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转“红轮”》这部历史著作，对中国颇具借鉴意义，文中所述与现世中国多有对应：公众对“公知”的调侃；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野；改革还是革命。
《倒转“红轮”》的出版有一个热闹又颇合时宜的背景：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对公共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的调侃让“公知”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语都变得像贬义词；作家莫言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关于作家应该对政治和各种公共事件持何种态度的争论；大众普遍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以及随之而来地对改革或暴力革命的渴求。
尽管《倒转“红轮”》的作者金雁女士总是⼀再声称，她研究的只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她的专业也只是东欧和俄罗斯的历史研究，但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却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的现实联系在一起。
因为，上述现实都可以对应地在这本书中找到投影：大众对于包括托尔斯泰、果戈理和屠格涅夫在内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嘲弄；两位俄罗斯大作家高尔基和索尔仁尼琴对待政治或者集权主义的不同态度；以及俄罗斯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这本书聚焦的国家与地区，正好也和中国一样,经历过共产主义集权和随后的转轨。
58岁的金雁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苏联/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此前她对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转轨研究已经让她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盛名。她将自己电脑里和读书卡片上的断简残章一一重新写作（这造成了这本书注释的混乱，同⼀出处时而是俄文注释，时而中文注释），形成了这部厚达700页的《倒转“红轮”》，主题正如书的副标题所言——“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不过我们看到的《倒转“红轮”》只是金雁设想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按照她的描述，三部曲的第二部会描述苏联一党制的形成，再现一个初始还有着自由传统的群体如何走向集权，她称之为“历史的化妆舞会”。第三部的主题是民粹主义。部部惊心。
她称这些工作全都是由自己一人完成，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从1985年拿过国家社科基金以后，就再没有申请资金做过课题。我没有团队，也没有动用自己的博士生。这是我个人的长期思考。”金雁在一个私下场合对我说。
金雁说，她写这本书的最直接动力来自丈夫秦晖的催促。秦晖是中国大陆最受人尊敬的学者之⼀。金雁和秦晖达成了一个约定：任何一位如果先于对方去世，那么还在世的人有责任和义务整理对方的文稿。接下来，他们开始互相抱怨自己可能承受的工作量太巨大。结果是，秦晖不断敦促金雁将她多年的思考与研究整理出版。
金雁将自己这些长期思考的初衷概括为三点。首先是从历史学家的长线眼光来看俄国历史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拉长时段来看，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跷跷板。因此历史总是隔代相似”。其次，她认为，如果不破除中国大陆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列宁神话，那么对俄国思想史的研究就是中断的。第三，她想要让人们能够从俄国思想史上汲取一些教训，在那里，“一个阶段对另一个阶段的否定，总是矫枉过正。”
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可以作为“跷跷板”的一个例子。强调人性化与个性自由、告别革命回归文化，以及到思想深度中寻求庇护的“路标”派，受到了列宁的激烈指责。列宁称《路标文集》为一本“臭名昭著的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叛变和变节”的写照。因此这本书在共产主义的苏联注定是受人唾弃的。但在苏联解体之后的1990 年，人们突然又重新发现了《路标文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夜之间洛阳纸贵，其畅销程度让当时在俄罗斯做访问的金雁颇为惊讶。
《倒转“红轮”》中最易读也最让人感兴趣的章节可能是关于高尔基的的章节和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之间分歧与争斗的相关章节。金雁描述了高尔基如何从一名“不合时宜”者变成了红色文豪、斯大林的仆人和“党的机器上的螺丝钉”。这不免让人想起针对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向权力献媚的指责。持温和自由主义立场的贵族知识分子同持激进主义立场的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争吵，例如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辩论，或者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分歧，也不免让人想起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与辩论。
至于金雁在全书接近结尾时用一个章节来写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则有些像是在暗示一种对非此即彼的断裂状况的解决方案。她写道，俄罗斯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意识到，“俄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共识’，处在思想两端的知识群体是如此的不一样，争论和斗争是很难改变另一群人的价值观的。因此需要另辟蹊径，需要注重社会建设，改变俄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不均衡和社会紧张关系……暂时不与政府相抵触，放弃广场革命，在广场之外温和地有分寸地循序渐进地使社会成长起来。”这第三种知识分子，他们既不在体制之内，也不是革命者。
因为对中国现实的借鉴意义，以及它的思考深度与广度，《倒转“红轮”》可能是201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最佳原创图书，但是700页的厚度和这本书的学术气息可能会妨碍到它的畅销程度。
我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见到了金雁。人们对这本书厚度的担心让她想起早年工作时写“要报”的经历。“要报”是一种呈送给领导的简明扼要的文件。她总是被指责为“不会写要报”。
她回忆起这件事情时笑着说：“给我的感觉 ，好像领导只会看快板和口诀式的东西。”她站在了简短的说明书似的出版物对立面。她称之为“思想的矮化”和“粗鄙化”。“很多人觉得只能做口袋书，我反对这点。深邃的作品可能不大众化，但毕竟要有人做。”金雁说。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0/29/cc29rus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