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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0 November 2012

想象新闻的另一种可能性(2)

想象新闻的另一种可能性(2)

□方可成

(上接第一部分

我刚才大致列举了政治、经济、技术三个方面,它们很重要地影响了之前新闻的发展变化,但也并非完全局限在这三方面。

可能有人会说这种状况很好,市场化的进程给媒体带来了一定的自由,这与二三十年前的状态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我们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并不完全在威权的压制之下。再加上我们日新月异的技术,我们可以用iPhone等随时在微博上发表观点。我就可以满足于这些,为什么还要再去想象新闻的可能性呢?为什么要带来一些变化呢?

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我总觉得目前的状态,并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状态。有一句话叫:“我们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究竟为什么出发。”这句话虽然文艺但却有它的道理。新闻从几百年前,几十年前,从1978年之后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从中享受了很多的好处,那我们是否就会忘了我们当初为什么需要新闻?或者对我个人而言,为什么要从事新闻?我对新闻理解的核心就是它对我们社会的民主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以前和大家交流、写博客的时候经常引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ames Carey说的话:“新闻是民主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也是一句格言级的话,它很简略,但你却可以从中解读出很多东西。

我非常认同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以从我个人的经历讲一讲。我在北大读了四年的本科和两年的研究生都是在学新闻,现在又做了两年多的记者,那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么长时间一直做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我高中时是学理科的,本打算在大学里学习理工科,然后出国读博士,成为一名科研人员或工程师。那为什么要改变这条道路来学新闻做新闻呢?一个最直接的案例就是在我高二高三时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有名的孙志刚事件、南都案。这些事件让我产生了一种青春期的冲动:与其在实验室中做科研,不如来学习新闻,做记者,来更直接地参与社会,贡献一些社会需要的东西。目的是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而好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社会变得更加民主自由。一路走来我始终都是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在媒体里工作了两年多,看到了中国的新闻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阻碍我们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推动。

还是按照之前政治、经济、技术的分类。比如从经济上来看,媒体市场化的弊端已经显现了。美国一份叫做“The Nation”的杂志,他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广告语“我们的杂志不是被默多克所拥有的”。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它所说的这句话。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发生英国发生“窃听门”事件:它旗下的一些小报去做一些窃听的这个事情。它后面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在默多克陷入这个窃听门的丑闻之前,他在中国或许被很多人作为一种英雄式的存在。包括我自己也认识一个很资深的这个传媒人,他之前就会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默多克。其实在当时,如果几年前他如果在这儿说这句话,那可能大家台下会赞叹:啊!非常仰视的这个状态。就真是有非常宏大的这个野心,非常好的这个愿望。但在国外,真正被默多克影响的这些人来看的话,会觉得你想成为默多克是一件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可能在他们看来,默多克不是英雄式的,而是有些时候会是一种有些邪恶的存在,因为他垄断了很多的媒体在手中。对媒体形成这种所有权上的垄断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你想当所有的媒体都在一个人手上的时候,那他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能力去影响我们的每一个人,影响我们整个世界。

当然这件事情,跟我们中国的情况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中国现在没有私人媒体。所以在中国,就算他的梦想仍然是成为默多克的话,他暂时也没有办法成为默多克的。但是其实市场化的垄断的弊端已经在其他方面有所显现了。比如,公司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影响新闻的内容,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事情。在中国的媒体而说,这些在最好的一些媒体也许是一件比较少见的事情,但是在稍微差一点的媒体,那简直就是一件非常公开的事情了。比如说有一本杂志,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工作,写了关于中国非常富有的一个人的一篇文章。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挺恶心的,就是很肉麻的在吹捧他。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写这种吹捧的文章?他说他也没办法,这是公关公司要求的:公司说这个大公司要给这个媒体一笔钱,然后要写一篇对他们CEO的报道,甚至这个文章的内容有四分之三都是公关公司提供的,就是说真正他写的就是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我想这种事情,其实在这个圈内会非常常见。就是当你市场化的时候,当你以经济利益为最大目标的时候,其实手中有钱的那些人,是非常容易能够影响你的内容,然后甚至再通过你的内容来影响大家每个人对他的感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IPO敲诈,可能在财经类的媒体中会比较常见。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家企业上市之前,会有很多记者找到它,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公司存在非常严重问题,你赶紧给我们一笔钱,否则我就要把报道报出来。”当然这个钱形式可能广告赞助或者是其他什么。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与市场化的变革相关,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市场化在这些方面的弊端。

