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後期以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最令人矚目的國際政治經濟現象之一。這一改革起因相差很大，但結局幾乎如出一轍，即從早期的迅速發展，到中期的陷入停滯，最後走上無可挽回的崩潰道路。大約延續了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改革，就此畫上了一個令人驚歎的句號。
為甚麼曾經如此具有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後都難免崩潰的命運呢？對此，人們長期以來要麼歸咎於掌握國家權力的政治領袖人物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叛離，要麼歸咎於改革舉措的不當，甚至歸罪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顛覆。無疑，這些說法都有一定根據。但單憑這些說法來解釋社會主義國家從改革走向崩潰的歷史進程，似嫌單薄。本文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與秩序保障方面，對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過程進行解釋性描述與分析，以期更為準確地理解其改革走勢。
一 令人震驚的「發展奇跡」
社會主義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組織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複雜集合體。在這一名稱之下存在著從形式到實質差異都非常巨大的各種變體。本文所指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特定涵義：在原生形態上講，這些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秉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家政體上呈現為極權主義，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實行計劃經濟，在國家權力的存在方式上以國家吞噬社會與市場為特徵。而在改革形態上講，就是要對前述各個方面進行改良，以便顯示出某種彈性，從而延年益壽。因此，本文所指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包括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國家，其指涉對象限定在蘇聯、東歐、中國、北朝鮮、越南和古巴，也就是所謂的「蘇式國家」。由於中國和越南的改革還在進行之中，其未來的走向和前景還有待觀察，而北朝鮮和古巴明顯抵制改革，因此，本文所論實際上限於人們習稱的「蘇聯東歐國家」，或簡稱「蘇東國家」。
社會主義的改革並不是一個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就出現的話題。在外部沒有給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創形態──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蘇聯）──造成重大威脅的情況下，蘇聯工業化的超高速發展曾震驚了西方世界。1945年以後，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一分為二，幷將現代世界區隔成兩個重要的意識形態─國家聯盟的情況下，蘇東國家的發展，也給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中厭惡剝削和壓迫的左翼知識份子以巨大鼓舞，幷且給資本主義世界造成巨大壓力。
從蘇聯來看，發展奇跡分為兩個階段呈現出來：1917年革命前的俄國，儘管是一個初步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俄國經濟以摧毀性的打擊。「十月革命」爆發之時，俄羅斯的經濟正處於嚴重的滯漲狀態。布爾什維克取得全國政權以後，鞏固權力與發展經濟成為兩大難題。在政治上，布爾什維克開展了毫不妥協的黨內外鬥爭，不僅確定了獨佔國家權力的政治體制，將政黨意志直接轉變為國家意志，而且通過殘酷的黨內鬥爭，建立起高度集權的政黨體制。在經濟上，蘇聯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斷然實施工業國有化、餘糧徵收、集中供給制，但這類政策既受到績效的困擾，也受到社會的強烈抵抗。列寧就此轉向推行「新經濟政策」：小規模的工商貿易允許私人經營、徵收農產品改為徵收糧食稅、允許農產品的市場交易。這種「退卻性」的經濟政策成為後來強制工業化的秩序基礎。1920年代初中期，蘇聯建立起了計畫與市場混合的經濟體制1。
到1928年，局勢相對穩定的蘇聯開始了大規模的強制工業化進程。這一進程與蘇聯的國家自我認知緊密聯繫在一起。史達林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依賴從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口來取得發展，必須「自力更生」。於是，在意識形態的強大推動之下，蘇聯開始了國家直接佈局的工業化過程：一是調整全國工業經濟的佈局，在遠離傳統經濟中心的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亞內陸設立工業基地；二是強制推行農業的工業化，使消費品供給體制工業化；三是推進教育改革，為工業化培養所需人才；四是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籌畫發展事務2。
僅用十年時間，到1937年，蘇聯就基本完成了工業化的國家目標。工業總產值增長了差不多四倍半，完整的工業體系得以建立起來，而且分佈在蘇聯的歐洲和亞洲部分。這種依靠國家權力佈局的「無情的工業化」，推動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快速進入工業國家的行列3，創造了人類工業化史上的奇跡。
蘇聯迅速的工業化大大提升了國家實力。這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與美國對抗，以及蘇聯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奠定了可靠的基礎。與此同時，兩個有利的外部條件也對蘇聯強化工業化提供了幫助：在二戰中，蘇聯接受了大量的英美援助，有力地促進了工業技術更新4；二戰後，蘇聯又從戰敗的德國接收了先進的技術與設備。進入冷戰時期，蘇聯依靠經濟互助委員會和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對強制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進行經濟分工5，從而保證蘇聯借助於分工優勢保持大工業國的地位。至於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因為獲得了經濟區域互助的活力，在諸如能源供給、金融合作、交通運輸等方面獲得了發展動力，相比於此前，其發展也顯得迅速得多6。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迅速工業化，使本國執政黨喜形於色，因此不吝辭藻地讚美蘇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緊緊跟隨蘇聯的步伐。一方面，蘇式政治體制因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在東歐國家紮下根來；另一方面，蘇聯的工業化模式也成為東歐國家工業化進路的模仿對象；中央計畫體制、國家主導的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成為東歐國家發展的三個支柱7。至於後起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更是對蘇聯模式表示發自內心的認同，幷長期以之作為國家發展的指導思想。
蘇聯模式帶來的增長奇跡，使西方國家的左翼知識份子激動不已，也使他們對蘇聯傾慕不已。蘇聯模式滿足了他們批判不道德資本主義的主觀偏好，幷且使他們認定蘇聯模式是替代不道德資本主義的唯一出路。法國左翼知識份子在1940至1950年代對蘇聯的禮敬可作為代表。如薩特（Jean-Paul Sartre）直言不諱地宣稱自己支持蘇聯：「經過十年沉思，我到達了一個轉捩點：我只需要捅破一層紙。用教會的語言說，這是我的改宗。」他的改宗宣言簡潔明瞭：「反共產主義者是條狗。」8我們不能說這類言說僅僅由於薩特的個人信念所致，而應該注意到蘇聯的發展態勢也許是他們如此仰慕蘇聯或共產主義最大的動力所在。
