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半，太原市南郊的城西村里涌出了潮水般的年轻工人。他们穿着同样款式的工装，大多数无精打采，一边嚼着热腾腾的鸡蛋灌饼、包子馒头，一边沿村口外的公路慢慢行走。在这条尘土弥漫的水泥公路上，两旁的绿树终年被灰尘覆盖，女工身上的粉红色工装是唯一的亮色。
15分钟后，他们便走到一处庞大的建筑群——拥有近八万名员工的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大门前。在安静而快速地通过狭小的员工通道后，他们随即隐身于园区内一栋栋低矮的灰白色厂房中。
接下来的十个小时里，他们就像机器人一样，沉默地重复着各种细枝末节的工作。
将保安“狠狠教训了一顿”
如果没有9月底发生的那一起大规模骚乱，作为富士康在大陆布局的众多生产园区之一，太原工业园并不引人关注。
9月23日深夜，数以千计的富士康工人与园区保安发生了持续数小时的激烈冲突。在这场导致40名男性员工受伤的冲突中，工业园出现了车间封闭、超市被砸、厂房受损等状况。事态最终在大批警力介入下才得以平息。
两周后，除了园区附近驻守的一两名警察外，这里已看不出骚乱的痕迹。
迎着上班人群的是另一群刚下夜班的工人，劳累一夜后，这些人最想做的事就是躺在舒服的床上睡觉。
20岁的陈兴国走在这支萎靡不振的下班大军中。这个瘦高身材的青年留着造型夸张的发型——额头前染成黄色的头发几乎完全遮住了他的右眼。他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嘴里叼着香烟，脸上挂着长时间劳作后不愿多说一句话的倦怠表情。
在之前的整个晚上，他就坐在流水线旁，跟几百名工友干着同样一件事：拣起传送带上流过的铝制手机外壳，检查外壳表面有无压铸时残留下的金属颗粒，如果有，他们就用一把形似刻刀的工具将其刮擦掉。完成这样一道工序只需要几秒钟。
“我们一整天都在干这样的事。”陈兴国面无表情地说道。这名年轻工人来自山西晋城农村，初中毕业后曾在当地亲戚开的小餐馆打过杂，还曾在北京的小网吧里当过服务员。去年夏天，他和一位朋友应聘进入了富士康。朋友告诉他，这是家世界500强企业，收入稳定，而且能按时发放工资。从此，陈兴国便成为自己的同乡——祖籍山西晋城，但在台湾出生和发家的郭台铭那庞大制造帝国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尽管过去的乡下时光在他身上留下了黝黑肤色，但城市生涯已经让陈兴国发生改变——除了发型，他的左耳戴着一个五角星形的金属耳钉，手里的黑色三星手机总是播放着流行音乐。
在富士康超过百万人的劳工里，陈兴国是人数最为庞大的基层作业员之一。这个20岁左右的群体几乎都来自农村，大多数只读完初中、中专便外出打工。在富士康里，依靠每日简单而重复的劳作，他们每个月能挣到2500元左右的收入。
跟他们曾经外出打过工的父母相比，这样的收入水平要高得多。十多年前，陈兴国的父亲曾在东莞的电子厂里打过工，每个月只能挣到可怜的几百元。
现在，他们又走上了父辈曾经走过的进城打工之路。时间似乎并未改变两代人的际遇——他们都终日坐在流水线前，面对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零件。不同的是，父亲当年生产的是电视机，而陈兴国生产的是手机。
陈兴国手里的铝壳经过研磨、抛光、喷漆之类的一系列工序后，最终会跟其他零部件一起，被工人们组装成现在最耀眼的产品——苹果公司刚发布的有着更薄机身和更长屏幕的iPhone 5。但这个新时髦产品，对陈兴国来说，太贵了。目前，iPhone 5在中国黑市中的售价高达7000元以上。
作为郭台铭庞大制造帝国的分支，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在帝国版图上不算起眼。过去十年中，由于快速膨胀和成本上涨等原因，富士康的触角已从深圳延伸到中国内地众多省份。动辄数十上百亿元的投资额，令热衷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无不夹道欢迎，纷纷在土地、厂房、税收、财政补贴等诸多方面提供扶持。在这股富士康内迁的洪流中，新生代打工者正日渐发出自己的响亮呼声。
“上一代认为进城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老婆孩子，受点气也无所谓。”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兴周说，他们“有自己比城市人低等的观念”，惯于逆来顺受。