在政治方面,我个人的感受:我们的媒体人的发言有一个肤浅和走向套路的趋势。有一个叫“诗词生成器”的东西,你规定诗有几行几个字,然后点一下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一首诗。微博上有人说,他可以开发一种“时评生成器”,把新闻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什么的安排进去,选一下基本的观点,点一下按钮,就可以生成一篇可以投给任何一份都市报的时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损的讽刺,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符合事实的,新闻和评论都确实有走向套路的趋势。我个人感受比较深的一个案例是去年做过的一篇关于南科大的报道。南科大基本上被舆论认为是英雄式的或者说改革先锋式的存在。我的报道是对学校提出了很多质疑,比如它有很多先进的理念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我的报道出来之后,反响很大。但是我觉得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是:我之后再看关于南科大的后续报道,许多报道的基本思路和以前是完全一样的——还是把它当作是英雄式的存在。它本身是由深圳市政府来投钱来做了一个公立的学校,但是大家可以一厢情愿的把它想象成反体制的,把自己对教育部的诸多不满变成了对这个学校的诸多追捧。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这个媒体的报道却依然是之前的那种套路。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记者在报道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对这些和政治体制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大家的理解还是相当的有限和相当肤浅的一种程度。

再说技术方面,如果研究传播技术方面,有一个在传播技术方面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赋权”。就是说有了这个技术你可以给予人们什么样的权力。我自己就瞎编了一个词叫“夺权”,也就是技术有的时候也能把你手上一些的权力夺走。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被技术所赋予的权力一种可能是一种幻象。拿最流行的微博来说,它确实给我们赋权,我们很多重大事件在微博上得到了非常多的传播和关注,得到了解决。它确实也形成了一种监督的力量,比如说表哥,确实是有非常好的案例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则不然。新浪有两个排行榜。一个是名人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是姚晨,都是些明星之类的。另外还有一个排行榜叫草根排行榜,就是那些没加V的账号的排名。这个排行榜本身叫“草根排行榜”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它完全不是草根所拥有的账号。我不知道这些排行榜上最流行的是哪些了,反正大意就是说“我爱讲冷笑话”,或者是说“我们都是某某座”,或是“每天多学一点英语”这些。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草根排行榜上。但其实这个草根排行榜可以完全改一个名字,变成可以叫商业排行榜或是什么排行榜。之前《创业家》曾经报道过说所谓的这些草根账号,其实都可以理解为是由一批商人所拥有的,可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账号的粉丝也都是百万级的,当这些人在微博上,利用微博来做一些营销,他对这个人群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这其实会带来某种危险,也许你觉得讲讲冷笑话之类的学点英语挺好的没什么,顶多是他教的英语很屎,有很多语法错误,这个也没什么大危害。但是也有很多这种账号在利用一些社会情绪,发布不符合事实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谣言。他们通过这种东西来迎合社会情绪,来获得更多的关注。那他其实在对着我们的社会情绪来说是一个,起码不是一个正能量,不是一种理性的能量。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方面,就是这种技术你可以用,大家都可以用,但是用的最好的,往往是最有权势最有钱的那些人。他用的最好的时候,也许自己手上有权利会被他夺走。

还有一点:或许是本身拥有这个权力的公司,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挺可怕的存在,比如说新浪。新浪有个挺可怕的功能,就是新浪公司官方账号所发出的微博,它是可以自己来修改的。大家知道,自己发出来的微博,要么是可能自己删掉,要么就是转发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办法来进行修改的,但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证明,他的官方账号的内容是完全可以被修改的,具体的事情就不展开了。有人觉得这些事可能也没什么啊,一些人的微博写一个错别字,我想改一改,这也没什么啊。但讲得更严重一点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1984》这本小说里这些对历史篡改的章节。在《1984》里面篡改历史的资格就是掌握在老大哥手上的。在微博上,篡改历史的这个权利就掌握在新浪这家公司手上。他如果是改一个错别字那没有什么,但是他如果改了一些特别关键的内容,甚至他也可以更改微博发布的时间。如果是一条非常关键的微博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史料或着一个证据又或是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那很可能有这种类比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技术它本身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赋权,但是它也有很多可怕的地方,它也许可能会夺走你的权利。

这是我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最近的一些思考,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认为说为什么我会觉得现在的媒体不管是传统的媒体或是新媒体,也都远远不是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不是一个真正能够最好达到我们心目中的这种推动民主、自由的价值的这样一个程度。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传播革命》。这本书我觉得蛮好的,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它是在04年左右写的吧,而且它写的是美国的事情。但是在现在看来,这对于我们中国也是有很多启发的。它里面提到说,“我们可能面临一些紧要的时刻,我们的这个媒体或许面临非常重要的变革。那这个变革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它提到了三个条件,当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种传播的变革。它提到的三个方面包括:第一个方面是新的传播技术摧毁了现存的制度,这个情况好像真的在发生。第二个是新闻业传播的内容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这个也许没那么严重,但我认为可信度逐渐下降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显然大家对党报的信任度已经降了很低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现在所谓的市场化的媒体里面的严肃媒体,包括我所工作的媒体在内。我个人感觉是说大家的信任度其实也是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就是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主要的政治危机、严重的社会失衡,也貌似是符合当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也许按照它的这个理论来说的话,或许我们中国的媒体也会面临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紧要的关头。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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