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成就，也使二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面臨巨大壓力，其一是在政治經濟發展模式上加以調整，其二是在政治經濟學上發生巨大分歧，幷坐實了二戰後西方國家政府調控主導的發展模式。這一壓力，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來解析：
一方面，蘇式社會主義體系的強勁發展，尤其是它所確立的發展模式，即由國家權力不惜一切代價強制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從增長上看，確實遠比訴諸市場力量的西方國家要令人興奮得多。從一個簡單的同期資料對比，就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增長的巨大差異：1930年代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增加了4.5倍，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則陷入了嚴重的衰退狀態。1950年代蘇聯體系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產值增加都在一至三倍，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在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的支持下才剛剛恢復到二戰以前的工業產值水準。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就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而言，支援市場主導的思想家與支持政府主導的思想家之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爭辯，其結果是後者占據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這中間的兩個著名人物頗具代表性，一是市場經濟的辯護者海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又譯海耶克），一是政府調控的主張者凱恩斯（John M. Keynes），兩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是後者成為西方國家經濟政策的主導人物，而前者只好轉向研究政治哲學。這一爭論自然涉及兩者的價值偏好和學術觀點，但其中蘇聯的強勁發展則是其現實背景。在這場爭論之後，英美兩國實施的經濟政策，都將凱恩斯關於政府調控的理念，作為經濟政策的主導理念加以貫徹9。由此可見，由國家推動的發展奇跡對西方國家產生了多麼巨大的誘惑力。
二 功能性改革與結構性病症
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一開始就出現了發展迅速但配套不足而帶來的嚴重問題。由國家權力體系直接推動的發展，一定會仰賴於經濟─政治─社會資源的嚴重傾斜性配置，也就必然導致種種問題。從蘇聯的情況來看，「無情的工業化」既造成工業體系的畸輕畸重，更嚴重地傷害了農業的健康成長。國家權力體系全力推進工業增長，勢必要求這一權力體系建構成為壟斷資源的極權體制，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必須無條件地屈從於國家力量，因此經濟的強勢增長對於經濟體系自身和「國家」權力體制本身，都會造成損害。
但是，在蘇聯體制還能維持一定經濟績效的時期，這樣的體制弊端幷不為人們所意識到。在史達林統治蘇聯時期，「無情的工業化」塑就的政治─經濟體制，僅僅因為史達林的個人專斷便得到強勢延續。就政治體制而言，這是一種以黨代政的高度集權體制，史達林統治的晚期甚至連執政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都成為擺設，加之形式上應當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最高蘇維埃成為聯共（布）的政治玩偶，部長會議只是執政黨的執行機構而非相對獨立地行使國家行政權力的政府機關，以致蘇聯的政治運作完全是史達林個人說了算。而執政黨內部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早就演變成了史達林依照個人意志自上而下委派幹部的專制體制。幹部的終身制度也缺乏激勵作用。整個國家體制的運轉依賴長官意志，國家治理毫無規則可言。人民完全被排除在權力運作之外，成為受支配的對象。就經濟體制而言，蘇聯推行生產資料國有制，幷強行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實行集體農莊制）；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強調高度集中的計畫管理，完全排斥市場經濟，形成所謂的「指令經濟」，幷且常常以政治化的方式處理經濟發展問題；在工業經濟的佈局中，蘇聯將對顯示工業產值具有突出作用的重工業置於絕對重要的位置，對其他工業門類則不予重視10。
蘇式極權體制看似存在其特定「優勢」：這一體制能夠在短期內使執政黨高度壟斷國家權力和經濟資源，既有效擊退各種政治反對力量，又能在短時間內凸顯經濟增長奇跡，從而「證明」執政黨統治的發展績效。然而，執政黨高度壟斷政治、經濟資源的體制，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必然存在難以克服的弊端。從政治上看，蘇式國家不是現代常態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是變形的黨化國家（party state），因此政治制度的運行缺乏秩序性、穩定性保障。黨化國家壟斷性地支配一切的極權主義發展模式，必然要依靠一個高度集權的政黨領袖人物，他的天縱英明成為整個國家發展的保證。倘若他失去了這種天縱之才，則整個國家便會陷入愁雲慘霧之中。而由政黨、尤其是政黨領袖支撐的經濟發展，則更是呈現出一種脆性的發展狀態──一旦政黨及其領袖的鋼鐵般意志傾注於經濟事務，經濟的快速增長一定會令世人矚目，但國家的資源配置不可能永遠合理，經濟發展也無法長期支撐。
在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中，無論是執政黨還是政府的領導人，對於極權主義體制的弊端都不乏清醒認識的人士。正是這些人啟動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從1950年代算起，到1990年代初期為止，社會主義國家共經歷了三輪改革：第一輪改革從南斯拉夫肇始，後由赫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在蘇聯推進，並在東歐嘗試；第二輪改革由東歐國家大力推動，觸及到一些關鍵性問題；第三輪改革先在東歐國家啟動，接著由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蘇聯強力主導，繼而整個東歐國家出現改革高潮，但結局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11。
從第一輪改革來看，啟動改革進程的南斯拉夫是因為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與南斯拉夫的聯盟結構發生衝突。加之執政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及其領導人鐵托（Josip B. Tito），因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而與蘇共發生嚴重矛盾，尤其是因為巴爾幹聯邦問題導致與蘇聯的衝突公開化，從而開啟了反思蘇聯模式的大門。南斯拉夫提出了以人民自治理念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政治改革方案，將社會自治與國家作為自由人聯合體、國家所有制的暫時性、國家消亡，以及消滅異化等馬克思主義命題緊密聯系起來。在政治制度上，南斯拉夫將自治改革法制化，在基層成立了工廠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改幹部任命制為民主選舉和定期輪換制。繼而，南斯拉夫對農業政策做出了調整，降低了強制性合作化程度，逐漸取消了農產品的徵收制度。最後，南斯拉夫在政治體制上大力推進「民主化、分散化、非官僚化」的改革──強化地方自治，限制和取消官僚特權，精簡機構幷下放權力，改善執政黨與社會的關係，承諾非黨政治組織的作用。1953年，南斯拉夫更以確定上述改革的《基本法》，取代了1946年的集權型《憲法》12。