而80后、90后的新生代打工者已经没有那份耐性和牺牲精神了。和父辈们相比，他们不愿忍受过去的工厂严格管理制度和下班后的枯燥生活。2005年开始从事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的王兴周说，新生代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对外界有更多了解，有了追求平等的意识，“他们对自我价值有更多追求”。
伴随着新生代打工者的觉醒，富士康这架巨大制造机器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2010年，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一连串令外界瞠目结舌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这不仅令富士康遭到它最重要的客户——苹果公司的独立调查，还一度出现股价大跌的危机。媒体的批评报道也令富士康的公众形象直线下滑。
作为应对，富士康在事件发生后将基层员工的月薪从 900 元调升到 1200 元，还发起了“珍惜生命、关爱家人”员工签名活动，不过有员工将之称为“不自杀协议”。
今年3月，受苹果公司委托对富士康进行用工环境调查的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发布报告称，富士康存在加班时间过长、“克扣”加班工资等一系列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此后，“血汗工厂”的称谓像富士康的烙印一样，频频见诸报端。
9月23日的骚乱，让富士康已不光彩的形象再受打击。
一位上夜班的罗姓工人说，工人们把蛮横无礼的保安们“狠狠教训了一顿”。
出于生产安全和保护商业机密的目的，在富士康太原工业园里，保安一向对工人奉行严厉的管理姿态。工人一旦被发现未按要求穿戴工装、违规在车行道上走路、甚至在园区内用手机拍照，就可能遭致保安的责骂乃至恐吓。隐忍多年后，工人们爆发了。
“保安总是狐假虎威地欺负我们。”这位罗姓工人愤懑地说道。事件起因是几名工人酒后与保安发生口角，其中一人被多名保安拖进面包车里殴打。而这类事件已不止一次发生过。
大批被激怒的工人随后与保安爆发了激烈冲突，他们吼叫着四处追打保安，有的人掀翻园区内的汽车，砸碎超市玻璃，推倒栅栏。
八万人的富士康工业园里，一场貌似微不足道的口角，最终像蝴蝶效应一样演变为富士康史无前例的巨大骚乱。
陈兴国对自己未能参加那晚的大事件有些遗憾。而他的工友说，如果富士康放任保安的粗野行径，这样的事件随时会再次发生。
走进城西村里时，陈兴国弹掉烟头，在一家肮脏的小饭馆里吃了碗刀削面后，便径直回到自己租住的小院里。
“睡眠中，请勿打扰”
过去的七八年中，在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周边的城西、南黑窑、小店等郊区的村子，成千上万的富士康工人成了它们的新的主人。
这些带着泥土气息，带着迷惘和期待的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便一头扎进了城中村和工厂。他们在空间和心理上都身处城市边缘，终日呆在郊区脏乱的城中村和永不停歇的工厂里。
城中村四周，原本荒凉的土地上已经建起了一个个高档住宅区。这些高楼每平方米的价钱相当于一台黑市中的iPhone 5，差不多是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三倍。“对他们来说，在城里买房遥不可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管理者说，房地产市场的涨价幅度远远超过了工人的涨薪幅度。这位管理者的任务是组织车间工人完成生产任务，“除了工作，我们很少有交流，更不会成为朋友”。
陈兴国租住的房间位于城西村口的一条狭长小巷右侧，是一个带有北方四合院风格的小院的一部分。这个小院由一栋两层楼房合围而成，院内贴着红色瓷砖的屏风正中，印着大大的“福”字，四周画着盛开的牡丹、莲花。
绕过屏风，埋头从挂满衣服的晾绳下走过，便能看到一扇扇紧闭的绿色铁门。其中一扇门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告示，上面写着“睡眠中，请勿打扰……谢谢！”
这个小院有近30间房屋，租客几乎都是20来岁的富士康工人，每月三四百元房租。同住一个院子的他们少有往来，作息时间不同和习惯性的倦怠，是阻碍他们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因。小院子的房东说，“他们就像机器一样，除了睡觉，就是工作”。
