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当年采访厦门PX事件后写的原稿，发表时有删节。我在厦门采访了两天就因为一个紧急的任务被召回了北京，所以厦门的事情采访量远远不够，写的不好，后来又做了补充采访，写了3篇附文，还算有点价值。
环评如何可能？
导言
环境影响评价，既是一项技术活，又不仅是一项技术活。
正文
厦门的夏天，炎热而又潮湿。在距离厦门市中心大约7公里的海沧，有一片刚刚被清理出来的空地，野草还没有完全将它覆盖。空地中间有一小片绿油油的菜田，几个农民正在采摘小白菜。“这里原来就是我家的房子，”一位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农民对记者说：“征地时给我的补偿金已经用光啦。我看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就偷空来种点菜，补贴家用。”
这块菜地的旁边就是一幢简易工房，但里面显然没有一个工人。可是，就在这块地的西边，一根烟囱正在不停地冒着白烟。那是腾龙特种树脂（厦门）有限公司的所在地，它对面是另一家化工厂－翔鹭石化企业（厦门）有限公司，这两家化工厂不时有油罐车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这些油罐车不需要走多远就可以再次被装满，因为从这里往东走大约2公里，就是一个繁忙的工业码头，各式各样的集装箱堆积如山。
从这里向西走，穿过一条几百米长的隧道，就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这里环境非常优美，路两旁都是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坪和灌木，但路上却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而是铺满了各种管道。路口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列出了这个小区的所有住户，其中有夏新电子、柯达胶卷、金龙客车、迈克制药……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工业类型。
这就是海沧工业园区，厦门的大部分工厂都集中在这里。那一小块临时菜地，就好像是夹杂在沙漠中间的绿洲，显得如此突兀。其实，这块只能为几户农民赚点零花钱的土地本应成为一座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Para-Xylene ，简称PX）的化工厂，预计每年能为厦门市的GDP贡献800亿元人民币。
那么，是什么让这个投资108亿元人民币的化工项目变成了菜地呢？
厦门保卫战
厦门PX项目本来一帆风顺。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2005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审查通过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环评”），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之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投资方的资金据说也已到位，按计划今年夏天就应该开工了。
但是，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政协委员赵玉芬有不同意见。“PX是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赵玉芬在电话中对记者说，“PX厂距离厦门市中心和鼓浪屿只有7公里，距离新开发的‘未来海岸’居民区只有4公里，太危险了，必须迁址。”
今年“两会”期间，赵玉芬联合了另外104名政协委员，向政府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暂缓PX项目建设，重新进行选址勘查论证。此提案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来厦门人的兴趣，尤其是在海沧“未来海岸”买了房子的业主们，更是坐不住了。那段时间，关于PX的帖子总会成为热门，有人说，（PX项目）意味着在厦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还有人说，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必须建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地方。不久，这些帖子的内容变成了手机短信，迅速在厦门市民中间流传开来。短信号召市民们在6月1日去市政府“散步”，公开表达对PX项目的不满。
厦门政府很快做出了反应。5月28日，厦门市环保局长用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厦门日报》上解答了关于PX项目的环保问题。次日，负责PX项目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英宗博士同样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厦门晚报》发表长文，解释了PX工厂的一些科学问题。文章纠正了赵玉芬教授把PX项目和“吉化双苯厂爆炸案”相联系的说法，指出PX属于低毒化合物，“安全系数与汽油同一等级”。但是，在说到腾龙芳烃有限公司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安全性的时候，林英宗博士列举了一大堆老百姓根本无法看懂的名词，诸如集散控制系统（DCS）、连锁式安全仪表系统（SIS）等等。
5月30日，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召开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缓建PX项目。但是，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并没有说服厦门老百姓。6月1日，“散步”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如期举行，所幸双方都没有发生过激行为。
