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10 月 1 日信報
Vic: 《墓碑》一書，血淚斑斑，然篇幅之鉅，令人讀到感覺「麻木」。一千萬、二千萬、三千萬人餓死？都成了統計數字。「麻木」非不仁，只是承受不了代入場境的精神重負。憤怒是難免的，尤其是想到，那三年餓死人以千萬計，但國家沒有學到任何教訓，政治鬥爭愈演愈烈，不過是隔了四年，更大、更長久的災難--「觸及靈魂深處」的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尊敬的毛大人，至今仍是眾多同胞的英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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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共和國國慶日，筆者選擇寫一些不怎麼值得高興的事，說一些政治上不怎麼正確的話。事緣月前在一位熟朋友家裏「打書釘」，厚厚的上下兩冊內容紮實只及匆匆看了百多頁；對上一個周末，毒奶事件剛鬧得沸沸揚揚之際，筆者在網上瀏覽，讀到一篇前同事丁學良先生（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的文章，題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介紹的正正是我在朋友家中閱讀那套書，於是馬上把書買到，挑燈夜讀之際，愈往下心裏愈難過。共和國成立初年的一宗又一宗政治慘劇，今天已成為過去，重複出現的可能性大概也比較低，但導致這些事件中的一些政治環境和風氣，卻一直存在。毒奶事件中，地方各級政府礙於政治原因，知情不報超過一年，事後中央主管宣傳的機構更為替「神七」消息當清道夫，把有關毒奶事件的報道作冷處理兼「消毒」；現在政府上上下下這種處事手法和背後心態意識，與當年相比，縱有程度輕重之分，論性質卻沒有兩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於國慶日特地選擇談及此事，讀者所得印象當比較深刻。
書名《墓碑》，副題是「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這個大飢荒發生在五十年前的五八年冬至六二年春，即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按當年中央的說法，出現那次史無前例大飢荒的原因是中國大部分地區連續三年遭遇特大自然災害，國內階級敵人乘機反攻倒算，國際上蘇修背信棄義撕毀經援合同撤走專家落井下石。這三個理由後來證明完全站不住腳，故一九八一年起，官方將那段歷史改稱「三年困難時期」。
是書作者楊繼繩，六六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曾任新華社記者和編輯三十五年，八四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現在是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作者在序言中說，訂此書名有幾重意義，包括為五九年餓死的父親立碑，為整個「困難時期」當中餓死的三千六百萬人民立碑，為產生這個特大人禍的制度立碑。全書上、下兩冊共一千一百頁，一百萬字，成書過程凡十五年，實地採訪當事人無數，文字原始資料亦十分充足，參考文獻目錄長達五十頁；如此題材力作，在大陸當有龐大市場，但大概因為政治原因，只能目前由天地圖書公司在香港出版，港人問津者估計不多，以筆者年紀，亦只是對當年發生之事有模糊記憶。
筆者閱讀此書，著眼點不在飢荒死亡人數，但那的確是一大問題，早已成為全球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者關注重點之一，故首先在此作一簡介，國慶之日，國人緬懷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一切喜怒哀樂，當不應忘記此九泉之下的眾多亡魂。
毒奶事件，據報死了四個嬰兒，完全「不算什麼」。當年餓死及在有關政治運動中被打死的人數太多，分布地域太廣，根本不能從全國各省各縣市有關單位如醫院等的尚存檔案找出，而必須用宏觀人口統計方法間接推算得到，故單從方法學看，悲劇的規模已是難以想像！迄今為止，大陸最官方的學者用最官方的各地人口數字推算，得出五八至六三年之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一千七百萬，約為當時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六，正好等於一九五八年加拿大全國人口（這個數字是一九八七年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算出，蔣現在是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國際上好幾位人口學專家的推算，要比蔣的數字高；例如，前香港科技大學人口學教授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人口政策研究員之一，筆者舊同事）算出的數字是二千九百八十七萬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人口學學者曹樹基○五年在《中國人口科學》第一期裏的文章〈大飢荒——五九至六一年的中國人口〉，給出的數字為三千二百四十五萬人。楊繼繩指出，曹的數字不包五八及六二兩年，但五八年底開始已有大量災民餓死，饑荒則要到六二年才終止；若把此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數也算進去，總數應為三千六百萬（這個數字比今年加拿大人口還多出三百萬），內地老一輩經濟學家茅以軾作過推算，亦認為此數字比較準確。
筆者「百度一下」，找到曹樹基的文章原文。文章第四節指出一點：按五十年代初的糧食生產增長率推算，「三年困難時期」當中，中國的糧食其實十分充沛（不能看五十年代後期官方數字，因為數字大得驚人，反映當年出現「畝產萬斤」之類的浮誇風）。其實，當時不僅公糧滿倉，還有能力輸出，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四川省那幾年更是風調雨順，卻餓死一千萬人。雖說天災，實是人禍。究其原因，最重要一點是，最初因政治失誤餓死人的事情發生後，基層幹部上報實況，卻遭省級一直到中央各級黨政高幹嚴厲打壓，只因與當時最高政治路線不配合。這個原因，歷經「沙士」、毒奶事件之後的香港人聽了，不會感到陌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
