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蕭伃君
毛澤東曾說中國政府想要解決貪污問題，可能需要先處死數萬人的貪污者。剛卸任的胡錦濤和新上任的總書記習近平也都表示中國正面對巨大的貪腐問題。然而面對這牽涉層面廣又深的貪腐問題時，中國政府一直以來的行動皆顯不足。原因除了缺乏獨立於黨的反腐機制，也可能在於領導人與其家族在中國這個貪腐制度中獲利甚多。
新領導人被寄望打擊貪腐
《基督科學箴言報》11月23日的報導指出，變反腐言語為行動在中國會是個難題，尤其在這個國家送禮是傳統文化、一個政黨壟斷權力、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充滿賄賂問題。在過去5年當中，有將近67萬名黨員因為貪腐受到懲罰；專家表示這個官方數字也只是冰山一角。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腐敗問題研究專家呂小波表示：“對任何政體而言，控制貪腐行為都是很大的挑戰。了解到問題和將其視為優先處理事項不代表他們就會成功地打擊貪腐。”
中國的民眾也有理由懷疑主政者打擊貪腐的決心。中國的領導者幾十年來已經對貪腐問題作出許多批評，但是都沒有什麼具體的行動。但有些貪腐問題的專家認為這次或許有理由可以抱有希望。
政府重心由經濟轉為反腐
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毛昭暉教授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政府將重心放在經濟發展，以前這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但是這現在正在改變。習近平的方法看起來更清楚也更有系統。”
雖然現在作判斷還太早，但是毛昭暉認為習近平會跟隨胡錦濤在十八大的呼籲，保障人民運用監看權力的權利。毛昭暉也表示：“我認為習近平的報告有策略地選擇重視反貪言論；但下一步他會遭遇更大的困難──將言詞轉成行動。”
另一個或許可以期待的轉變是，剛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王歧山素來有“救火隊長”的稱號，有充分面對和解決大問題的經驗。他由原本的經濟崗位轉向反腐，也呼應了毛昭暉所說的政府重心的轉向。
中國反腐機構如同虛設
中國從來不缺反腐機構：中國共產黨有紀律檢查委員會，它的分支機構向下發展到地方階層，中國政府也有監察部、國家預防腐敗局、國家反貪污局等。但是關注全球反腐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中國分部(廉政研究中心)理事會副主席任建明認為它們全是紙老虎。這些機構的官僚必須要有共產黨領導層的允許才可以進入調查。
可藉以看出這個制度有多不可靠的指標，是因貪汙被雙規的“錶哥”楊達才，他是陝西省安監局局長、同時也是陝西省的紀律委員，任務是根除貪腐。
任建明表示：“現在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個獨立、有足夠權威的反腐機關，這才會是一個真正的老虎。”他並指新加坡和香港為例，在這兩地都有類似的反腐機構。在“透明國際”的“貪腐印象指數”的排名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四、香港第十二，而中國則是第七十五。
政府應有更積極反腐行動
然而，很少觀察家對中國政府設立一個獨立調查機關抱有期待，因為這將會威脅到他們的經濟利益。
呂小波表示：“問題就在於中國政府必須靠自己反腐。這是這個政體的限制，他們不會願意讓非政府組織來扮演反貪腐的角色。”而中國政府的這種態度同樣也使得建立一個獨立司法機關變得不可能。“沒有更大、更廣泛的制度性的改革，貪腐問題將會與以前一樣糟糕，”呂擔憂地表示。
或許這些更廣泛的改革現在看起來還不太可能發生，但是一些分析家認為它們是無可避免的。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教授蔣德海認為：“沒有民主機制作為保障，反腐行動皆無法被強制執行。”但是政府還是必須朝更積極的反腐行動走去，因為過去傳統的反腐行動都使得貪腐變得更為嚴重。“不進行改革的後果也會比進行改革更嚴重，”蔣說。
“關係”對私有企業更重要
然而，由中國高層主導的反貪腐是否真的有成功的可能？在中國內部官商糾結的情況下，情況似乎不甚樂觀。《金融時報》的桑曉霓(Henny Sender)即指出，中國的貪腐使得中國高層與太子黨們盡皆得利，這對中國反腐會是一大阻礙。
中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平安集團在與國有的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的競爭中，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處於劣勢的一方，某種程度來說這是正確的描繪。但是，由《紐約時報》報導的溫家寶或其家人對平安崛起的幫助，顯示在中國倚賴黨和政府好處的，絕對不只是國有企業。
在中國，最成功的企業家也與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一樣需要靠“關係”，因為他們需要國有銀行的便宜貸款、對資源的壟斷權力、政府對國內或國外的企業合併的支持、以及得以在上市證券表上名列前茅的能力。政治關係和政治保護對不論是私有或國有企業而言都是極為重要。桑曉霓認為，或許更正確地說，關係對私有企業而言更重要。
對關係的需求是腐敗核心
這種對“關係”的需求是中國體制內腐敗的最核心。現在這種腐敗的廣泛程度已經壓制了實質的競爭、讓經濟成長減緩也更不平均、更威脅到社會的穩定。財產權無法受到確切的保障所造成的資本外逃現在已對中國經濟造成傷害。
對企業而言，一種普遍形式的保護是太子黨的私人股權基金的投資。這其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2005年由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創立的新天域資本公司。雖然溫雲松現在已不再親自操手投資，但他仍然與此公司有連結(新天域的投資者包括許多外國銀行)。
太子黨的資金和支持對企業而言是重要的，尤其是當法律和規則皆非常模糊的時候。舉例來說，有一位私人金融公司的支持者表示，公司愈做愈大的同時，成功的關鍵是鞏固其政治上的關係。這位人士表示，否則過度的成功可以讓這間公司成為眼中釘、可以輕易地被指控違反了某些法律。
外國觀察家傾向相信這個問題純粹是中國國內的問題。但是外國人也掉進了中國染缸。最明顯的就是他們也雇用太子黨。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為雷曼兄弟工作、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在加入本地的私人股權基金公司“博裕”之前，是在高盛集團工作。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女兒則是在德國銀行。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的女兒於哈佛商學院畢業後在摩根史坦利工作，而陳元自己也是太子黨，他的父親陳雲是中共元老之一。
桑曉霓指出，投資銀行如私人股權投資基金的僱傭狀況已變得比20年前更具政治性。相較於現在，第一代為這些外國公司工作的人很少是含著金銀湯匙出生的。除了雇用太子黨，外國公司也派遣他們去談判。當一個外國銀行要求東南亞的碳酸鉀交易的部分股權時，被要求的香港私人股權公司馬上就同意了，這間公司的管理人員表示：“你不會對一個太子黨說不。”
或許我們可以說，因為關係而受聘的這些人本身並不是沒有能力，但是太子黨的家庭關係絕對是一個因素。許多太子黨受過最好的教育，也因此能為他們的受聘作辯解，而且有時候並不能輕易地看出關係的影響，如有些觀察家表示溫家寶否決了其他監管人員的決定、私自批准了德州太平洋集團(TPG)將深圳發展銀行賣給平安集團，但TPG卻否認有這件事。
另外一個受到關係問題影響的是中國的人才流失問題。除了因智慧財產權不受保障，使得許多中國最優秀的人才選擇移住國外之外，今天許多中國的研究者和學術人員也離開中國、選擇在美國各地任教。他們表示在中國，從升遷到研究補助皆根據對黨的忠誠度來分發，這樣的手法表示通常只有“對的人”可以拿到好處。這些已經在國外的研究者悲觀地認為，這樣的制度至少還要經過50年才會開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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