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明：二十世紀的西方反精神病學運動
Tranquilizer Chair completely immobilized every part of their body for long periods
and blocked their sight with a bizarre wooden shroud,
while they were doused in ice-cold water.
對於反精神病學運動，國內尚無文獻系統地介紹。有很多國外文獻介紹了反精神病學運動中諸位代表 人物的思想，對這些人物的著作進行解讀，並且不乏有作品對這場運動中的各位思想家的觀點進行比較。更進一步地，也有一些文獻對反精神病學運動和當時其他種 種激進的社會運動的關聯進行分析。
本文在，從社會文化背景到中心人物的思想再到運動的社會影響，系統地介紹反精神病學運動的基礎 上，提出與女性主義、同性戀權益保護運動等運動一樣，這場反精神病學運動正是當時西方社會的反文化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並且，本文將分析這場運動與反 文化運動中所包含的其他運動的不同之處：它的誕生本應發生在精神病學領域，然而它卻變身為一場社會文化運動；由於涉及到精神疾病這個特殊問題，它實際上成 為了反文化運動發展過程中最激進的聲音和最有力的支點；作為反精神病學運動的結果和延續，消費者運動通過表達對於人的尊重，成為反文化運動最有益的精神遺 產之一。在將反精神病學運動作為反文化運動的一部分進行論述的過程中，精神病醫生顯示出其作為哲學家的形象，精神醫學問題徹底地成為了一個社會文化問題。 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於反精神病學運動興起、發展的方式以及其落幕的原因找到一種更加明晰的解釋。
一、反精神病學運動的形成
反精神病學(anti-paychiatry)一詞最初出現在英國精神病學家庫柏(D. Cooper)於1967年撰寫的一篇論文之中，庫柏用這個詞來指稱精神病學中的一種批判性的思路。不久，這個詞便獲得了更加廣泛的使用，用於指稱出現於 英國、美國以及歐洲其他地方的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對精神病學的批判。事實上，對精神病學的批判從未間斷過，貫穿了整個精神病學史「反精神病學」這一 術語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現和廣泛傳播顯示，此時反精神病學已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傾向，它已經成為一場名副其實的社會運動了。即使歷史上曾經出現某些 受相同思想觀念引導的類似反精神病學運動的社會活動，但就其是否符合一場運動的內在規定性而言，它們無法與六十年代的反精神病學運動相提並論。
這場運動是被幾個開創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火花點燃的：法國哲學家福柯(M. Foucault) 、英國精神病學家蘭恩(R.D. Laing)和庫柏，以及美國精神病學家薩茲(Thomas Szasz)。他們提出，瘋狂並不是一種自然的實在，而是由外在的政治、經濟或文化需要而定義的，不過是維護現存社會秩序的手段。這種由精神病學強加的常 態定義侵犯了人的自由，侵犯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它使得強制治療和監禁合法化，使行為異常者的生存狀態越來越糟。在他們看來，精神病並不存在，精神病患者並 不存在，由此對於精神病的治療自然成了無稽之談。為了捍衛自由和人權，他們批判對於人類行為的醫學隱喻，試圖推翻精神病學在社會中的霸權。在這些核心人物 的帶動下，反精神病學的思想和著作在社會上廣泛傳播開來，各種社會組織陸續建立，在西方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Psychosurgery Brutality
American psychiatrist Walter Freeman (center) developed the frontal lobotomy, a barbarous act which plunged an icepick-like instrument beneath the eyelid and, using a surgical mallet, drove it through the eye socket bone and into the brain.
Movement of the instrument severed the fibers of the frontal brain lobes, causing irreversible brain damage.
