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泱泱大国”竟然被看不起的小国所打败，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缘何“昔日之蓝，不如今日之青；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 后来他们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这其中读师范、学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
培养大批教育人才
据统计，“1903年4—10月，共毕业175人(不包括入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共毕业124人，其中读师范者86人，占69.3％；1904年5月至11月，毕业165人，其中读师范者37人，占22.4％。”这些学生在日本学习教育、心理、教授法、管理法等课程，回国后，被迅速投入到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师资队伍中。
十年间，留学日本蔚为风气，极盛一时，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留学日本。这么多的人数，可谓是当时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而这些留学生也集中了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这些人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907年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这使得大部分留日学生无论是学工、学农、还是攻医、读经济，归国后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出现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分布十分广泛的留日学生群体，他们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深远。留日学生中曾经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有：范源濂、黄炎培、汤化龙、汪大燮、汤尔和、黄郛、章士钊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员也多为留日学生，如沈钧如(浙江教育司司长)、计宗型(浙江省视学、浙江教育厅长)，胡家祺(山东教育司司长、教育部秘书)、李元鼎(陕西教育司司长)等。
加速女子教育的发展
据统计，1878年(明治10年)，全日本有1 866名女教师，575 112名女学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
而大批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
1902年，政府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吴汝纶回国后，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写入了《东游丛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6年，提学使张骞、李宗棠及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并召开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的讨论会，会议深入讨论了中国提学使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中心议题是中国教育的普及，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强制推行；第二是培养师资；第三是提倡女学；第四是统一国语。
到了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虽然在这两个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学和师范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它却使得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层次，开始将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纳入学制，从此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便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癸卯学制
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拟定的一系列学制文件，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颁布并第一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
“癸卯学制“规定的学校体系完全参照1900年日本的学校制度模式，由低到高分为七级，而且每一所高等学堂内部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甚至房屋式样、学舍间数也参考了日本的样式。如，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前，总教习缪荃孙专门赴日考察，归国后主持设立的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形式，都仿自日本，课程除伦理学、经学、修身、历史等课外，其余均参照日本师范学校所设课程而行。
教材大都源自日本
1902年1月10日,清廷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管理京师大学堂。当时教科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大量学堂建立后，能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非常短缺。
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当时采取了三种途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翻译日本大学使用的教材。1900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先后将日本当时大学使用的教材翻译后，编辑为单行本发行，如《国家学原理》(高田旱苗著、稽镜译)、《文明之概论》(福泽渝吉著)等；第二，由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编写教科书，如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万国史讲义》等教材；第三是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如1905年两江师范学堂教育课教师张子和，根据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著作编写的《大教育学》一书，作为学生的讲义。“这三条途径殊途同源，可以看出，清末我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主要取自日本。
总之，近代中国的教育，无论教育制度、管理规章、教科书等，无不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模仿的代价往往是受制于人。但在客观上，日本成为了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留学日本对中国近代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参考资料
读书人：《浅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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