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刺身亡的警察黄升，不是过去一年间死于“血债”的唯一一个人；而此次涉嫌主使刺死黄升的刘斌，则是参与放贷的众多村干部之一。而过去的两年间，正是在村干部们的带动下，大批农民卷入高利贷漩涡。”
“温州的高利贷潮扩散到邹平两年后崩盘。大量的债务纠纷催生层出不穷的犯罪。欠债者同时也身兼借贷者，死亡成为解决乱局的终极手段。”
这一次被杀的是警察。
2012年11月22日夜，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一家宾馆附近，四名江苏徐州警察遭遇发生于同一天的第二次袭击，一死一伤。
南方周末记者综合各方消息了解到，袭击者主谋是邹平县韩店镇颜家桥村村主任刘斌（音）。
警察遇袭，与其调查的经济案件有关。事发之前，邹平县一个叫段刚的建筑公司老板，从徐州某机械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一台挖掘机。段刚后因欠下巨债外逃被抓获，债主们将其公司资产哄抢，挖掘机到了段刚的债主之一刘斌手中。据说段刚曾借了刘数百万元的高利贷。
由于段刚未付清挖掘机全款，机械公司为了减少损失，便向徐州警方报案。
11月22日17时20分左右，徐州民警黄升与同事吴坤，带着两名协警到颜桥村调查。结果遭到刘斌等人的殴打。黄升、吴坤均被木棍打伤。直到邹平当地派出所赶到现场，才将事态控制。
当天19时20分许，在黄升、吴坤一行开警车行至邹平东升宾馆附近时，又被刘斌等人的三辆黑色越野车堵住，警车被撞坏熄火，继而十几人用铁棍砸坏玻璃。一行凶者的匕首刺中车内的黄升，后者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黄升年仅24岁，系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公安分局子房派出所民警。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曾多次外地追逃、立过三等功的黄升，此次并未按惯例提前通知邹平当地警方配合。
江苏警察在邹平被杀，是邹平高利贷“血债”死亡链条上新的一环。南方周末记者历时两月调查邹平民间高利贷运动：继2011年10月份崩盘后的一年时间里，该县至少已经发生6起由债务纠纷引发的命案（详见附录表格）。此外，还有更多自杀或失踪的高利贷玩家，由于未被警方立案，具体人数已经无从统计……浮出水面的命案分别代表了邹平高利贷玩家的四种死亡方式：放钱的杀死“使钱的”；“使钱的”杀死放钱的；放钱的火并死人；“使钱的”内讧杀人。
目前业已血债累累的邹平“全民放贷潮”，肇始于2010年。随着市场迅速做大，工人、农民、银行职员、医院医生、学校教师、公安民警等各行各业均有卷入，甚至有县政府主要官员的家属、司机参与其中。
邹平县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过去的十余年间，其GDP年均增长超20%。2011年，邹平GDP达630亿，财政收入为85亿。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十五，被誉为“县域经济的领跑者”。而从时间轴上看，这个明星县卷入高利贷漩涡，是温州、江浙民间借贷潮的一部分。
“高利贷”这头怪兽是谁释放到邹平的？残酷市场目前已畸形生长到哪一步？哪些人在以身饲虎？了解这些问题，或可解答黄升这名年轻警察之死的深层原因。
“底子很少有干净的”
“最初的借贷者多有案底。在村干部们的带动下，一些村子几乎家家都有放钱出去。”
在徐州警察在邹平被杀之前10天，另一起高利贷纠纷致死案刚刚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
起诉书如此记录此案的背景：……被告人高源与朱永生合伙经营“邹平华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向社会投入高利贷贷款。2011年上半年，为赚取更多非法利息，高源等人多次向刘大鹏发放巨额贷款。（2011年）11月份，刘大鹏因不能归还贷款而逃离邹平……
高源、朱永生、刘大鹏，均是邹平高利贷的高级玩家。高源、朱永生二人属于“放钱的”，而刘大鹏属于“使钱的”。
据知情者介绍，邹平的“高利贷”市场由来已久，但初时范围极有限。由于触犯法律，无论是放贷者还是用钱者都很谨慎。