正當南斯拉夫大力推進改革之時，史達林於1953年去世。經過短暫的權力調整期，赫魯雪夫執掌了蘇聯最高權力，史達林時期高度集權的統治也開始進入調整狀態：改革國家特務機構，平反冤假錯案，加強集體領導，促進經濟發展，緩和國際局勢。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黨內秘密報告，對史達林的錯誤進行了清算，重申了蘇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其後又改善了蘇維埃的運作制度，加強了法制建設，精簡了機構幷改善幹部制度。同時，蘇聯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進行了重新評估，承認不同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方式存在差異。蘇聯還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總結，除了繼續推動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發展之外，也積極調整農業政策和發展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經濟學界對所謂「利別爾曼建議」開展了大討論，這一建議將物質刺激納入到激勵機制之中，改進了此前單純強調精神激勵的簡單激勵機制13。
隨著蘇聯清理史達林的錯誤以及對改革的推進，東歐各國也掀起了改革浪潮。1956年，波蘭在「波茲南事件」（Poznan Uprising）發生後，對蘇聯模式的反思進入高潮。主張改革的哥莫爾卡（Wladys law Gomulka）取得最高領導人職位，推動設立工人委員會，擴大議會權力，發展各種形式的農民自治經濟。匈牙利在納吉（Imre Nagy）擔任政府領導人之後，也致力於推進改革，但1956年10月發生的「匈牙利事件」（Hungarian Revolution）使改革中斷，直到11月卡達爾（Janos Kadar）執掌國家權力之後，改革才得以繼續推進。匈牙利改變了執政黨絕對執掌國家權力的方式，實行黨政分開，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強法制建設，重視農業生產，強調勞動生產率。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東德也在同期進行了類似的改革14。
到1960至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輪改革啟動了。這一輪改革不再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直接對壘的背景，也不再針對蘇聯模式及其矯正而展開。這一時期的改革體現了不同於第一輪改革的四個特點：一是對社會主義體制自身的弊端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二是開始自覺地引入市場機制，個人利益得到承認，經濟組織更為多元；三是擴大了民眾的政治參與，強化了國家政治體制中的民主因素；四是改革的綜合性特點日益突出，配套改革的意圖日益明顯15。
第二輪的改革浪潮主要是在國家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展開的。如1960年代南斯拉夫就自認處於經濟危機之中：重複投資嚴重、基建規模過大、經濟效益下滑、高增長伴隨著比例失調，等等。於是，南斯拉夫在1960年代中期推出了「新經濟措施」，採取了一系列財政措施緩解經濟危機。同時，南斯拉夫還致力於改革政黨機制，推進黨內民主，幷修改憲法，擴大民族自由和自治，強調民族平等。南斯拉夫的改革就此處在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前列。
1964年，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時代。由於這一時代的開端是對赫魯雪夫改革的清算，接下來進行的改革註定只能是技術性的。在經濟改革方面，勃列日涅夫也推行了新經濟體制，注重計畫的完善，管理的改進，強化了經濟核算，建立了物質激勵機制，引入了包工制度，擴大了聯合公司，致力提高勞動生產率16。在農業體制和發展戰略上，蘇聯也採取了一系列改革舉措，旨在以集約化的方式提高農業生產率，幷且增加農業投資，強化技術改造，推行農工一體化。在政治體制上，蘇聯強調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三駕馬車（黨─國─政）的新型體制，以期杜絕史達林式的個人專制。在此時期，蘇聯雖確認蘇共的領導地位，但明確提出改善黨的領導方式。蘇聯於1977年修訂了憲法，提高了蘇維埃的地位，加強人民監督，健全司法制度，擴大直接民主。
蘇、南的這些改革，都是針對國內問題展開的。但很明顯，所有改革都圍繞具體問題而展開，缺乏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深刻認識與整體重構。這是一種忽視結構性問題、專注於功能性調整的改革：改革者完全沒有意識到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制度設計以及運作秩序存在結構上難以治癒的病症，整個改革的重心都是原社會主義結構的改良與優化。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的改革一開始就處於錯位的狀態：人們習慣於將社會主義弊端視為某個領導人失誤所造成，而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缺乏反思能力。因此，在反思史達林錯誤的起點上推動的改革，實際上幷沒有觸動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缺陷。在政治體制上，這類改革大多是重申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固有組織原則；對於法律的引入也缺乏法治的理念；限制個人權力膨脹也遠遠高於限制組織權力的脫韁。蘇東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一個超級政黨獨佔國家權力這個根本問題，完全沒有觸動。在經濟體制上，這些國家主要寄望于通過小修小補來提升效率，因此沒有觸及到生產資料所有制重構的問題。由於沒有推行有效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所謂改革大多停留在經濟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工業與農業關係的調整。這些改革，無法為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注入長期有效的活力。
三 改革的普遍停滯與夭折態勢
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功能性改革，幾乎無一例外地逐漸陷入停滯情境和夭折狀態。
在第二輪改革浪潮中，捷克斯洛伐克在1960年代初期啟動了改革進程。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人們意識到改革不僅是經濟領域的事情，而應當是政治─經濟改革的聯動。著名捷克經濟學家希克（Ota Sik）指出，第一輪改革失敗的責任在上不在下。他主張，在企業微觀運行上必須引入市場機制，對企業利潤進行分成，調整企業領導選拔方式，加強工人自治，擴大工會權力。捷共領導人諾沃提尼（Antonin Novotny）採納了希克的建議。於是，捷克開始推進比第一輪改革更為激進的改革舉措。但是，1964年赫魯雪夫的下臺導致捷克改革受阻。1967年，捷克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阻撓改革的諾沃提尼與改革力量形成對峙。
