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讲述1942年抗战时期发生在河南的旱灾，这场旱灾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可能了解不多，对这段地区历史的认知度远没有中国其他时期的一些灾难事件高。冯小刚拍《1942》首先在于向大众传递了一个历史事件，其次向大众展现一种挑战人性的生存状态，和极端生存状态下的情感。
与《唐山大地震》相比，《1942》的叙事的视角更大，线索也更多，主要的两条线索故事讲得比较扎实，一边通过老东家一家逃荒路上的遭遇表现灾民逃荒的惨状；另一边国民政府对此事态度的反应，从掩盖回避，到美国记者白修德拿着照片找蒋介石，政府被动地重视救灾，还有救灾过程官员的贪污问题。
但也许线索多导致不能兼顾全部，影片的一些副线叙述上有所欠缺，最典型就是关于宗教信仰这一段出现有头没尾的情况。蒂姆·罗宾斯饰演的神父梅甘戏份不多，张涵予的中国传教士安西满作为梅甘的弟子负责向灾民传教，他在影片开始不久就出现，为饿死的灾民做弥撒，他叫瞎鹿帮他拉胡琴唱圣诗，教导灾民在灾难面前信仰上帝。冯小刚试图想透过宗教的力量给予灾民心灵上的慰藉和希望，但现实的残酷来的远远比宗教力量要大，即便宗教也无能为力。日本兵的轰炸让灾民瞬间尸横遍野，这种残酷性会甚至直接导致对信仰的怀疑，尤其片中一个片段，传教士看到小女孩就在眼前被炸弹炸死，最后自己也差点丧生，手中的圣经被炸得散落四处，像是对安西满信仰坍塌的隐喻。但是这部分戏在梅甘的指点后戛然而止，没了结果，不知这是否也体现冯小刚对宗教在这种极端残酷下的不信任。传教士的这条副线甚至还没有范伟这条更弱的副线说的全。
影片对逃荒的惨状表现还有人物的情感都是直插人心的。旱灾不同于地震，地震是那几十秒的事情，一切轰然消失，而旱灾则是一种持续状态，而这种状态会越来越糟糕，这种触动会慢慢深入，财主老东家当初以为把所有家当拉上车，带着全家一起走只看作一种躲难，没想到走着走着人越走越少，最后连刚出生的孙子都被捂死只剩下自己，往回走的目的不过是能死的离家近一点。冯小刚对这些戏份的刻画没有刻意地煽情，影片还有一个视角就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的相机记录狗吃死人的惨状。但我认为影片对这种极度残酷的表现是手下留情了，以致有人觉得情感冲击还不够大，或者说这种残酷表现力还可以更强，但碍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影片做了保留。
《1942》对当时中央政府的应对和对国民党政府的贪腐并没有回避，我认为自《建国大业》起，这种对国民党的叙述早已不是不能触及的地带，但按照现在流行高级黑的说法，这些叙述也无可避免会直指当下，《1942》这条线索的叙述也让不少人觉得有着各种现实批判。我觉得这种现实批判视角在中国当下是无可避免的，既然影片能够拍了出来，它的视角就在那里，但至于要不要明说，用冯小刚的话讲：“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
20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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