厦门政府很快改变做法。6月5日，厦门市科协印刷了数万份宣传册，随《厦门日报》散发给了厦门市民。这份名为《PX知多少》的小册子图文并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PX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这个小册子的说法，PX毒性并不大，虽然直接接触会对人眼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但它没有致癌性；从理论上讲，PX项目基本可以做到不排放“三苯”（苯、甲苯、二甲苯）污染物，对环境影响不大；另外，国内外有很多PX工厂建在了居民区附近，比如壳牌炼油厂（美国休斯顿周边）与Deer Park城仅隔一条高速公路，韩国蔚山S－Oil炼油厂、日本千叶石化区与居民区无明显界限，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距离居民区约500米……
没想到，这本小册子在网上引起了更大的争论。一些人引经据典，撰文支持小册子的说法。另一些人则坚信政府是在拖延时间。就在这关键的时候，中国的环境科学家们却选择了集体沉默。赵玉芬拒绝接受记者采访，只在电话中重复了一遍《政协提案》中的话，对其它问题则一律无可奉告。最后她激动地说：
“你去找环保总局吧，我是普通老百姓，管不了这种事情。”
“您可不是普通老百姓，您是专家啊？”记者问到。
“专家有什么用？我到现在连那份环评报告都没看到！”
神秘的环评报告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2年10月28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任何“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企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
PX项目的环评是由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寰球工程公司”负责的。该公司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早在2004年初就接受了厦门PX项目的委托，负责该项目的环评工作。一年之后环评报告完成。2005年7月14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批准了环评报告书，为PX项目开了绿灯。
那么，来自政协委员的抗议和PX项目的暂缓，是否证明当初的环评做得不够好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寰球工程公司的一位方姓主任，并试图索要环评报告。“我们是受业主委托进行的这次环评，环评报告属于机密，不会对外公布。”方主任一口回绝了记者的要求，“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环评程序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的，否则不可能获得环保总局的批准。”
方主任所说的“国家规定”指的是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这份于2003年4月1日生效的文件对化工厂三废排放标准、工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范围等等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这份技术导则还特别指出，对于所有大中型建设项目，应设置公众参与专题，“向有代表性的团体和个人发放征询意见表，数量宜为100份，并召开小型（20人左右）征询意见会1-2次。”
但是这份导则没有规定环评报告必须向公众公开。
2006年初，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但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除外。”
可是，厦门PX项目的环评是在2005年完成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有理由拒绝公众要求其公开环评报告的要求。厦门最大的环保NGO“厦门绿十字”的负责人马天南曾经多次试图向厦门市环保局索要环评报告，未果。有意思的是，许多厦门市民曾要求“厦门绿十字”出面组织6月1日的市民“散步”活动，被马天南拒绝。“我觉得现在民众最需要的是知情权，”马天南对记者说：“没有知情权，谈何发言权和监督权？我一直希望民间环保组织同政府合作，这样才能了解真相，因此我对上街游行的做法采取了‘三不’的政策，就是不支持，不反对，不组织。”
如果马天南真的看到这份环评报告，她能看懂吗？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曾经出版过一本《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里面充满了各种数据、图表、化学反应方程式和工艺流程图，对于非化工专业的人来说如同天书。普通老百姓要想了解PX项目的科学性，只能去读通俗的《PX知多少》。可是，按照那份小册子的说法，PX项目非常安全，找不出任何需要缓建的理由，也没有必要迁址。但是，由于缺乏专家的反面意见，老百姓本能地对如此一边倒的环评持怀疑态度。于是，网络适时地填补了空白，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可惜的是，网络最缺乏的就是公信力，那些匿名上传的帖子，谁能辨别真假？
解铃还须系铃人，专家们遗留下来的问题，还需要专家们自己来解决。6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宣布，即将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各方专家对厦门市进行全区域规划环评。潘岳的意思是说：原来的环评没错，只是格局太小。现在要扩大范围，把整个厦门市考虑在内。
“化工区的规划和建设必须充分考虑与周边的区域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的石晓枫副教授对记者说，“不能形成居住区与化工区混杂的现象。”但是，他没有解释这种混杂的标准是什么，两者究竟要相隔多远才算合适呢。另外，即使PX项目最终迁址，海沧地区目前已经存在的这几个大型化工厂，是否也都需要迁出此地呢？