只有节俭的员工才愿意住在富士康园区内的员工宿舍里。在有的人眼里，虽然只用交110元住宿费，但那些灰色混凝土宿舍楼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堆。
不久前潜入富士康太原工业园采访的《新闻晚报》记者王煜说，宿舍楼的环境糟糕透顶：整栋楼散发着垃圾的腐臭、汗腥和泡面味混合成的浓烈怪味，每间宿舍门口都堆满垃圾，宿舍里还会窜出大群蟑螂。
工人们曾经向厂方反映过这一问题，但情况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一位在富士康从事员工关系协调的工作人员私下说，不能将这一情况完全归咎于富士康，“如果他们自己不讲卫生，谁能帮得上他们呢？”
陈兴国与另一位工友合租了个单间，代价是每月交四百元房租。
这间十多平方米的明亮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墙壁上贴着几张流行歌手的大幅照片。陈兴国那遮住右眼的夸张发型，便模仿自其中一位名叫张杰的歌手。房间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组装电脑，它是陈兴国的室友李襄花八百元买下的。依靠小院天井上空横七竖八的网线中的一根，这对室友与外界保持着联系。
22岁的李襄两年前从广东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便与大多数同学加入了富士康。像大陆的许多职业学校一样，这所学校也与富士康建立了合作关系，它的学生需要在富士康完成约半年的实习。其中部分人在实习结束后会选择留在富士康。
李襄的岗位在一间白色涂装车间里。上班时间，他一直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操控固定好位置的8支喷枪，将油漆从各个角度均匀喷洒到亚马逊公司的Kindle外壳上。这个300来人的车间能在半天内喷出上万个Kindle外壳。
凭借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富士康获得了苹果在内的众多全球顶尖品牌的青睐。但李襄说，在富士康工作是件很无聊的事。“除了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外，其他时间我就像机器人一样，只能一动不动地盯着喷枪”，这位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抱怨说，工厂里永远充斥着令人昏沉的机器运转声，而涂装车间里的油漆味也让他感到胸闷。
跟白班一样，夜班时间也是十个小时左右，赶工期时加班时间还会有所延长。工人们每隔一个月便会调一次班，有的人——例如李襄，便喜欢上夜班。“上夜班的干部少，管理也比较松”，他说。
在这个被年轻人占据的小院，无论白昼，任何时候都有人沉睡其中。而整个城西村都是这样——这里的租客不是在工厂里劳作，就是在出租房里睡觉。上夜班的工人通常在上午九点入睡，直到傍晚时分才像被按了启动钮的机器人一样纷纷起床。在这期间，外人用拳头砸门也别想唤起他们。
这样的作息时间令城西村多数时候毫无生气。村里林立的小餐馆、服装铺、发廊、网吧、成人用品店门前冷落，他们翘首以待的顾客要么在上班，要么在睡觉。到下午六七点钟时，城西村才会逐渐回复生机。
这时，下了白班的工人们带着疲惫和放松的神情，成群结队地穿梭在灯火辉煌的小巷里。他们脱下千篇一律的工装，穿起各种新潮的休闲服，在各个角落热烈交谈着从钓鱼岛争端到谁的男朋友更帅气之类的话题。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工人买了个粉红色的Kitty猫玩具，正站在横跨村口污水河涌的小桥上等待女朋友。
而接替他们的夜班工人，也打着哈欠走出出租屋，走向机器永不停息的富士康工厂。
“要找工作吗？”
无论在上班还是下班途中，陈兴国和他的工友们都会见到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守在城中村口、公路边、工厂门外，只要看到初来乍到模样的人，便会走上前去。“要找工作吗？”这是他们跟人打招呼的第一句话。
这些被陈兴国称为“寄生虫”的人是为富士康招聘工人的中介人员，每成功介绍一名员工入职，他们就能从富士康那里领到300元酬劳。陈兴国就是被其中一员送进富士康的。
“工人就是我们的商品”，穿着件牛仔夹克的王磊无情地说道。这名19岁的年轻人在厌烦了富士康流水线旁的枯燥工作后，转行做起了现在的行当。
在他递出的名片上，写着一句“成就你的梦想”，和富士康的简短招工标准：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6.5——45周岁；身体健康，无文身烟疤。