練乙錚 - 「森論述」和一些「不方便事實」2008 年 10 月 2 日 信報
昨文談論五十年前大陸發生的特大饑荒，介紹了一些中、外學者的研究，目的並非為了要在國慶日給愛國人士難為情，亦不在於辯論真正的災民死亡人數（那怕是最官方的人口學學者、現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算出的一千七百萬人之低端數——相當於五八年加拿大舉國人口，已是中外饑荒史上空前絕後）。筆者的用心，在於指出儘管事過境遷，改革開放之後今時不同往日，但當年引致數以千萬計中國人民死於非命的政治環境和統治者心態，卻並未消失而在在見諸零三年的「非典」和今年的「毒奶」事件中。敲此警鐘，最有效大概莫過於在國慶日。
最先解釋饑荒的理論家是馬爾薩斯；他認為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食物產量卻只能線性增加，故終有一天，前者超越後者，饑荒不能倖免。推翻此論者，是印籍發展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九八年經濟學諾獎得主）。森仔細研究過一九四三年孟加拉、五八至六二年中國和七二至七四年埃塞俄比亞等特大饑荒，發現（一）在這些饑荒發生的時空裏，並無特別嚴重的整體糧食不足；（二）在受災的大片地域範圍內，並非所有地方的人群都餓死；（三）一般而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能解釋貧窮和飢餓，但解釋不了「大範圍內大量人口因飢餓而急劇死亡」（後者為「饑荒」的學術定義），中國那次特大饑荒，更是發生在搞絕對平等的共產政權之下。他繼而指出所有現代饑荒，歸根究底是人為的，關鍵在於社會政治制度的若干方面；在有效的開放民主體制和不受統治者箝制的新聞自由之下，不可能出現饑荒，因為有關餓死人的資訊一披露，如果政府坐視不理，不馬上以緊急手段調動糧食供應災區，一定倒台；現代饑荒只會在資訊不自由的專制社會出現。這就是有名的「森論述」。
五十年代初，中共與民休養生息，在農村中搞土改分田分地，日寇侵華及其後國共內戰引致的那種經濟極度艱難的日子很快結束；不幸，中共最高領導被成績沖昏頭腦，五八年提出「三面紅旗」，即「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後者是一句硬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則是一系列在此硬口號催促之下訂出的愈來愈高的工農業生產指標，「人民公社」則是為了在農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而引進的政經合一公有化組織。五八年七月一日黨慶，《紅旗》雜誌刊〈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文章，首次提出「人民公社」概念，要求把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牲口和生產工具收歸公有，產物歸公，建立大食堂，同吃同住同勞動。由於上級領導負有政治任務，工農業生產必須超指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以證明「三面紅旗」無比正確，於是很快出現浮誇風，下級幹部把產量愈吹愈大，層層加碼，糧食生產從實際平均每畝二千斤一直吹到神話般的一萬斤（水稻一萬三千斤，小麥八千五百多斤）。如此吹噓，最高領導亦信以為真，十分受落，但在農村裏，吹噓是有代價的，就是要向國家繳交愈來愈多的公糧，但事實上哪有那麼多的糧食上繳呢？於是，在政治壓力之下，人民被迫拿出僅供自己餬口的糧食，到著實拿不出之後，中央竟發動「反瞞產私分」運動，把不按上報產量比例繳糧的基層幹部和群眾打成私分及窩藏公糧的反革命、壞分子，被打殺監禁者不計其數。如此，農村生產力衰退，全面減產乃是必然，加上中國如此之大，部分地區出現天災在所難免，飢餓開始降臨。
人類生存要有條件，在野外作業的人都知道所謂的「三三律」：極寒三小時，極渴三日，極餓三周者，死。五八年八月，人民公社運動展開，年尾已有地方大批民眾餓死，基層上報情況，反遭冠以各種政治罪名打壓；產量愈跌，上繳的壓力愈大，餓死的人愈多，惡性循環、擴大，很快一發不可收拾。那次饑荒地區範圍分布之廣、時間之長、狀況之慘烈、當中政治手段之殘酷、錯誤之荒誕，在昨文提及的楊繼繩二冊鉅著中有資料極為豐富詳盡的「學術性白描」。一場人禍，中國死人數目相當於整個加拿大人口，原因完全切合「森論述」。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當今中國，「森論述」要求的政治民主和資訊自由的意識逐漸普及，中共到了今天，亦不得不承認此二者之重要，可是，當年那套「政治衝擊一切」、「事實為政治服務」的政治文化及其載體，至今基本完好無缺。「非典（沙士）」事件中，知情民眾傳播消息無門，全國人民長時間蒙在鼓裏，消息最終由一位老軍醫、老黨員蔣彥永在海外媒體披露，事件才公之於世，然後中國人才知道（蔣零三年把疫情依次向上級主管、國內媒體、香港某電視台反映未果，最後向《華爾街日報》通報實況。據稱蔣其後被軍方內部審查，零五年申請赴美探望女兒不獲批准，提出退出解放軍亦未獲同意。此資料見國內網站《科學家創新中國網》中國醫學家頁蔣彥永條。）今年中國辦京奧，黨中央當作是圓百年強國夢的頭等大事來抓，「政治衝擊一切」再次復活，多省發生毒奶災難，群眾亦投訴無門，地方政府機關捂蓋子一年多，最終由年輕記者簡光洲冒極大政治壓力揭發，加以紐西蘭總理照會中國政府，事件才開始曝光。這些符合公式的事例顯示什麼呢？
都說西方的民主不好，做人不能太ＣＮＮ，誠然，誠然，但我國一黨政治體制文化，我們中宣部指導下的言論自由，就很好很足夠了麼？然則，那些討厭的「森論述」、非典事件、毒奶事件、蔣彥永、簡光洲的故事等，在今天中國人的意識裏又如何擺放呢？這些都應該是愛國者在國慶日的歡樂與莊嚴中不可須臾忘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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