1968年初，主張改革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被推上捷共第一書記的職位，波瀾壯闊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開始了，它對蘇東改革具有象徵意義。捷共不僅在黨內實行民主化，而且推進政治多元化，實施民主選舉制度，幷在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建立聯邦制，同時致力於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在經濟上，捷共擴大企業自主權，引入市場機制，成立工廠委員會，農業實行獨立經營。在國際上，捷克斯洛伐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然而，這一疾風暴雨式的「改革」，既激發了捷克斯洛伐克國內保守力量的聚集，也促使保守的蘇聯橫加干預。在保憲社會主義的名義下，蘇聯出動軍隊佔領布拉格，中止了捷克的改革。1969年，胡薩克（Gustav Husak）登上捷共領導人之位，進行了清黨，將改革者悉數清除出去17。此後，在整個19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便回歸到小修小補的道路。
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遭遇內外強大阻力而發生逆轉的情況下，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處境也很艱難。匈牙利在1968年開始推行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其核心是價格制度改革，同時擴大地方和企業的財政許可權，改革稅收和銀行體制，改革工資制度，建立靈活的分配制度。總體來說，改革的原則就是宏觀控制由國家執掌，微觀管理由企業自主，試圖由此來緩解政府宏觀管理與微觀經濟運作之間的尖銳矛盾。
1970年12月12日，波蘭政府宣佈大幅度提高四十多種生活消費品的價格，隨後引發多個城市的工人及市民抗議示威，當局出動軍警鎮壓示威群眾，造成45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的流血事件，引發「十二月危機」，導致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哥莫爾卡下臺。新領導蓋萊克（Edward Gierek）在危機感充溢的社會氛圍中登臺，雖然他以十五條政治結論總結了波蘭社會主義實踐的失誤，但基本上還是對社會主義原教旨的重申。在經濟上，波蘭採取了類似於捷、匈的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在整個1970年代，波蘭的政治經濟環境始終處於比較動盪的狀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也在經濟境裡困難的情況下，進行了新經濟體制的嘗試18。
這類改革，基本上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政治─經濟上力求聯動，但在政治上基本圍繞著改善黨的領導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來展開，經濟上主要是圍繞著提高效率的目的而進行。對這些國家的執政黨來說，緩解明顯的社會矛盾，是改革的現實推動力量。執政黨內的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則成為改革曲折前行中的對手。
與東歐國家動盪不安的局勢下催生的改革驚濤駭浪不同，蘇聯自建立勃列日涅夫─米高揚（Anastas I. Mikoyan）─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三駕馬車的領導格局之後，便將改革限定在經濟管理手段的改進和領導方式的改善上面。如前所述，這是明顯的功能性、技術性改革路線，也是明顯具有改革面目卻掩蓋了結構化改革必要性的有限「改革」。因此，蘇聯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實際上陷入停頓狀態。在1970年代，蘇東國家日積月累的制度弊端其實已經沉屙難治。但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不僅未能推動有效的改革，反而以所謂「發達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來遮蔽制度的結構性病症，陷入一種自我慰藉的太平盛世幻覺之中19。
相對來說，東歐國家對於危機的感應能力似乎強于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三輪改革因此而啟動了，南斯拉夫依然處於改革的前沿。在1970年代，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改革進入所謂「聯合勞動階段」，即由此前以自治制度提升勞動效率的改革，進入到生產關係的改革階段，俾使勞動者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強制性勞動。為此，南斯拉夫建立了聯合勞動的基層組織、組織和複合組織三層結構，以類似於公司制的方式將勞動者組織起來，幷以工人委員會作為自治機構。進而，南斯拉夫將不同的社會組織建立為自治利益共同體，實施了所謂「自治社會計畫」。在政治上，為了彌合各聯邦之間的民族關係，南斯拉夫推行了代表團制度，建立了聯邦、共和國或自治省，以及區三級代表團議會制，徹底地簡政放權。在政治強人鐵托去世以後，南斯拉夫更是實施了「集體工作、集體決定、集體負責」的領導體制。一時間，南斯拉夫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顯得經濟繁榮，景象萬千20。
但是，南斯拉夫此時的改革實際上已經完全無法改變結構性的國家困境：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難以鬆動；權力的賦予與權力的運用關係無法對接；聯盟結構的組成部分具有的深刻民族矛盾難以癒合；經濟體制的所有制矛盾與經濟績效之間的衝突無力改變。因此，即使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南斯拉夫的改革算是較為徹底，但是到了1980年代，改革就已經沒有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改變的餘地了，幷陷入缺少對策的僵化狀態。這是改革必定停滯的徵兆。
這樣的處境，在所有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相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政治體制的結構性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否則改革再也無法進行。然而，如果政治體制的結構性改革不可避免地成為改革的突破點，這就觸及到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正當性與穩定性問題。於是，到19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便成為各國執政黨與國家危機搏鬥的艱難過程。
匈牙利在1980年代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活力得以顯現出來，民眾得到實惠，這也鼓舞了人們將改革向縱深推進的決心與信心。於是，匈牙利在選舉上進行改革，引入了打破蘇聯等額制虛偽選舉的差額選舉制，加強了地方自治，明確限制了政黨與國家領導人的許可權，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氣象由是呈現出來。儘管如此，與南斯拉夫一樣，涉及社會主義制度安排的根本性問題，在匈牙利仍然被遮蔽。匈牙利走在社會主義國家前沿的、大膽的經濟體制改革，幷沒有闖出一條新路來。
在1980年代，波蘭陷入更為頻繁的社會動盪，改革的緊迫感更形強烈。1981年10月，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出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兩個月之後決定以軍事管制來維持國家秩序，幷取締團結工會。此後，波蘭一方面致力於強化國家總體計畫，但另一方面在微觀經濟領域引入市場機制，進行了工資、稅收和銀行體制改革。在政治方面，主要的措施不外乎改善黨的領導，加強人民權力機構，增強政治磋商，優化經濟民主以應對改革的需求。總的說來，波蘭已經窮盡了既有體制下的所有改革選項21。
1980年代的蘇聯，也可謂積重難返。勃列日涅夫當政十八年的經濟長期停滯，加上「發達社會主義」教條對於黨─國結構性問題的遮蔽，使得蘇聯的制度弊端已經達到難以醫治的地步。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後，蘇聯經過了安德羅波夫（Yuri V. Andropov）和契爾年科（Konstantin U. Chernenko）的短期過渡性執政。在此期間，蘇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理念，也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總體來說，蘇聯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都未如理想。