“其实小学文化也行。”王磊狡黠地说，近几年处于用工紧张境况的富士康不会在意这一点。而文身烟疤同样不是问题，只要花二三十块钱，城西村里的小店就能抹去这些痕迹。
如果有意的话，经过简单的考试和体检，求职者能在一两天内成为富士康新人。一位富士康员工说，试卷内容只是些诸如你能否承受加班压力、是否容易发怒、《论语》作者是谁之类的简单问题。他认为这样的考试只是走走过场。
王磊的生意并不景气。最近几个月中，他有时一天也做不成一桩买卖。“富士康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了。”他叹着气说。
事实上，招工难已经成为富士康的巨大挑战，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地方政府。在富士康进驻的山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地方，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采用摊派的举措为其招工。
距离太原不到四百公里外的晋城，富士康正在建设一个投资额将达千亿元的超级工业园。按照规划，该工业园未来总用工量将达到20万至30万人之多。为了满足它的庞大用工需求，晋城市政府在7个县区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招募工作组，正在全省甚至跨省招募大量工人。《都市快报》报道称，山东烟台市政府甚至以下“死命令”的形式，要求当地中专院校组织学生到富士康实习。其中部分学生尚未满16岁。
与城西村一路之隔的山西大学里，一群在草坪上练习街舞的大二学生说，他们感觉去富士康工作是件可怕的事。
富士康“中干”（富士康的大陆干部）陆汇峰对如此窘迫的招工方式唏嘘不已。陆汇峰在2005年便加入了当年仅有六栋厂房的太原富士康。“那时技术管理型人才只招重点大学毕业生，普通工人至少得有中专以上文化”，而且年龄限制是18岁到35岁。
在陆汇峰印象里，当时基层工人的底薪是800元，但算上加班工资后，一个月能挣到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当时，这样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普通太原市民。求职者要靠托关系，甚至花钱才能加入富士康。
但这样的场景在2008年前后便一去不复返了。受全球金融危机、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富士康不再是中国新生代工人眼里的最佳之选。这家劳动密集型企业正遭遇来自中国工人的挑战。
“除非别无选择，否则现在的小孩不会选择富士康。”陆汇峰说，在近两年外出招聘技术人员的时候，他经常不得不去一些“很次”的学校才能招到人。
这位管理者抱怨新生代打工者眼高手低，娇生惯养，缺乏时间观念，而且丧失了他们父辈的纪律性。让他记忆犹新的一个事例是：一批刚入职的90后员工因工作效率不高而受到负责人批评后，第二天便以集体旷工的形式向负责人示威。
但他承认富士康面临着一个难题：在收入失去明显优势之后，富士康靠什么吸引打工者？由于人手总是紧张，一些进厂才几个月的工人就会被任命为生产线负责人，“他们完全不懂管理，会把自己的工作压力转嫁到工人身上”，陆汇峰说，“这些负责人骂人的脏话很难听。”而这导致了工人对富士康更加不满。
“不能只把他们当成坐在流水线旁埋头干活的工人，而应当将他们视为一个有创见的群体”，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孙海法说，新生代打工者“希望生活更有尊严，能通过工作获得自我提升和发展”。
孙海法早年曾给富士康做过咨询项目和培训服务，在他印象里，富士康是一家关注生产流程、产品质量、技术提升的高效企业，但“它对员工的需求并不太关心，认为只要支付了工人工资，保证流水线正常运作就够了”。
“这份工作让我绝望”
在富士康里，工人不需要学习，甚至不需要思考。“只要把同一件事成千上万遍地去做就好够了”，陆汇峰说，“这样的工作更适合机器人。而机器人的命运是在不断损耗后被淘汰。”
富士康的新生代工人们已经难以容忍这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个人奋斗，有朝一日能享受到现代文明，而不仅仅是作为文明的奴隶。
“管理层能在大酒店享受高档美食，而工人只能在路边小餐馆AA制，”富士康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的职员说，如果工人认为无法改变这样的状况，“他们就会另外选择出路”。
