考察從江戶時代（1603～1867）到今日的約400年曆史，在和平且對等的狀態下進行大規模交流的時期也不過是1972年中日邦交恢復以來的二十多年。同時還表示，“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而中國的清王朝也實行海禁，因此兩國交流受到限制。到了近代，兩國一直處在戰爭、不平等條約以及未建交的狀態下。兩國並未找到和睦相處的方式。”
京都府立大學的岡本隆司副教授表示，“中國反日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5世紀（明代）對‘倭寇’的打擊。在中國，‘愛國＝反日’這一觀點在近代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岡本副教授關注的是“1905年”這個年份。作為日俄戰爭的結果，中國赴日本留學人數出現了增加，在清朝政府內部，近代的“國家”概念得到了確立。此外，日本繼承了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歐美列強的在華權利，結果導致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興起。岡本分析稱，“在這一時期，領土、主權、反日以及抵制等等概念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
當時的局面是日本越是固執地謀求在中國搶佔權利、試圖擴大在華勢力，遭到的反對就越巨大。“從歷史上來看，反日和遊行很容易結合到一起”（岡本副教授）。“對於日中關係，需要平心靜氣地以長遠眼光看待”。
誤解之二： 對「受害者」的誤解
目前已經出現從近代史上尋找中日和解啟示的動向。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在《中國外交》（由日本PHP研究所出版）一書中表示，「中國的近代史觀充滿了一種受害者意識」。該書吸收了北京大學等來自中國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朱建榮教授認為「盲目自信的清朝對國際社會的無知招來了歐洲各國的侵略」。
日本曾經侵略中國，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是朱建榮教授認為「如果中國力爭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就有必要擺脫曾經遭到侵略帶來的屈辱感」，強調中國自身應該反躬自省，在此基礎上構建21世紀的國際立足點。
朱建榮認為中國人的對外懷疑心理、受害者意識以及重視強權政治等想法「反過來招致了日本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誤解」。
為了將民眾的目光從內部混亂上引開而煽動排外的民族主義、沉迷於中華思想、不瞭解國際社會的準則等觀念是完全錯誤的。
朱建榮教授表示，最近10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的氛圍一直在改變。「在上海的大學等地方，已經可以比較自由地進行研究」。既然如此，「認為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與石原慎太郎進行了私下勾結，為推進釣魚島所謂國有化上演了一齣鬧劇的人還是不少」。朱教授認為「如果一味地將中日兩國關係定位為侵略者與被害者的關係，相互理解就難有進展」。
中日雙方的資訊鴻溝似乎也非常巨大。《周作人傳》（由Minerva書房出版）的作者、東京工業大學教授劉岸偉認為「中國人普遍不瞭解日本的ODA（政府開發援助）使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巨大進展。而日本人也普遍不知道即使在今天，日本軍隊遺留的炸彈仍在導致人員傷亡」。
作為著名的知日派文人，周作人曾經生活在清朝、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3個時代，在一個時期還曾經被稱為「漢奸」。 劉岸偉教授說：「‘漢奸’這一說法在現代中國仍未消失。根據一個人對日本的態度，就可能被稱為漢奸」。
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曾經在日本外務省發行的《外交》雜誌以及《現代思想》（青土社發行）發表文章，認為「日本的言論總是盯著不斷崛起的中國，而中國則以過去的歷史譴責日本。這樣下去，討論必然會南轅北轍」，指出了兩國在面對對方時的觀念分歧。
劉傑教授於今年夏季從越南邀請了研究人員，就歷史認識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越南的歷史教科書中，對越南如何與中國的侵略進行戰鬥的描述是主要內容」。劉傑教授的結論是「在亞洲，誰都是侵略者，同時又是被害者」。劉傑教授認為「要深化歷史認識，需要亞洲地區整體努力」。
誤解之三： 對「中國膨脹」的誤解
「僅僅站在兩國的角度看待中日關係，是產生誤解的根源」，《日中二百年》（由武田蘭登書屋日本公司出版）的作者、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劉建輝這樣認為。
如果從1900年代至今的100年來看，中日曆史的主要內容就是戰爭與侵略、抵抗與反擊。劉建輝教授認為「如果從200年的長度來看，可以看到兩國如何應對西化潮流以及相互借鑒的歷史」。
19世紀，在上海等地發行的漢譯西方書籍就開始進入日本長崎，並在德川幕府末期（1854～1867年）的日本得到了流通。20世紀初，中國知識階層對中國的認識則原封不動照搬和反映了日本對中國的看法。谷崎潤一郎和橫光利一等日本小說家在反日運動最高潮時期訪問了中國，併發表了文學評價很高的隨筆和小說。
劉建輝副教授認為：「中國很大，各個地區都不盡相同」，「中國各地對日本的態度也存在不同。雖然受戰爭傷害嚴重的地區反日情緒更加強烈，但自己出生的遼寧省卻並非如此」，「在日本一般認為中國團結一致擴大對世界的影響力，而這種看法與實際情況有很大不同。」
《清朝與近代世界》（岩波書店出版）的作者、東京大學的吉澤誠一郎副教授認為，「9月的反日遊行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具有諸多共同點」。五四運動爆發時，也發生了反日遊行以及抵制日貨運動，被認為是親日派官員的住宅遭到焚燒。據說當時日本駐華公使在向日本外務省提交的報告中，對中國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的欠缺表示了憤怒。吉澤副教授認為，「有一種觀點在中國根深蒂固，那就是當政治和法律都無法實現正義時，集體性的直接行動是正當的」。
據吉澤副教授介紹，保留下來的文獻顯示，當時也有知識分子主張「應該按照法律處置暴動參與者」。吉澤副教授認為在今年9月反日遊行中「對暴力行為持否定態度的意見在網絡也時有所見。這與當時的社會氛圍非常相似」。
很多學者認為今日的中國社會並非像以往所描述的那樣只有一個思想。在中國官員、精英階層、意見領袖、知識分子、學生以及普通民眾之間，對日本的看法差異可能會擴大。
目前日系汽車工廠和大型超市已經在中國恢復營業。以經濟關係為中心，兩國關係可能將逐漸恢復到今年夏季以前的局面。
但是，東京大學的川島真副教授警告稱：「過去的日中戰爭都發生在兩國經濟關係最為緊密的時期」，「當時無需護照即可往來于日中之間」。
還有觀點認為日本對華投資和對華出口增大，就會發生反日遊行。川島副教授強調在處理兩國關係時，需要考慮到2020年乃至2030年的雙方國力與國際關係。要將目光投向因階層和地區不同而具有不同屬性的中國社會。「不僅與中國政府，還應該注意到中國國內的多樣性，與各種社會組織均構建密切的關係」。
中國和日本的地理位置不會改變。東亞地區今後需要承擔作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之一的責任。各國都需要與鄰國冷靜地相處，不應為誤解和不確定的信息等所左右。今後，仍然需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全文完）
日本經濟新聞 松本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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