“听说周围的工厂排放的废水都是有毒的，可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了，想搬也搬不走了。”那个在PX工地上种菜的农民对记者说。他没有去参加六一“散步”，因为“没有时间”。据了解，参加“散步”的大都是住在7公里以外的厦门市民，很多都是买了房子的城里人。如果PX项目真的像他们设想的那样，迁到了别的郊区，会不会污染新地方的环境？不知新地方的农民们是否还会去“散步”？
“很多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是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利而造成的，”石晓枫说，“国内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偷排的现象较普遍。环保部门的监督力量是有限的，应当发动项目周边公众的力量进行监督。”
可是，在环评报告不能公开，公开了大家也看不懂的情况下？公众监督如何可能？
附文一：
环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环评报告是否应该公开？对企业的环境保护监督如何进行？日前，《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北京化工研究院的彭飞翔副总工程师，他是该院环境保护研究所环评部门的负责人。
三联：中国化工企业的环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彭飞翔：中国化工企业的环评都是根据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来做的，针对化工企业的技术导则已经编好了，我是编者之一，但是还没有公布。不过，这个导则只是一个推荐标准，不是强制标准，因为很多涉及到技术的细节说不清楚。化工企业的环评与工作者的水平和经验很有关系，刚毕业的博士生做不了环评，必须经过多年的实践磨练。
三联：我国的化工企业环评标准和国外比怎样？
彭飞翔：我国对企业三废的排放标准甚至比国外还严！比如衡量水污染的重要指标COD（化学耗氧量），我国化工厂规定不高于每升60毫克，国外是120毫克。但是人家的规定能够严格执行，超标就罚款甚至关门。可是，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还不如国外，如此高的标准反而让企业有了破罐破摔的心理：反正也达不到，干脆就不遵守。于是大量企业存在偷排的行为，而我国法律的不健全，即使中央电视台公布了，最后也没怎么样，犯法的成本大大低于守法的成本。这个矛盾根源就在体制，大家都是国营企业，怎么能随便让你关门？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环评的高标准曾经吓跑过国外的企业。美国杜邦公司曾经打算在三亚做一个项目，可他们发现中国的环评标准比欧洲还高，他们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达不到。最后考虑再三，他们决定不投资了。
三联：环评报告是否应该公开？
彭飞翔：按照我国法律，环评报告都应该公开，一些需要保密的工艺除外。但是，我国一般公布的都是正式环评报告的简本，国外则要求全部公开，这大概是因为国外民众的素质比较高吧。
三联：是不是害怕老百姓看不懂，一味地反对？
彭飞翔：有这个因素。环评的技术含量很高，很难跟老百姓说清楚，所以必须用通俗的办法跟老百姓解释清楚。比如我们所1995年曾经做过南通的一个农药“百草枯”项目的环评，当地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不干了，百草都枯了，人还怎么活？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上电视，上网，告诉公众这个工厂采用的是在英国的一项很成熟的技术，后来还把英国同样工厂的情况介绍给大家。老百姓一看人家国外的工厂都没事，就认可了这个项目。
三联：吉化爆炸案后有些领导提出了所谓“布局性污染”的概念，认为化工厂不应建在水边，您怎么看待这个提法？
彭飞翔：我觉得这个提法是不正确的。化工厂要么不建，要建的话必须建在水边。一来解决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二来解决工厂用水问题，三来解决废水的排放问题，依靠大自然的净化能力来稀释废水。中国北方的大部分河流为什么都成了重度污染？一来因为水量小，“稀释容量”不够。二来中国化工厂的技术水平不高，又经常偷排，排放的污染物太多了。你看人家莱茵河，两岸有很多化工厂，原来河水很脏，但是因为治理的好，现在已经很干净了。
三联：PX工厂是否适合建在海边城市，比如厦门？
彭飞翔：大型化工厂必须建在海边，不但运输方便，而且海的稀释容量比江河大多了。比如上海曹泾化工区，就是依靠填海建起来的。不能说厦门不适合发展化工，关键是生产工艺技术到底怎样。那个PX项目不是不能做，要看它的规模、工艺手段和环保措施是否能够满足厦门的环保要求，我估计还真的不满足。另外，还必须考虑到发生事故的问题，一旦着火或者发生爆炸，不能伤到居民区，这应该是一个死的标准。
三联：对于已经投产的化工企业，环保局应该如何进行监督？
彭飞翔：第一靠自觉，第二靠健全的监督体系。日本有一个环境监督网，数据和环保局是相通的。中国环保局在技术上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人的因素不行，做不到。国外的环保局是为企业服务，给企业提供信息的，一旦出了问题，环保局会和企业合作，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可在中国，环保局变成了单一的罚款机构，环保局和企业成了一种猫和老鼠似的对立关系，双方的目的完全相反。企业没有自觉，光靠环保局的监督，非常不和谐，不可能达到环保的目的。
三联：中国的环评都是由企业出钱做的，这样还能做到公正吗？
彭飞翔：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认为环评应该由政府出钱，或者，企业出钱，环保总局负责招标，不让企业直接选择环评机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正。
三联：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发达国家也都是先污染再治理，中国逃不了这一关。您怎么看？