睡了八个小时后，下午五点，陈兴国磨磨蹭蹭地从床上爬了起来。他点燃一根香烟，试图打起精神。“工厂想把我们改造成机器，关心的是怎样压榨我们的劳动力；但我们关心的是自己能从工厂收获什么，今后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他眼中工人与富士康的隔阂。
陈兴国的梦想是“在城市里有房子，有稳定收入”。尽管这个目标遥遥无期，但他能肯定的是，富士康不会给他这一切。这让他沮丧不已。
他的室友李襄已经起床一会儿了，正在QQ上跟外地的同学聊天。作为对自己有明确规划的人，李襄过一两个月就会辞职。他打算回老家开一间杂货店。过去两年中，这个用着价值150元的手机的年轻人已经攒下了3万元。“这是我在富士康的最大收获，另外，我还交了一些朋友，他们教会我不少社会上的东西”。
“你真牛啊！”对于室友3万元存款，一贯“月光族”的陈兴国感到惊诧不已。富士康许多年轻工人会在服装店、餐馆甚至在简陋的KTV里把每个月的工资花个精光。住在陈兴国右侧屋里的两名女孩说，她们不久后会花钱去听“凤凰传奇”在太原举行的演唱会。其中，将左手小手指染成了翠绿色的田美娥说，她厌倦了自己整天按着压铸设备开关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感到绝望。”她说，整天对着机器已经影响了她的沟通能力。
为了吸引并留住流动性极强的基层工人，富士康今年内涨了两次薪水，算上加班的额外报酬，这里的员工每月收入已经领先于太原的大部分工厂。但由于此前受到外界批评，富士康已对员工加班时间实行了严格管控，近期一线工人每月的加班时间大多被限制在40—60小时以内。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最多只能在3000元左右浮动。
在富士康太原园区骚乱不久后的10月5日，富士康郑州园区的工人因工作压力过大而以集体旷工表达不满。富士康将这一事件称为“员工纠纷”，并称事件立即得到了解决。
而一位员工透露，今年年初时，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已经发生过一起规模不大的罢工事件。一名保安还曾因试图抓人而被工人殴打。
“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这名员工说。为了防范工人联合起来，富士康的宿舍通常不会安排同乡住在一间屋里，而在人手一份的《员工须知》上，“拉帮结派”则是会遭到直接开除的严重违纪行为。“但我们可以在外租房、可以上互联网”，这名员工说，富士康的管理已非铁板一块。
不到十年时间，曾经人人仰视的富士康太原工业园俨然已沦为过气的明星。一位管理人员称，因为人手不够，他所在的部门目前只能满足一半的订单制造业务。而在生产任务最重的手机部门，在郭台铭要求集团全力以赴保证iPhone 5生产的命令下，富士康不久前甚至不得不调动山东、河南的工人到太原支援生产。而9月23日夜里与保安的冲突，据说正是由这批员工引发。
“我在太原做餐厅服务员也能挣上两千块钱，不仅轻松，还能接触到外人”，田美娥说，她不介意少挣五六百元。“开心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她奉行的价值观。她表示自己不会找富士康的工人做男朋友，这名19岁的女孩刻薄地说道，“一辈子不会有出息”。
每月12日富士康发工资这天，城西村里总能看到拖着行李箱悄然离去的工人。陈兴国早已把这样的事当作家常便饭。“大家只把富士康当作跳板，早晚有一天会离开的”。陈兴国不想一辈子处理手机外壳，在李襄的鼓励下，他正打算攒点钱去学驾驶。
去年7月底时，郭台铭透露富士康将用三年时间引进100万台机器人，以此降低对工人的需求。四个月后，郭台铭再度声称，2012年内将以日产1000台的速度，让30万机器人进驻富士康。
没人会知道有多少工人将被取代，但董事长郭台铭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使用更多的机器人。根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今年1月，谈到自己全世界100多万名员工的时候，董事长郭台铭说，“人类也是动物，如何管理这100万动物让我很是头疼。”
这个因成本高昂而一度被视为超前的举动，已经在富士康内部悄然推进。陆汇峰发现，他呆的那间庞大厂房里，去年至今，日夜不歇的机器人正越来越多出现在工人身旁。但陆汇峰感觉，人的某些能力不是机器人能代替的，“例如观察、思考、协作精神”。
晚上七点过，陈兴国和李襄离开小院走上公路，加入夜幕下的富士康大军，向那座灯火通明的工业园走去。
（文中部分人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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