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有多大？如果加上非银行所持有的企业债券，这个数字将达到24.4万亿元，占GDP的46.5%
最近，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尽管过去2-3年里监管部门不断加强对各类非常规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影子银行”仍然蓬勃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也在其《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表达了对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的担忧。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是什么推动了它的快速增长？我们又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呢？
在不同的定义下，“影子银行”有着不同的估算规模。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影子银行”可以被“广义地界定为由(部分或完全)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基于这个广义的概念，银行的表外活动如信托和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包括债券在内的信用类金融产品交易都可纳入“影子银行”的范围，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活动也应包含在内。中国人民银行所监测的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主要的“影子银行”活动，但并没有包括大量的信托资产、民间借贷，也未覆盖部分理财产品。
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有多大？图1给出了我们基于不同定义给出的估算值(截至2012年三季度)：(1)统计在央行社会融资规模口径之下的未贴现票据、信托和委托贷款余额为13.7万亿元，占2012年GDP(预测值)的26%；(2)在(1)的基础上，加上社会融资规模中未包括的信托资产和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估计为4万亿元)，由此估算的“影子银行”总规模为20.9亿元左右，占GDP的40%；(3)进一步地，如果再加上非银行所持有的企业债券，这个数字将达到24.4万亿元，占GDP的46.5%。我们认为(1)是“影子银行”规模的下限，因为它忽略了“影子银行”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而(2)和(3)可能存在重复计算，因为部分信托资金可能被用于购买商业票据或债券，因而被计算了两次。然而，在更宽泛的定义下，“影子银行”还应包括银行持有的企业债券(约3.3万亿元)以及最近的创新业务，如银行间同业代付和以及常常涉及商业票据的票据回购，后者通过“改变流动性和期限”来帮助增加金融杠杆。据IMF估算，中国的理财产品规模约为8-9万亿，但我们没有将它计算在内，因为其主要投资对象是商业票据、信托产品、货币市场或混合型产品。
自2009-10年信贷井喷后，中国的信贷条件开始收紧，“影子银行”随后迅速发展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往往表现为一种或几种新型融资活动在短时间内激增。举例来说，截至2012年二季度，信托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在两年内几乎翻番，达到5.3万亿。虽然监管部门先后对银行用来规避贷款限额的银信合作的信托贷款和房地产信托产品进行整治，但由于银行和信托公司不断通过创新来绕过监管，其他种类的信托产品仍层出不穷。因此，截至2012年6月，虽然政府对信托活动进行了专门整治，信托资产仍在过去12个月里增长了47%。截至2012年9月份，企业债券融资(包括短期和中期债券)在过去12个月里增长了46%；2010年底以来，委托贷款(委托银行进行的企业间企业借贷)规模扩大了63%，并在截止2012年9月份的12个月中增长了24%；未贴现商业票据在过去12个月也增长了将近20%。
为什么近几年“影子银行”业务发展的如此之快呢？除了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等常规因素外，我们认为还存在着一些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模式下所特有的因素：
对银行来说，极高的存款准备金率(现为19.5%)是一种负担，这也使得银行更愿意将存款转移到表外业务中(比如理财产品)，贷款额度和贷存比上限制约了银行直接进行信贷扩张的空间，这促使银行将贷款证券化或者将其转移到表外，虽然过去两年政府控制了贷款额度，但实际利率一直较低，中央政府还不时敦促地方政府和公司保持投资增长、即便是在经济困难时期，这导致了较为旺盛的信贷需求，而影子银行的信贷活动则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其他被认定为高风险行业的贷款受到了严格管控，但政府又经常催促银行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并鼓励它们购买这些借款人所发行的债券和其他证券化产品。
人为地将银行存款利率限制在较低水平促使居民和企业储户转而寻求高收益率产品，而同时，一方面中国的银行的存款保障是隐性的，另一方面“影子银行”和正规银行和政府部门之间则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两者的风险差异可能被模糊了。比如，人们可能认为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的风险并不比银行存款高多少，因为他们普遍认为银行和/或政府将负起所有责任。结果，社会压力可能真的迫使银行承担起这些风险以及所有损失。最后一点，监管改革，尤其是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监管改革推动了企业类债券和商业票据市场的发展，其中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
在我们看来，说到底，造成“影子银行”快速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各项政策目标以及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错配和冲突。政府希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这就要求银行提供足够信贷；但与此同时，政府又为了控制宏观风险而设定了贷款额度、为了控制信用风险而实施了各种银行业监管条例，这两者并存就为“影子银行”的发展开创了空间。央行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可能是害怕释放出过于强烈的货币放松信号，而同时央行又持续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并推动基础货币快速增长。
我们应该感到担心吗？
毕竟，金融创新通常和整体经济同步发展。FSB和IMF也承认，“影子银行”体系可以成为另一条融资渠道并为经济提供更广泛的服务。FSB建议政府部门仅仅加强对那些“增加或促进杠杆”以及“改变期限/流动性、造成有缺陷的信用风险转移、产生重大风险”的影子银行活动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不过，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中国发生的情况均显示出，影子信贷活动和常规信贷活动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可能导致一方出现问题后引发超预期的信贷紧缩。以中国为例，2011年夏季对银行表外活动的管制不仅缩小了这一类业务，也令民间借贷产生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并在部分经济领域引发了连锁反应。这一类情况可能会再次出现。
另一个要点在于，由于一直以来政府都仅关注于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狭义人民币贷款，非常规信贷活动的发展可能会让传统评估信贷条件的方式变得越发不完善和不准确(见图2)。比如，瑞银A股银行业研究团队估算，近期银行同业票据回购和同业代付活动已将约1万亿元贷款转移到了表外。虽然央行一直在关注并发布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但后者并未包括“影子银行”体系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反而涵盖了通常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股票融资。此外，央行或政府始终没有为社会融资规模的适度增长设立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
举例来说，图3显示，银行业表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在2009年跳升25个百分点之后，近几年基本持平。不过，如果把社会融资规模所包含的表外信贷活动包括在内，银行业信贷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四年来占GDP比重累计上升了44个百分点。此外，如果考虑到非银行金融媒介，比如信托和非银行部门持有的企业债券，过去两年经济杠杆水平的增长幅度就更大。很多人只关注狭义的人民币贷款，因而仍相信货币和信贷条件目前依然偏紧。
虽然监管部门不断设法追踪各类非常规信贷活动，但我们预计“影子银行”活动不会减弱。解决“影子银行”问题并减少相关风险的关键应该是明确宏观经济目标和审慎监管目标的优先顺序、改革目前货币政策的管理方式、理顺时有矛盾的多重政策目标。举例来说，如果中央政府确实担心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资产质量，那就应该更多地通过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鼓励信贷扩张。如果政府仍希望依靠信贷扩张来促进增长，那就应该直接提高信贷额度，而不是迫使银行去规避监管。此外，央行应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通过更多市场工具管理流动性，从而减少高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体系行为的扭曲。
短期内，鉴于大多数“影子银行”活动(比如信托和票据)仍在银监会的监管之下，再加上这类活动刚出现不久且规模不大，我们认为还不会出现重大的系统性问题。但如果上述基本面问题和扭曲得不到解决，同时金融监管继续放松、非银行金融媒介变得更加成熟，宏观风险将会上升。
数据来源：CEIC，瑞银证券估算
汪涛为瑞银特约首席经济学家；胡志鹏为瑞银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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