直到1985年戈巴契夫登上權力舞臺中心之後，蘇聯才出現了一些稍微大膽的改革提法，諸如用「完善社會主義」代替「完善發達社會主義」，明確企業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幷發展出人民自治的理論。1986年的蘇共二十七大將這些主張合法化，作為蘇聯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政治體制上，蘇聯的改革以「公開性」為顯著標誌，其內容是推進民主制度，全面改進蘇維埃體制，提高國家機關工作效率，強化人民組織的作用，以及擴大社會參與管道。同時，蘇聯黨和國家對整個領導層進行了更新換代。一時間，蘇聯給全世界營造出一種全新的氣象，戈巴契夫也因此成為世界風雲政治人物。
但同樣不得不指出的是，蘇聯此時的改革只能發揮一些激動人心的作用。對於蘇聯歷經半個世紀定型幷陷入困境的社會主義體制來講，戈巴契夫的改革其實也無力回天。而且，從赫魯雪夫開始的蘇聯改革進程，一直以糾正前任領導的嚴重錯誤為前提，這就勢必激發主張改革的人士與保守既得利益的人士之間的鬥爭。由於改革者與保守者之間總是出現嚴峻的政治對峙，整個國家處於一個無法達成共識的分裂狀態，改革的政治動力無法有效聚集，改革的社會動力也相應地難以發揮作用。更為糟糕的是，對於改革的遲滯懷有不滿的人士，甚至是懷有不同政治抱負的人士，開始與主導改革的戈巴契夫發生分歧。任何溫和的改革事實上都無法進行下去。當經濟問題、民族問題、黨內分歧問題一股腦地湧上改革議程之時，達成改革共識的空間就被壓縮殆盡了22。
1989年，蘇聯引入了真正具有競爭性的選舉制度，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出現對國家建構秉持完全不同主張的群體，使得蘇共長期未曾經受社會公眾檢驗的脆弱政治心理受到挑戰。於是，現有政治體系難以整合進來的社會力量登上了國家權力舞臺。此時，蘇聯的經濟危機尖銳化，經濟供給能力下降，而執政黨卻束手無策。恰如論者指出的，「這是沒有效率的經濟，不是以改善人們生活為目標的經濟，伴隨日益加重的財政危機的經濟」，「救治這樣的經濟更為困難。‘過渡時期’的處方是柔和而模糊的，治病妙方是‘口念’驅魔的咒語──將社會主義計畫同面向社會的市場相結合」23。1990年，在進行蘇聯總統選舉的時候，國家危機不僅沒有得到緩解，相反進一步加深。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通過召開俄羅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公開宣示國家主權。此時戈巴契夫只能忙於在保守派與激進改革派之間搞平衡，國家的改革事實上喪失了一切可能性。其他加盟共和國潛藏已久的不滿情緒也同時爆發，國家危機不斷加深。1991年8月19日，蘇共內部的保守派策動政變，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宣佈實施緊急狀態，廢黜戈巴契夫，同時廢黜俄羅斯總統葉利欽（Boris N. Yeltsin）。但政變很快遭到挫敗，蘇聯就此註定解體24。
蘇聯晚期階段經歷的改革停滯、夭折與國家崩潰，不只是一個國家的悲劇命運，幾乎是東歐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共同命運。由於東歐的改革到後來愈來愈成為修飾性和枝節性動作，幷且日益偏離國家實際形勢需要，因此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東歐國家經濟大多陷入停滯、甚至呈負增長狀態。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的數據說明瞭這一點──東歐各國於1973至1987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從3.9%下降為1.9%，1988年以後幾乎停滯不前甚至出現負增長；以1988年這一年來看，波蘭的GDP增長率是4.1%，匈牙利是－0.1%，捷克斯洛伐克是2.2%，保加利亞是2.6%，羅馬尼亞是－0.5%。與上一年相比，僅有波蘭出現正增長25。
與此同時，東歐的政治形勢也顯得緊蹙。一方面，反對派組織大量湧現，如波蘭有團結工會，匈牙利有民主論壇；捷克斯洛伐克還發佈了要求保護基本人權的《七七憲章》。另一方面，東歐各國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分歧日益嚴重，已經勢成水火。此外，民族與宗教矛盾已經到了難於化解的地步，尤以南斯拉夫最為突出。而這個時候，蘇聯因為國內發展需要，收縮了國際陣線，無力應對東歐變化，大多情況下都放任東歐國家自主。
內外局勢的明顯變化，使得東歐各國共產黨不得不與反對派妥協。儘管這一過程不乏血腥，但總體上東歐國家在1980年代末和平終結了社會主義的歷史。首先是1989年底波蘭完成了民主轉型，接著是1990年3月匈牙利轉制為民主國家，跟著是6月捷克斯洛伐克以議會選舉完成了政體轉變。同年10月，東德幷入西德，將已經轉制的東德徹底終結。而羅馬尼亞則是於1990年初在暴力衝突中開始轉變，年中迫使前執政黨轉型的政治組織與新興政治組織分享了權力。同年11月，保加利亞建立了民主制度。南斯拉夫則分裂為五個獨立國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建國之路，其中夾雜著民族間的戰爭。阿爾巴尼亞最後在1992年終結了社會主義歷史26。
蘇東社會主義的改革史就此宣告結束。回顧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歷史，需要提出的問題是，為甚麼改革到晚近階段，幾乎都陷入停滯狀態而難於避免崩潰結局呢？回答這一提問，就必然突顯兩個阻礙改革的重大結構性因素：
一是改革力量缺乏有效的整合。改革者都是在一種既定的剛性政治前提下從事相關改革，這種策略性的改革幷無意根治社會主義的根本弊端。因此，改革愈是往縱深處推進，改革者自身就愈來愈處於被改革的境地，因此他們就會拒斥改革。這在第二輪到第三輪改革中尤為明顯。簡言之，社會主義改革動力的缺損症，就存在於這一改革的功能性定位之中。
二是抵抗改革的負面因素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這些負面力量長期借助於國家意識形態、政黨利益與集團訴求，扼制住了國家的政治咽喉。哪怕是極其輕微的改革，也因為觸動了保守集團的政治利益、社會利益或經濟利益而遭到抵抗。因此，承諾不觸動執政集團的政治利益，就成為改革的一個預設條件。可是，即便是推進相對容易的經濟改革，也難免會觸動政治權勢人物隨主觀願望控制國家經濟活動的「利益」，故而經濟體制改革必然與政治體制改革內在嵌合。然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都將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人為切割開來。
因此，改革的失衡難以避免。一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國家權力習性就與新生的民主政治力量形成正面衝突，使得社會主義政治定勢與政治改革方向相左，到最後，只好以終結社會主義收場。從社會主義改革的歷史來看，這兩種動力機制呈現出一種相反運動的趨向：當改革空間尚存的時候，後者受制於前者；當改革空間趨近於最小值的時候，後者對前者發揮出無法排遣的阻擋作用。這樣的動力機制就體現為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一種衰變情形：在改革初期，推進改革的共識較容易形成，因為通過經濟改革來促進經濟發展，既可以用來證明執政黨的英明，提供其長期執政的理由，也可以用來證明改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滿足改革者從事改革的成就需要。但當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推進的時候，對執政者也好，對試圖取得執政機會的組織與政治人物也好，國家權力分配的不公正與不均衡，是極權體制所不能擺脫的困境。於是，共識喪失，改革左右搖擺，蹣跚而行，事實上處於停頓狀態。最後，國家走向崩潰也就勢所必然。