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华德，成立于2010年4月。时值邹平高利贷运动刚刚兴起之际。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朱永生，他同时还是邹平一家知名浴场的老板。高源虽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在外人看来，华德其实是他的。朱永生仅仅是“顶个名”。
早在2007年，年仅22岁的高源，即因牵扯一桩命案被判缓刑。卷入刘大鹏死亡案的刘晓、秦龙等人，为高源的“小弟”，也均曾因盗窃、聚众斗殴等罪名受到过刑事处罚。按照当地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邹平最早放高利贷的一批人，“底子很少有干净的”。
事实上，借高源高利贷的刘大鹏，也曾因抢劫伤人入狱七年。
邹平高利贷运动的兴起，传说与一些外来的温州人相关。由于一直隐身幕后，他们的身份、姓名至今无从查考。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确实存在，且随时监控高利贷市场的每一丝动向。
骗局并不高明。由幕后大玩家操控的“大户”，以高利息作饵，吸引若干“中户”集资，“中户”则以低于大户的利息吸引“小户”，“小户”则以更低但仍远高于银行的利息向亲友筹资放钱。一个个集资金字塔由此形成。
邹平有名的大户，如何长河、韦晓慧、段刚等不下十人，据传集资额均过亿元。
位于塔基的，则多是普通农民。高利贷市场兴隆时，他们不过拿一两分的利息，但崩盘之后，却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以邹平县“受灾”最重的孙镇为例，霍坡、辛集、辉里等村，放钱出去的“几乎挨家挨户”。有的人家把粮食卖掉外加积蓄，凑成一个整数单子存了高利贷。而风潮过后，则据说一度连猪肉都已吃不起。
农民们之所以放开手脚加入这场运动，除了受利息吸引，还得益于村干部们的感召力。当地坊间流传，在邹平县孙镇41个村支部书记中，不放高利贷的不超过3个，且融资金额多在千万元以上。而此次涉嫌主使刺死警察黄升的刘斌，便是当初参与放贷的村干部之一。
这种并不复杂的圈钱模式，在金融界被称为“庞氏骗局”。其存在已有近百年历史。它因在短期内成就一批百万富翁而备受人们追捧，但也毫无例外地以悲剧收场。
在邹平之前，高利贷运动已先后在山东肥城、江苏泗洪等地上演。在邹平之后，又相继向北蔓延至阳信、无棣等县。与邹平相邻的淄博高青、桓台、济南章丘也同样未能幸免。
在传说中的温州玩家涉足邹平高利贷之后，如高源等本地“资深”高利贷从业者发现，他们的机会也来了。
事实上，骗局在邹平刚一出现，即迅速被各路玩家复制。而刘大鹏正是被高源选中的一个猎物。
被割掉的“爪子”
““爪子”帮人出面圈钱。待崩盘时，“爪子”们开始相互残杀，始作俑者往往大赚一笔后悄然退出。”
按照借条上所写，刘大鹏向高源的“小弟”刘晓借了1000万元。但按照刘大鹏的说法，实际出钱的人是高源，实际数额也仅400万。不过，即使此说属实，按照约定的月息1毛2利率（折合成年利率超过800%），加上“利滚利”的行规，400万的借条变成1000万仅需半年时间。
在地下运作的传统高利贷，借条是惟一浮出水面的标签。为了规避法律风险，用钱者以打借条的形式向放贷人借钱。双方通常是口头约定利息，按月支付。在收到第一笔款项时，用钱者即将当月利息交给放钱者。比如用1万元，月息1毛，意味着用钱者实际仅拿到9000千元，却打1万元的借条。
邹平高利贷沿用了这一做法。有所不同的是，金字塔各层之间多为亲友关系，除了底层和顶层，每个参与者既是“放钱人”又是“用钱人”。而在金字塔倒塌后，他们一方面负债累累，同时又拥有巨额债权。
危险而复杂的地下资金流通，带来了当地邹平社会的畸形繁荣。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县突然冒出囊括所有品牌的豪车。它们的主人多有这样的标志性形象：留光头、抽苏烟、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据说车的后备箱里装满了现金，以便随时为借贷人结息。
后来有人总结，高利贷从业者们之所以热衷于买车，多是膨胀的虚荣心作怪。这仅说对了一半。一位资深玩家从融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如果说高利息加亲友动员还不足以让当地百姓动心的话，那么用钱者的豪车就会让他们把剩下的疑虑打消。