彭飞翔：我觉得污染的阶段很可能是跳不过去的，关键是咱们的这一过程太长了。我感觉目前中国政府高层对这个提法已经达成了共识，因为这已经成了既成事实，无法掩盖。厦门人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所以很多人会重视环境问题，可在中国的很多贫穷的边远省份，他们欢迎企业来污染！因为污染意味着有饭吃。前段时间发生的无锡蓝藻事件绝对不是偶然的，可是你要知道，无锡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的环保已经算是做的好的了！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环境在今后的5年里还会出更大的事情。
附文二：
三亚保卫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农业发展迅速，急需化肥。当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至3000万吨化肥，花费了大量资金。中石油决定利用北部湾莺歌海盆地发现的东方1－1型大型油气田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在海南岛建立一座大型化肥厂，预计年产量将是亚洲第一。
包括三亚、八所和洋浦在内的几个海南县市参与了对厂址的竞争，但其中决心最大的要数三亚市。这个海南岛最南端的城市急于摘掉贫困的帽子，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三亚的市长们甚至在国家计委对面的贵州饭店住了一年，轮流值班，游说有关部门，终于获得了成功。1996年，国务院决定该项目建在三亚市西北方向的梅山镇，距离三亚市中心62公里。成都化工部八院完成了该项目的环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995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来到海南省。他为了研究“洋浦风波”和海南建省的情况，在海南住了一年，几乎走遍了海南省的每一个角落。1996年初，卢跃刚看到这个大化肥项目的论证报告，立刻产生了疑问。“为了让化肥厂落地，三亚市居然把城市定位改成了‘大型化工旅游城市’，太荒唐了。”
卢跃刚决定阻止这个项目落地三亚。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拿出过硬的科学证据，这就要求他必须拿到那份环评报告。卢跃刚知道凭记者身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哪儿有利益，哪儿就有冲突。”他找到了三亚的竞争对手洋浦县的有关人士，终于通过他们搞到了这份报告。
研究过后，卢跃刚注意到两个重要细节：第一，环评报告说梅山镇的风向是从大陆往外刮，废气不会影响海南岛。第二，报告认为梅山镇的洋流一直是向西的，化肥厂排出的废水也不会影响到三亚居民的生活。可是，凭借自己在海南岛将近一年的生活积累，卢跃刚认为这两个结论是错误的。成都“化八院”之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撒了谎，是为了让化肥厂“看上去”不影响梅山附近的著名的热带雨林尖峰岭，以及三亚的旅游标志景点－大小洞天。
卢跃刚请教了有关专家，得到了和他看法相同的观点。掌握了这两个重要的证据，卢跃刚心里有底了。
不过，做为《中青报》的资深记者，卢跃刚深知媒体的作用有限，必须配备足够的社会资源才行。他首先想到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环保NGO－自然之友。通过朋友的关系，卢跃刚找到了该组织的理事长，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可没想到，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只管得了（滇西）金丝猴，管不了大化肥。”
失望之余，卢跃刚只好求助于一家民间经济学组织－“天则经济研究所”。卢跃刚本人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在所里很有信誉。研究所的常务理事张曙光教授曾经参加过“海南发展战略”的制定，听了卢跃刚的介绍，立刻发表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卢跃刚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和张曙光的反对意见整理成一篇新闻调查报道，可《中青报》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刊发。不得已，卢跃刚把这篇报道缩成千把字的短文投给了《南方周末》，发表在二版的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文章见报后在海南激起了不小的反应，可全国性媒体却没有跟进。由此可见，当时国内媒体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程度远不如现在。
即使当时大批媒体跟进，又能怎样呢？卢跃刚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他知道，要想达到目的，必须有体制内力量的参与。他找到了前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后者听了十几分钟的汇报，又问了卢跃刚几个关键问题后，立即对卢跃刚说：“你用记者的名义写个东西，我会把它交给人大常委会讨论。”
卢跃刚回答说：“我会给你一个更强有力的东西。”
在此之前，张曙光就曾建议，让科学家参与进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新的环评论证。卢跃刚找到了北大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叶文虎教授，由他联络召集了一大批中国环境学界的有关专家，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列举了化肥厂将会遇到的6大问题。卢跃刚又找来专家，在天则所开了一天的会，对这份建议书进行了非常认真严格的论证。第二天卢跃刚亲自把建议书递给了曲格平。
如果这份建议书还不够，卢跃刚还有新的计划。他找到一个朋友，拿出100万人民币，准备自己组织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写一份全新的环评报告！