從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階段性特徵上分析，蘇東國家改革基本上走上一個從共識期、衰變期、疲勞期、停滯期到夭折期的歷程。前兩個階段可以被認讀為有利於推進改革的階段，可是到政治體制設置的硬門檻阻擋住改革的時候，經濟改革也就只能局限在技術性的範圍，對於改革的疲勞感便彌漫開來。一旦整個國家從統治者到公眾，都對於周而復始的技術性改革心生厭倦的時候，改革也就走入了死胡同。社會公眾對改革的厭棄現象體現為對改革收益預期的下降，與此同時，分享國家權力或兌現個體權利的呼聲愈來愈強烈；改革者的厭棄表現為對改革缺乏熱情和戰略眼光，這是功能性、技術性改革缺乏願景所必然導致的境地。對改革的普遍厭棄，造成社會主義國家以改革推動發展的動力機制嚴重軟化。改革的動力耗竭症狀一旦呈現出來，社會主義的崩潰也就在情理之中。
四 崩潰的宿命？
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從熱情高漲的改革逐漸陷入停滯幷無可挽回地走向崩潰，原因自然是多重且複雜的。如前所述，社會主義國家陷入崩潰與社會主義改革的總體思路密切相關：在絕對限定改革的政治前提的情況下，蘇東改革無論如何都無法取得結構性的成效。不管蘇東改革採取多麼不同的進路，其崩潰的結局都是一樣的。
從比較的視角看蘇東改革，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南斯拉夫的強人啟動與內部阻止中斷型；二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的內部驅動改革與蘇聯的外部強制終止型；三是蘇聯的內部矛盾驅動與國家反改革力量集結性反對的阻止型。
雖然南斯拉夫的改革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改革中較為徹底的類型，但總的說來仍然是功能調整型改革。當這樣的改革遭遇國家結構的基本難題，諸如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國家權力的分權制衡等棘手問題時，便處於束手無策的狀態。一旦在黨權和國家權力領域引入競爭性機制，國家就呈現崩潰的跡象。
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都有改革的內源動力。但與南斯拉夫一樣，改革的政治前提是完全一致的，改革初期都是限定在經濟─管理領域，都是為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到後來才不得不觸及政治體制問題。但是，執政黨總是絕對拒絕與其他社會─政治力量分享國家權力。在不得不觸及這類問題的時候，國內的反對改革集團就和蘇聯勾連在一起，成為葬送改革的強大力量。
蘇聯自身改革的最初階段也曾有聲有色，但由於改革的前提是執政黨維持專制體制，完全拒絕分享權力，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產權基礎沒有建立起來，經濟績效的提高也就不具有可持續性。於是，蘇聯和東歐國家一樣，第一輪改革都在一段時期內提高了經濟績效，但很快就出現經濟停滯；此後再經過一輪改革，以形式上新穎但實質上依舊的一些改革舉措來應對經濟下滑。所謂的「改革」就在這種循環往復中徘徊。一旦觸及政治體制問題，不是立即退守，起碼也是無功而返。
造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走向崩潰的原因確實非常複雜。除上述改革的功能性定位偏離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之外，不少論者曾從宏觀的制度設計和微觀的經濟運行等各個方面，進行過細緻的討論。但是，人們很少從社會主義國家的總體結構上分析蘇東改革歸於失敗幷導致國家崩潰的深層次原因。其實，國家結構對於自我調整的內在限定，才是首要原因。從總體結構上講，國家的剛性體制，註定了社會主義改革空間的明顯有限性。首先，從意識形態起源來看，社會主義國家是建立在怨恨倫理基礎上的政治結構，這一結構註定難以從仇恨狀態走向合作狀態。而社會主義改革恰恰需要從革命的、怨恨的結構走向後革命的、合作的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改革」等於點中了社會主義的死穴。
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這一本質規定，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 ischen Partei）就可以直觀地體認到。他們指出，一切剝削階級一直剝削和壓迫被剝削與被統治階級，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史。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對立的階級格局顯現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由於資產階級「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27，因此對於無產階級來講，只能選擇推翻「可鄙、可恨、可惡」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無法克服的矛盾。但是要完成這一歷史性的偉大任務，中間階級（如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流氓無產階級）是無力擔當的28。在這一革命的過程中，共產黨承擔著無可替代的領導責任，幷將消滅私有制作為首要任務29。而在履行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的時候，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起來，國際主義的立場也就應運而生，所謂「工人沒有祖國」30。在這場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無產階級革命中，作為領導者的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的現存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31。
列寧將馬、恩的怨恨理論與俄國的革命天才地結合起來。一方面，他深信《共產黨宣言》宣誓的革命原則，強調「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即把社會生活領域包括在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作為最全面最深刻的發展學說的辯證法、以及關於階級鬥爭共產主義新社會創造者無產階級肩負的世界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論」32，從而將馬、恩關於社會主義的一系列論述作為革命的經典性綱領。另一方面，他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強調「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在此基礎上，列寧進一步強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33在俄國革命的實際進程中，列寧就是按照這些原則組織革命和建立蘇聯政權的。
可見，在馬克思─列寧的社會主義設計和實踐中，共產黨的一黨執政、公有制的絕對主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與共產主義的國際運動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容置疑的。遵守這些基本準則就是奉行社會主義，在這些準則的前提條件下進行的改革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而修正甚至反對這些準則的改革就喪失了社會主義的性質，就是必須予以抵制的反社會主義行徑。因此，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嚴格限定了社會主義的改革範圍。從蘇東改革來看，一切改革舉措，哪怕是最激進的改革，也未曾嘗試改變這些基本的意識形態禁忌。
其次，就結構性特質來分析，社會主義國家也因給出無法兌現的承諾（那就是徹底的自由承諾與無限的福利擔保）而背上沉重的包袱。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以解放全人類而自許、自命的國家體系，必然給自己設定無法完成的國家使命。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因此它不僅要推動人類實現物質層面的自由，還要推動人類實現精神層面的自由。就前者而言，它必須以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來作為目標；就後者而論，它必須實現最大限度解放人類的目的。然而，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恰恰長期尷尬地運行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物質上的極大豐富變得遙不可及，而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更是無從談起。即使是在改革時期人們的思想顯得相對活躍的狀態中，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所使用的政治辭藻也是乾癟的，缺乏真正的吸引力，相應也就難以獲得人們內心的認同。
