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历史文献和老照片纪录下来的晚清局部写照，就可以看出这个庞大的王朝，人民如何从“爱国”的“盛世”，如何走到“叛国”的“末世”的。
下面谨看美国《纽约时报》当时的一些零星记载——
●1858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组新闻专稿，其中说到了清朝的骑兵：“这些鞑靼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杆火枪。他们的火药显得很粗糙，在他们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每个人的长筒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1860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记述了外国记者在广州看到的犯人行刑时的情景：“雪亮的钢刀闪过之后，罪犯的头会被刽子手踢到一个角落，而躯体被抛到另一个角落，鲜血同时从两处喷出。我们到来时，已处决了二十名凶犯，他们的血在人们的脚下流淌，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脚踝深的血坑，血坑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据说一天处决三百人的情形多的是。”
●在1867年8月4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曾说到了清朝的教育：“教育在清国人中普及的程度至少与英国不相上下。那些生活在清国社会最底层的苦力，即被人们蔑称为‘猪仔’的人，尚且能读和写。普通的民办私塾遍及大清国的每个角落，虽然父母送子女到这些学堂就读必须向它缴纳一笔额外的费用。在大清国有些地方现在已经设有公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资助的，这些学堂对穷人免费。再就是，在每个城市都为富人的孩子们开办有数不清的私立学堂。”
●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介绍中，几乎找不到慈禧太后在其中的作用。因此有美国史学家认为：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1871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了一篇题为《广州的一天》的新闻专稿，记录了外国记者在大烟馆的见闻：“十到十二个各种年龄的男人在喷云吐雾……有个男人正枕着小木枕，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光板床上。他茫然若失地盯着什么，鸦片正把他带向缥缈的远界。旁边有个男人，正用他最大的肺活量深吸着，一团团烟雾从他的鼻孔进进出出，他似乎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奇怪的梦中去了。”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在一则通讯中，说中国的教育是填鸭式的：“学堂是个非常嘈杂的地方，全体孩子都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叫喊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把他们正朗读着的课文背诵下来。当他们觉得自己能背下那些内容后就去找校长，然后背对着校长，表示他们无法看到校长手中的课本，并开始一字不差地复述他所学到的内容。这种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而这种做法似乎贯穿于大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
●在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的一则通讯中，撰文者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做女人的小脚：“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通常都非常仇恨外国人。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清国妇女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到了中国的考试制度：“会考考场占地达数英亩之大，由很长很长的一排排小房间组成，这看上去有点像个巨大的养猪场。考场四周立有不少塔楼，上面站有监考人员在一直监视着考场。监考官禁止外面的人与考生交流，也不准考生之间相互沟通。‘一万’考生就这样被关在小房间里三天三夜。”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些年纪较大的考生死在了里面。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从外面凿个洞，把尸体拖出去扔掉。”“然而，考试带给成功者的荣誉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封闭考试的另一个侧面。如果一个人获得了这些功名中的任何一个，他的名字就会被迅速地张贴到他家宅院的院墙上，而整个村庄或乡镇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光荣和骄傲。政府的职位和升迁机会就摆在成功者的面前。”“假如他获得了一个读书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状元’，家乡那些欢腾的人就会在孔庙里为他竖碑庆贺，而他的名字也将流芳百世。”
清末的中国病入膏肓，战争接连而来，清军不断战败，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八国联军的入侵，老百姓不是逃命而是围观去。面对自己同胞被外国人欺负，甚至处死时，脸上挂的是麻木表情，像个看客一样，冷眼旁观或是匆匆离去，脸上仿佛都写上“这都与我无关”。躺在床上吸鸦片的照片，更成了晚清人形象之一。
●1886年8月29日的《纽约时报》，摘登了香港《每日新闻》关于清朝皇帝选妃和侍寝的一些生活趣事：“皇子15岁时必须结婚。如果确定为皇储，还要为他选太子妃。选立正式的太子妃前一年，宗人府要先为他选一位比他长一岁的宫女试用，教他学会怎样做丈夫。清帝就寝时，床边有八名宫女侍候，还有十六名从内务府传来的侍女在旁协助。她们的职责是服侍主子，不能打喷嚏、咳嗽、唾吐和发出任何声音。”“每年春节，皇帝陛下和皇后都要共同主持一场宫内大宴。皇后坐在皇帝陛下的左边。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全体妃嫔会聚的场合，皇帝能见到他所有的爱人，并对她们进行比较。”
●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光绪皇帝学英语》的述评。文章说：“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在大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1906年11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中，有篇《一个美国律师的观察》的文章，说到了清朝的法律：“《大清律法》十分独特，处罚相当重，非同寻常。几个月前，上海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即把他关进站笼中，头伸出笼外，卡在一个洞中，不能动弹。然后，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中取走一枚石子，直到其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此外，还有一种死刑叫‘凌迟’，就是将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令他痛不欲生。处决强盗的方法一般是斩首。”
●1911年12月6日，摄政王载沣辞职。当时《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皇太后今天发布了一份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亲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的布告，签字者为内阁的成员。指出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并且一个立宪的政府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布告中说摄政王觉得他的遗憾来得太晚了，他哭求辞去摄政王一职，同时也表达了他最真诚的放弃政治的愿望。由于被误导，他危害到了人民。因此他的辞职被接受。退休的摄政王每年将从皇室得到一笔总数为五万两（大约三万美元）的补贴。”
……
以上这些是历史文献和一些老照片纪录下来的晚清局部写照，一个曾有着大唐盛世，有着五千年丰富的物质与精神兼具的美好文明，在清末时，却成了这个样子，只能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气息，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时，人民除了选择推翻这个政权外，另一个就是选择顾好自己，不管是用鸦片来麻痺自己，还是成为麻木冷漠的中国式看客。因此，当百姓选择用围观来迎接攻入城的八国联军时，就已注定清朝的灭亡。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爱国人士痛不欲生。
然而事实上，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至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个话题不是今天的主题。主题就说说晚清的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
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殿。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试问，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
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1894年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
——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
总结如上三个因素：
1.谎言加暴力的奴才专制制度，优汰劣胜，使跳梁小丑大行其道成为必然，贪赃枉法之人被聚集在权力体制中，甚至成为核心和权贵。
2.作为一种稳定专制的权术，腐败官员更是专制制度的基本要求，官员不贪反而自身难保。
3.因为奴才专制制度的律制原理，使得整个社会制度化地腐败变成为生存的必需。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专制权力掌控者，根本不会情愿真正地建立完善反腐败的权力监督机制，首先怕民众的监督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其次官员相互监督无非演变成官官相护。那么所有的监督机制必然形同虚设，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就势所必然了。
这种奴才专制主义制度的制度性腐败的生成和保持机制，在自由主义社会，都是不可能全面存在的，只可能在某些局部，因为人员，权力监督制度不完善的缘故而以暂时的状态出现，个案的形式存在。因为新闻言论自由，法治秩序的正常运转，此类事情一定会被高效发现，并得以及时地纠正或根治。这是因为自由民主社会的权力委托管理机制，基于信用和制度保障，而不需要依靠暴力加谎言。
历史是值得借鉴的。
回想和临国打战，打赢的竟然自动让出土地；国家闹穷、闹饥荒时，竟还充当散财童子，四处给别的国家钱；梦想成为军事大国，为了研发制造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不顾百姓死活而投入大量资源；无休止的内斗……
在一个专制恐怖的环境下，把人的心都逼成了更麻木冷漠。
再回想清朝最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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