反精神病學運動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爆發，與精神病學自身的發展密切相關。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生物學模式的精神病醫生和精神分析模式的精神病醫生之間出現了深刻的分裂和鬥爭。自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以來的幾十年中，精神分析模式 的精神病學在行業中建立了不容挑戰的控制力，將精神疾病的治療確立為主觀的並且是動力學的，費時的精神療法就是這些特徵的最集中體現。生物學模式的精神病 學對此不甘示弱，頻頻發起挑戰。他們提出，精神分析是不科學的、昂貴的和無效的。具有明顯療效而又價格低廉的科學的治療方法是他們反對精神分析師的最好武 器。然而眾所周知，科學的治療模式也造成了精神病患者被強制入院、強迫服用高劑量精神藥品、強迫痙攣和進行非人道的精神外科手術等。這一切直接導致生物學 模式的精神病學在維護人權的鬥爭中成為眾矢之的。反精神病學運動就起始於對生物學模式的精神病學的反抗，反抗它的不人道之處，反抗它在科學之名義下的濫 用。
Electroshock or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
George Bjorgen photo, Minneapolis Star
一種開端於精神病學中兩種思想方法的鬥爭，最終本應該在精神病學學科內部獲得解決，比方說借助於方法的革新、政策的改良或者一場科學革命的發動。但 這種對生物學模式精神病學的批判最終卻發展成為對於精神病學的全盤否定，對某種治療方法的批判最終發展成為對治療本身合法性的質疑。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於 精神病學共同體在這場科學革命的發動之初，就毫無餘地地將它扼殺了。更重要的方面在於，被扼殺的力量轉而在更廣泛的和更激進的社會思潮中得到了欣賞和迎 合，最終被吸收進去，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1962年開始，蘭恩系統表達了「反傳統精神病學」的主張。他認為：傳統的臨床精神病學將精神病患者從生活中孤立出來，看作單個的人、生物或簡單 的機器；但是人不僅僅是生物系統而已，個體從一出生就處於與他人的關係中，只有從存在主義現象學的觀點出發，才能解釋真正的人的關聯和意義。但這些尚不是 對精神病學本身的反抗，更不是一個社會或政治革命。將蘭恩的此類批判視為「科學革命」或「認識論斷裂」無疑更為恰當：蘭恩感覺到精神病學的假定不再適用， 需以一個新的方法、新的範式代替之。然而，其他精神病學家對新理論並不懷有同蘭恩一樣的熱情，令蘭恩更加沒有預料到的是，科學家們在傳統範式受到挑戰時所 表現出的強烈的反抗。由於蘭恩的潛在的科學革命的觀點違背了審查機構的標準，他們拒發他的文章，使蘭恩逐漸邊緣化，甚至幾乎被排除出這個領域。美國精神病 學家薩茲也遭遇了類似的情形，他最有影響的論文，1957年完成的《精神病學的神話》，在接下來的三年裡被六種期刊拒絕，包括《美國精神病學雜誌》，直到 1960年才得以發表。
然而與此同時，精神病學領域之外的某些團體卻向他們敞開大門，他們的觀點在那裡受到歡迎。這是他們的新機會，也是一個巨大的誘惑。比方說在英國，左 翼政治的文化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經歷了一次轉變，曾佔統治地位的狹窄的經濟問題探討讓位於哲學和文化的新興趣。在此語境中，蘭恩關於薩特、家庭和精神 分裂症的工作受到很多關注。新左派成為蘭恩的重要聽眾。在新創辦的《新左派評論》中，蘭恩為他的觀點找到了出路。1962年和1964年，《新左派評論》 先後兩次為蘭恩發表文章。
新左派意識形態，有別於傳統的集中於勞工問題的舊左派，而趨向於如社會反常狀態、獨裁主義或其他現代富裕社會的疾病等更加私人化的問題。新左派運動 包括女權主義運動、綠黨運動、同性戀者權利運動和民權運動等一系列反主流文化的新社會運動。新左派思想從蘭恩的作品中獲得新的靈感和動力的同時，也在一定 程度上將他的思路引導到精神病學之外，促進了一種政治和文化的視角的展開，培育了一種反主流文化的氣息。相比蘭恩《新左派評論》上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具 有更強的政治性和批判性，他在這裡首次提出精神分裂是內心世界中的旅行。在「政治事件」這一節中，他提出，精神分裂並不存在，這個標籤是一個社會事實，這 是一個政治事件，為維護社會的秩序，標籤被強加在某些人的身上。1964年，蘭恩在新左派雜誌《新社會》上發表的《精神分裂和家庭》一文最終成為反文化運 動的聖經。類似地，薩茲和福柯的作品也受到反文化團體的推崇，快速紮根在當時的各種社會運動之中。福柯的《瘋癲與文明》不僅被反精神病學運動視為一個經典 作品，也在五月風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該書的「大監禁」主題成為譴責當局鎮壓和逮捕學生與工人的一個論據。薩茲的《精神病學的神話》發表不久，以這篇文章 為核心的同名著作出版發行，成為各種激進分子反對這個社會的壓迫的有力武器。在這樣的語境之下，對於精神病學的批判必然會輕易地超越精神病學行業之外，發 展為對精神病學的全盤否定以及對種種社會壓迫的抗爭。