此外，實際運行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都是早產兒──要麼完全沒有做好理論準備和掌權準備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時期（如蘇聯），要麼來自於外力的突然施加而意外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如東歐），要麼來自於革命形勢的急遽轉變意外地由社會主義者掌握了國家政權（如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對於這些國家來講，原有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來講，原本就對這些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不抱甚麼希望：馬、恩長期以來一直期待的，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以求一舉解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與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由此為建成共產主義的理想國奠定堅實基礎。惜乎社會主義革命均發生在經濟上十分落後的東歐、亞洲、美洲或非洲國家，這就使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導致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斷言被顛覆了。這些突如其來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在經濟發展上花費巨大的工夫「補課」。對於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講，經濟補課與政治發展的雙重任務不可偏廢，必須同時完成。這也就註定了社會主義國家會陷在發展經濟與維持政權的緊張狀態之中。
再者，社會主義國家結構是一個黨化結構與國家結構直接同一的同構形態，由於執政黨的自我期許是作為道德上最為無私和使命最為遠大的空前絕後、無比卓越的政治組織，因此一切社會組織都必須接受它的領導，否則就被視為國家的敵人，受到無情的鎮壓。可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權力具有強烈的排斥性。這種排斥性顯示為黨─國意識形態對於一切活性的意識形態的絕對壓制態勢，因此國家統治的精神狀態必定是萎靡的，一切有利於國家創新的思想觀念都被強制納入國家既定的意識形態框架之中，國家體制就此成為一個反創新體制。當國家改革時期亟需創新思維、創新體制和創新成果的時候，「創新」卻早就被國家權力無情窒息掉了。
同時，這種排斥性還顯現為精英淘汰的用人狀態。一切與黨─國體制相左的人才被完全排斥在國家建設的圈子之外。在這種定勢之下，黨─國維持革命時期的理想主義狀態時，政黨還可以引領國家發展；但革命的形勢時過境遷之後，當政黨自身成為一個純粹的利益團體時，政黨就此成為蠅營狗苟之所：要麼是完全臣服政黨意志或國家權力的人佔據高位，要麼是完全求取個人利益的機會主義份子掌握權力。這就是黨─國體制的運作定勢。
政黨在尋求奪取國家權力的時候，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誘人色彩。一旦這樣的政黨獲得國家權力，就必然蛻變為特殊利益集團。他們對一切可能觸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懷抱本能的反感。即使是改革者，往往不是因為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價值信念驅動他投入改革，而是因為政治處境驅使他進行改革，以便牢牢掌握住已經獲得和可能獲得的權力34。而掌握權力的黨務─行政官僚，也日益成為集團型腐敗的群體，在這個群體內，官員隨意佔有國家財富。
而黨─國為了保證官僚群體對其自身的政治忠誠，也就以懲治政治上不忠誠或政治鬥爭失敗者的腐敗典型來有心無意地對治腐敗35。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合理制度安排和有效施政程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此無法吸納有利於穩定治理的基本資源。剛性的意識形態導致的精神資源貧乏，公有制與官僚化管理引發的制度資源匱缺，黨化國家對於「朝氣蓬勃精神面貌」的強行推廣必致的日常生活乾癟，使社會主義在延續的過程中逐漸地喪盡了認同的社會資源。
因此，如果把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最終都走上自我崩潰之路歸咎于黨─國領導人的策略失誤以及美國成功的顛覆戰略，這是捨本逐末的歸納。從前述可見，蘇東改革幾乎一直徘徊在經濟領域之中，回避政治權力領域的回應性改革。因此，市場導向型的經濟領域改革一旦觸碰到政治問題，便就退回到改革的原來狀態。當人們對改革還懷有期待之情的時候，改革的進與保守的退，還可以容有拉鋸的餘地。這就是人們習慣於用「韌性」來看待尚未崩潰前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狀況的原因。其實，當馬克思─列寧主義限定的社會主義基本指標成為不可觸動的紅線之時，所謂啟動社會主義經濟的努力到最後總是白費心機。不管在行政體制上做怎樣的調整，在管理體制上進行如何的矯正，在經濟手段上引進市場經濟的甚麼手段或技巧，如果拒絕在政治體制中實行分權制衡制度，無論甚麼樣的功能性、技術性的改革，最後都會歸於無效──因為蘇東的社會主義結構就是一個窒息國家活力的結構。結構既定，功能再怎麼優化，也抵擋不住結構對功能的限制。
美國學者奇洛特（Daniel Chirot）對蘇東社會主義改革的五種組合性結構進行了對比分析，從中可以得出社會主義改革難免崩潰的結論。他認為改革中的東歐國家體制只不過是一種「自由化的史達林主義政權」。儘管這一類型的國家可以顯示出某種靈活性，但這種「有限自由化的最嚴重問題之一乃是，黨方不願意放棄其任何控制，容許人民擁有更多的自由，或增進他們與西方的接觸。因此之故，雖然史達林恐怖歲月已不存在，但自由化的經濟效益幷沒有多大進展。經濟改革若未伴以社會與政治改革，是不會有多大影響力的」36。從已經塵埃落定的蘇東改革來看，這些國家一旦被動地驅動政治體制改革，以便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匹配，政改就常常成了國家崩潰的直接導因。這是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結構註定的結局，而不是改革舉措失當導致的後果。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講，社會主義國家處於一個由強到弱的變化過程，而資本主義國家則似乎處於一個由弱到強的演進狀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普遍改革的時候，恰好與資本主義國家自我矯正相互寫照。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歷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的時候，同期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奇跡，似乎以一種強勢出擊的方式，回答了究竟哪一種基本制度更為優越的問題。但是，經過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調適，將國家成功地轉變為最有利於穩定的中立性國家，幷實現了人民資本主義所有制形式的時候37，社會主義國家的剛性結構卻沒有做出調整，因此註定了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在雙方展開競爭時所具有的優勢。換言之，興起幷鞏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三大要素呈現的現代結構，終於成為現代國家的主流結構。順之則國家昌盛，逆之則國家發展不暢、處於停滯、終至崩潰。