幸运的是，他不需这么做。那份建议书经过几次转手，最终到了人大委员长万里的手里。正好万里一年前到过海南，称其为“东方明珠”，他对海南省的环保有切身的体会。有了万里的反对，再加上一些其它更重要的力量的介入，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建在三亚，而是迁到了广东省。
这场惊心动魄的“三亚保卫战”前后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环保，不光是道义的问题，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卢跃刚说。
附文三：
休斯顿保卫战
2004年夏天，姚明所在的休斯顿火箭队刚刚结束了一个令人失望的赛季。与此同时，另一场拯救休斯顿的战役却悄悄打响了。
休斯顿是德克萨斯州的石油重镇，市区外有许多用铁丝网围成的石油化工企业。铁丝网挡住了小偷和牲畜，却挡不住从工厂的烟囱里排放的有害气体。当地居民对此早有怨言，但德克萨斯州的环保部门却根据官方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认定这些化工厂的废气排放符合州政府的要求，没有违法。
2002年，年轻的蒂娜•卡佩罗（Dina Cappiello）来到《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担任环境记者。这份报纸不但是“姚迷”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更是休斯顿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报纸，有很好的口碑。这个卡佩罗毕业于乔治城大学生物学系，之后她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得了环境和新闻双硕士。毕业后她做了几年自由撰稿人，专攻环境报道。来到休斯顿后，她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问题，但是，具有理科背景的她心里很清楚：没有确凿的数据，任何指控都起不了作用。
2004年，卡佩罗说服了报社领导，拨出一笔专款，由她牵头组织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公民记者”运动。她先是根据专家的建议，选择了休斯顿郊区最有代表性的4个社区，挨家挨户进行家访，征集到了112名志愿者。之后，她请专家给这些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教他们如何安装和使用空气质量监测仪（比如，不能让烤肉干扰监测仪的正常工作）。2004年7－8月，她让这112名“公民记者”打开仪器，同步记录了3天。她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交给休斯顿大学的专家，由他们进行统计分析，并和政府部门的数据进行了对比。
2005年1月23日，《休斯顿纪事报》刊登了卡佩罗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她访问了许多住在化工厂附近的居民，请他们讲述自己和有害气体“亲密接触”的体会。同时，她详细列举了从“公民记者”运动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甚至还制作了一张休斯顿地区的有毒气体含量分布表，用直观的方式向休斯顿人介绍了家乡的现状，并用扎实的数据向休斯顿地区的化工厂发起了挑战。
具体来说，这次调查一共测量了31种化学气体，其中18种被美国环境法认定为对人体有害的“毒气”。测量数据显示，至少有5种“毒气”的水平超过了警戒线，它们全部是公认的强致癌物质。比如，有两个社区上空的苯含量几乎等于让该区居民“每天24小时生活在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另外一种致癌物质1,3-丁二烯（1,3-Butadiene）同样超出标准，某些地方甚至达到了美国法定标准的20倍。
这篇报道立刻在休斯顿地区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居民们纷纷向州政府写信抗议，有人开始咨询控告化工厂的法律程序，还有少数人决定搬家，永远离开休斯顿。这下政府终于坐不住了，经过磋商，德克萨斯州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和休斯顿市环保局签订了一份协议，允许休斯顿市的环保部门越级，直接向休斯顿市内的违规化工厂提起公诉。按照原来的法律，类似诉讼必须先向州环保部门申请，可因为州政府人手不够，这类申诉请求往往会拖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处理。
为了更好地对化工企业废气排放进行监督，休斯顿市长比尔•怀特（Bill White）于2005年4月成立了一个“空气污染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名生物学和化学方面的专家组成，他们不但负责监督化工厂的废气排放，还负责和其它政府部门合作，向违规企业提起公诉。
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压力终于让化工厂的老板们坐不住了。2005年6月，位于休斯顿市的“德克萨斯石油化工厂”（Texas Petrochemicals）和市政府达成协议，在3年内把工厂排放的1,3-丁二烯降低一半。据估算，该工厂至少需要花费1200万美元更新设备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工厂自愿为这次技术革新买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付出高得多的赔偿金。两个月后，又一家著名企业，“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Goodyear Tire & Rubber Co.）和政府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在3年内把1,3-丁二烯的排放量降低25％。
另外，两家工厂都同意允许第三方（比如环评公司）参与气体排放监测监督，保证废气排放能达到协议规定的要求。
就这样，本来人单势孤的民间环保人士，终于在这场“休斯顿保卫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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