高源结识刘大鹏源于台子镇一个孟姓放贷人。2010年，孟某曾与刘大鹏进行高利贷合作。孟某“使钱”和“放贷”，刘大鹏则替孟某“顶名”出借条，并获得一定的报酬。合作期间，刘大鹏曾替孟某找人将一位欠债者打伤，被当地派出所罚款一万元。
在江苏泗洪一带的高利贷圈，刘大鹏这样的人，被俗称为“爪子”。“爪子”特指那些没有头脑且爱出风头的人，他们成了幕后玩家的圈钱工具。“爪子”刚开始替主人抓钱，等到后来可能“沾手”时，便可能被主人切掉。
因还款信誉度高，刘大鹏引起高源的注意，遂成后者的“爪子”。高刘二人的合作模式是：由高源以高利贷形式资助刘开厂，待厂子建好后一起“套钱”，利益共享。但在此之前，刘大鹏需照付高源利息。
在高源的资助下，短短几个月内，刘大鹏先后投资了三个项目：在台子镇官道村建了一个空调设备厂；在刘所在的绳刘村承包了鱼塘养鱼；此外还有一个养鸭的大棚。
任何有企业经营经验的人都明白，这些项目不可能有支付高利息的利润。
养鸭、种蔬菜之类的大棚，是邹平很多高利贷玩家的首选项目。这被认为和一项农业补贴政策有关。据说，除了利用其在民间融资，玩家还曾试图借此骗取银行贷款。
在刘大鹏的三个项目中，最重要的是空调设备厂。高源等人将自己做华德公司的经验传授给了刘。据刘大鹏妻子汪家英介绍，当时注册空调设备公司时，在刘晓的提醒下，刘大鹏找了别人“顶名”做法定代表人，这样将来无论是从银行贷款还是公司破产，自己均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这也是邹平高利贷的通行模式：在设局之初，上面的玩家就留好了所有退路。待游戏结束，“爪子”们开始相互残杀的时候，始作俑者往往大赚一笔后悄然退出。
一直到刘大鹏死亡，空调设备厂也未能建成。
逃亡
“据说有的欠债人甚至逃到了缅甸，并且在这里惊讶地见到了不少阔别已久的老乡。”
如同开屏的孔雀，刘大鹏的几个项目启动之后，尚未建成，一笔笔投资便追逐而来。当时邹平高利贷风气之盛，据说已经形成这样的行情：哪怕支一个烤串摊，也会有钱进来，如果谁手头有钱没有放贷，就会被视为不正常。
不过，随着刘大鹏死去，具体的债主及数额已经难以查证。由于自认为高利贷违法，一些怕惹麻烦的投资者，宁可认倒霉也不愿说出真相。
名不见经传的刘大鹏开始迅速崛起。他雇上了司机，由“大鹏”变成了“刘总”。他整天忙于请各级领导吃饭，并频繁出入“盛世中国”。
“盛世中国”是与邹平相邻的淄博的一家夜总会。被喻为当地的“天上人间”。这里是迅速发迹的邹平高利贷玩家们的理想消费场所。服务生们对邹平“大款”们印象深刻：这些人一晚的消费通常都在两三万元以上。高兴的时候，服务生鞠一个躬就可以拿到一百元小费。一位来过此地的人士说，他曾亲眼目睹一位邹平款爷将一万元现金当众抛撒的场面。目的就是想看看小姐们抢钱时出洋相。
不过，刘大鹏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2011年10月份，随着何长河被债主起诉，邹平的高利贷金字塔几乎在一夜之间坍塌。一夜暴富的神话迅速转变家破人亡的悲剧。
刘大鹏则因无法吸收新的资金，自然也无力支付给刘晓利息。
大概在外逃一个月前，停付利息的刘大鹏接到刘晓的一条短信：再不还钱，就杀你全家！
在妻子汪家英的斡旋下，高、刘两人的关系在此后一度缓和。高源甚至又花了100万给刘大鹏买了一辆奔驰轿车，以便撑起面子，尝试让其“东山再起”。
然而，仅仅一星期后，刘大鹏便把车以不到一半的价格抵押给其他债主。2011年10月29日，刘大鹏跟妻子汪家英告别：讨债的太多，要到外面躲躲。
此时，躲债与追债成为邹平高利贷市场的主旋律。据说有的欠债人甚至逃到了缅甸，并且在这里惊讶地见到了不少阔别已久的老乡。
刘大鹏临走前没有告诉妻子的是，跟他一起外逃的还有他在“盛世中国”结识的情人郑某。
据起诉书记载，得知刘大鹏逃跑后，高源等人开始预谋非法控制刘大鹏夫妇。并派出一拨人向东北方向寻找。高源则通过“互联网非法手机定位服务”查找刘大鹏的下落。
定位服务是邹平高利贷崩盘之后兴起的一个新产业。以手机定位为例，通常是按次收钱，一次一千元。此外还有身份证定位——只要欠债者住宾馆登记身份证，债主便会知晓他的下落。该项服务得有公安的“关系”才能实现。
此外还有专用于汽车的定位器，单价据说为三万元。通常的做法是，追债者将定位器藏于欠债者的车中，以随时观察其行踪。
在经过五次手机定位之后，高源终于在河北唐山发现刘大鹏的踪迹，并带人挟持汪家英迅速赶到唐山，将刘大鹏及其情人抓回邹平。
“非死不可”
“在刘大鹏被押回邹平后，家人曾三次打110报警。结果因属高利贷纠纷，警方每次均允许高源将刘大鹏带走。”
刘大鹏被押回邹平之后，便开始了一段长达一个多月的地狱之旅，一直到其死亡。
高源等人相信，刘大鹏身上有钱，而除非尝到厉害，他不会说出实情。