注釋
1、2、3 參見馬賽厄斯（Peter Mathias）、波拉德（Sidney Pollard）主編，王宏偉、鍾和譯：《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八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頁900；909-91；911-12。
4 史達林曾說，「蘇聯的工業基礎，三分之二來自美援。」引自畢英賢主編：《新蘇聯──社會主義祖國在蛻變中》（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頁47。
5 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捷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東德等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因為二戰後蘇聯的佔領，幷且在西方國家與蘇聯劃分勢力範圍的時候，順勢將其劃為蘇聯支配的範圍，再加上南斯拉夫、匈牙利、北韓和中國等國，構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參見柯洛齊（Brian Crozier）著，林添貴譯：《蘇聯帝國興衰史》，上冊（臺北：智庫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八章，頁142及以下。
6 參見周祉元等：《東歐各國共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匪俄問題研究中心，1978），頁55及以下；孔寒冰：《東歐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317-19。後者指出，東歐國家經過蘇聯化的經濟改造，工業生產普遍增長一到三倍，而當時共產黨情報局指責南斯拉夫，就是因為它推行農業集體化的步伐太慢。這正好構成觀察東歐蘇聯化的正反兩個剖面。
7、26 參見孔寒冰：《東歐史》，頁315及以下；450及以下。
8 阿隆森（Ronald Aronson）著，章樂天譯：《加繆和薩特──一段傳奇友誼及其崩解》（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76。儘管薩特在1957年以後對蘇聯極表失望，但他將自己的左翼熱情轉移到中國及其領導人身上，因此可以說他的這類斷言幷無改變，只不過他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具體寄託物件發生了變化而已。
9 參見陳奎德：《海耶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頁53-56。
10、12、13、14、15、17、18、19、21 參見李忠傑、徐耀新、魏力：《社會主義改革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頁90-99；149及以下；191-229；252及以下；341-45；451-55；456及以下；689-90；686。
11 本文對於蘇東三輪改革的描述，主要參見李忠傑、徐耀新、魏力：《社會主義改革史》及孔寒冰《東歐史》兩書。
16 這一時期出現了所謂「阿克賽方法」、「狄納莫經驗」、「複合勞動報酬制試驗」、「謝基諾方法」等提高經濟績效的探索，引進了此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中所缺少的市場性因素。參見李忠傑、徐耀新、魏力：《社會主義改革史》，頁393-94。
20 1954至1980年，南斯拉夫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6.5%，其中工業從1953至1980年的年均增長率為9.1%。這樣的增長速度高於同期資本主義國家（英美國家類似的增長率在3至6%之間）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東歐國家的增長率則為1.9至3.9%）。根據李忠傑、徐耀新、魏力的《社會主義改革史》、孔寒冰的《東歐史》，以及畢英賢主編的《新蘇聯》三書綜合的資料。
22 參見皮霍亞（R. G. Pikhoeiia）著，徐錦棟等譯：《蘇聯政權史（1945-1991）》（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第七章，頁568及以下。在這部分，作者忠實記錄了蘇共高層領導人之間對於蘇聯局勢的不同判斷和相異對策，可見蘇聯當時的局勢已經病入膏肓，病無可醫。
23、24 皮霍亞：《蘇聯政權史（1945-1991）》，頁631；718-57。
25 科爾奈（Janos Kornai）著，張安譯：《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頁184-85。
27 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30。從倫理學上講，怨恨者並不需要對怨恨承當全部責任，相反，怨恨者總是具有明確的客觀理由。但是，基於怨恨的行動者，在佔據化解怨恨的社會─政治優勢地位以後，如果仍然以這樣的倫理作為社會─政治行動的倫理基礎，那就不僅無法化解怨恨，而且必然造成不斷的、新的怨恨。
28、30、3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頁38；46；62-63。
29 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就資產階級私有制促使階級對立，幷且以一些人對另一些人剝削的作為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頁41。
32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50。
33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頁33。
34 東歐大多數改革領導者都是在黨內不太得意，而努力尋求權力的人物；即使是手中掌握了權力的改革領導者，通常也在權力的得失權衡中，確定改革的舉措和收放。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輪改革失敗，大多就敗在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的權力盤算中。第二輪改革中那些請求蘇聯出兵鎮壓改革的東歐國家領導人，其實大多都是謀求國家權力的機會主義份子而已。即使是為人稱頌的第三輪蘇聯改革的領導人戈巴契夫，到改革的晚期階段，一心所想的也就是維持自己的總統權力。參見孔寒冰：《東歐史》，第九章有關記載，頁391-90；以及皮霍亞：《蘇聯政權史（1945-1991）》，第八章，頁667-72。
35 參見霍爾莫斯（Leslie Holmes）著，宋鎮照、張保民譯：《共黨政權之末路──反腐敗運動與合法化危機》（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第八章，頁271。
36 奇洛特（Daniel Chirot）著，蔡伸章譯：《近代的社會變遷》（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1），頁473、476。
37 在美國上個世紀進行「人民資本主義」導向的公司制改革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選擇了單純的攻擊進路，認為那只不過是壟斷資本主義欺騙人民的一種花招。但從長程歷史觀衡量，美國的這一改革不僅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的選擇，而且事實上因為相對有效地解決了產權分享和發展成就分享的問題，不僅有利於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而且對於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是極具啟發作用的。參見貝利（Adolf A. Berle）著，鍾遠蕃譯：《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第一章以及譯序。
任劍濤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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