起诉书如此描述刘大鹏所受刑罚：为逼迫刘大鹏说出放置财物地点，高源等人分别采用拳打脚踢、中性笔等硬物夹挤手指、戳点肋骨、打火机灼烧手掌、脚掌等手段折磨刘大鹏。
据刘大鹏父母介绍，在此期间，朱永生和高源妻子曾来家里找钱。坛坛罐罐、屋顶树下翻了一个遍，均空手而归。
等待刘大鹏的则是进一步的惩罚。按起诉书记载，因到刘大鹏所说的不同地点屡次查找财物未果，“高源等人心生怨恨。把刘大鹏拖入高源家的地下室内，分别采用擀面杖擀、打肋骨、脚踹四肢、后背等手段逼其说出财物下落未果后，高源指使人用拳击手套和橡胶棒继续对刘殴打”……
邹平高利贷崩盘之后，用于追讨债务的私刑层出不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将欠债人锁进狗笼子长期挨饿，一直到其说出钱放在哪。另一种常用方法则是模仿警匪片情节，将欠钱者的头反复按到河中。
2011年12月25中午。刘大鹏终被折磨致死。法医鉴定为“因胸部及肢体遭受反复多次击打，致大面积严重软组织损伤，引起挤压综合症死亡”。
在刘大鹏死亡之后，高源的“小弟”们将尸体拉至邹平县人民医院急诊室门口，喊了一声“医生”便弃车而逃。
值得一提的是，刘大鹏之死是在警方介入之后发生。10月24日，刘大鹏父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刘大鹏被押回邹平后，家人曾三次打110报警。结果因属高利贷纠纷，警方每次均允许高源将刘大鹏带走。
刘大鹏家人后来与高家达成协议：一方承诺保证刘大鹏安全，一方则承诺不再报警。汪家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家人后来不敢再报案，是担心救人不成，反会让刘大鹏遭受更大折磨。
在此期间，刘大鹏曾多次向妻子发出求救短信。按其说法，高源等人有几个让其“意外”死亡的计划，包括人为制造车祸、卖到煤窑制造矿难等。
“再不救我就来不及了”，这是汪家英保留的刘大鹏所发的最后一条短信。
2011年12月24日晚上，汪家英跟刘大鹏通了最后一个电话。刘大鹏称自己在东北，汪家英听出了破绽，“你在骗我！”刘大鹏则一边说“没有没有”，一边哭泣不止。
次日，汪家英听到了刘大鹏的死讯。家人拍下的照片显示，刘大鹏死时浑身赤裸，脚底已被打火机烤焦。
汪家英曾在高源处陪了刘大鹏四天。最后一晚，高源意外地允许她与刘大鹏合住一屋，并主动提出让她开自己的车回家看看。汪家英突感危机来临，遂打110报警。
汪家英脱身后，即逃至南方某市。她后来打电话给接警派出所一警察，询问丈夫下落。对方称：刘大鹏自愿跟高源走了。
至于刘大鹏的服装厂和用来搞“生态旅游”的鱼塘，则早在其外逃时就被债主们抢掠一空。
在另一位邹平放高利贷者看来，2011年高利贷市场崩盘之后，围绕大量的债务纠纷，各种犯罪层出不穷。而死亡成为解决乱局的终极手段。一个欠债者的死固然会让很多人绝望，却也可能会让其他玩家解套。从这一角度看，类似刘大鹏这样的角色，其实“非得死不可”。
事实上，刘大鹏之死也绝非孤例。
2011年12月10日，刘大鹏死前半个月，一个叫陈康的高利贷“中户”，通过汽车定位找到济南讨债时，被同村的欠债者周新海等人杀死。俩人曾是好友。
2012年4月26日，因为争夺欠债人的一套房产，一对叫朱宝、朱猛的堂兄弟在讨债时，与另一拨债主打起来，朱家兄弟占了上风。两天后，对方“报仇”，朱家兄弟俩所乘汽车被对方三辆车“追杀”，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撞上一辆卡车，双双当场死亡。
5月20日凌晨，在距离当地某派出所200米处，韩店镇大王陀村开有一家担保公司的李清河，在“跑路”被抓回之后，让朋友报案得以脱身。结果出派出所不久，即被愤怒的债主梁忠海一刀捅死。
此外，因涉及高利贷，邹平县民政局工作人员韩伟2011年也在山东聊城被杀。
如今，邹平高利贷死亡名单上又加上了徐州警察黄升。不过，和其他死亡案一样，该案的高利贷背景被官方淡化。
“事情已经平息，”邹平当地政法系统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领导说了，这就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但不少当地人士担心，年底前，随着又一个讨债高峰的到来，邹平将陆续有新的刑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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