二、「新社會」運動之中的反精神病學運動
就這樣，反精神病學運動在種種社會運動的推動下趨於成熟，在隨後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它也始終與新左派、同性戀權益運動、女性主義等社會運動纏繞在一起，彼此呼應，最終，反精神病學運動成為60年代西方新社會運動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反精神病學運動最為重要的一個特徵。
六十年代的西方，諸多新社會運動的歷史被捆綁在一種相互作用的關係中，反精神病學運動也不可能獨立地發展。比方說女性主義者就用精神病人的社會境遇 比喻自身，他們提出，精神病人與女性面臨相似的社會處境，對於多數前住院者而言，「專業人員」是壓迫者——他們是決定什麼樣的行為「是病態」、應該被「治 療」的人，就好比在男性社會中女性失去話語權力一樣。 1970年5月，同性戀激進分子的隊伍中也吸收了數百名反精神病學運動參與者，抗議者手挽手地排成一行，阻止精神病醫生進入美國精神病協會年會現場。隨後 幾年，他們就將同性戀歸於DSM分類中精神失常之一的問題與精神病學展開了戰鬥。由此可見，在新社會運動歷史中，反精神病學運動堪稱一個建設性的元素。它 不僅是精神病學史中的一個事件，而且是一個政治文化事件。
事實上，各種新社會運動和反精神病學運動從相同的社會背景中出現，分享相同的目標。這個背景和目標都與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問題有關，在一個豐衣足 食卻又缺乏自由的社會中，人們感到空虛和壓抑，人們將其歸因於我們社會的那些根本制度和規範。比如反官僚政治就是反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反精神病學運 動在根本上同樣由生活方式的問題點燃，現代社會中，瘋狂受到現代性的核心社會制度壓制，瘋人越發邊緣化，我們了解他們和對待他們的方式是嚴格地與我們的生 活方式的語法緊密相關的，這使我們難以看到瘋狂的真相。反精神病學運動對生活方式的多元、動態和改變的潛力給予了充分地強調，為反官僚政治提供了一個有力 的支持。
蘭恩也最終表達了明顯的政治傾向，但那不是左派關注的大政治，不是以學說和政黨為基礎的那種，他關注的是更寬泛的政治，那正是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反 文化運動出現在1964年和1969年之間，這正是蘭恩離開精神病學進入新左派和反精神病學的時間。異化和愛是他早期作品的兩個關鍵主題，而此二者也成為 反文化的關鍵主題。在私人關係和自我發展以及對科學和技術的批判等方面，蘭恩的作品也與反文化的思潮彼此呼應。這些都使得蘭恩最終成為一個有魅力的反文化 領袖。
福柯的觀點是更加直接的對這個社會的反抗。在他看來，精神病學不過是現代社會對人做出區分和訓誡的一種手段。現代社會對人的區分包括兩方面：一方面 是與自身分離，使人們意識到自身的觀念和行為中與社會標準不相符的方面；另一方面是與他人的分離，對人群按照某種標準來區別，劃分成健康的人和病人、正常 的人和不正常的人、理智的人和瘋子、守法的人和罪犯等。而對於區分出來的不合乎標準的人，社會還將對其進行「規訓」，即用知識和技術手段對人的行為和肉體 進行改造，目標在於使人成為馴服的人，從而維護現代秩序和權力機制的運行。在這種情形下，個體解放的出路何在呢？由於看到傳統的整體的反抗不能使人擺脫權 力的束縛，福柯提出了「局部鬥爭」的概念。在局部中，人們反抗與他們接近的對個體直接實施作用的境遇。女人、犯人、精神病人或同性戀正在爭取解放的鬥爭都 屬於這種擺脫規訓的局部鬥爭。福柯不僅提倡打破一切規范正常人發展的限制，而且反對提出任何新的取代方案或重建模式。這是因為任何社會都必然是一種權 力關係網絡，任何替代性秩序與舊秩序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形式上的變化，導致人必然陷入一種無法逃脫的命運。因此，人應該隨時隨地進行反抗，去中心，反 規範，反權威。
在福柯的名著《瘋癲與文明》中，福柯將常人當作自然現像或疾病的瘋癲變成了一種文明現象，用歷史的全新視角去看待。通過對「邊緣」對象瘋癲的探 討，攻擊的矛頭直指西方文化的主流。在這本書中，福柯通過對理性時代瘋癲史的考察，揭示了人們如何以純粹理性的名義禁閉了非理性。福柯提出，我們如今擁有 的一切關於瘋癲的知識都是理性的偏見和噪音，在歷史中，我們所能看到的是理性話語所割裂、扭曲或救治的瘋癲，精神病學的語言全部都是關於瘋癲的理性剖析， 而如果想要傾聽真正的瘋癲的聲音，我們就必須擯棄理性的雜音。這當然不是反精神病學單獨可以做到的，還需要反對我們社會中泯滅個體的「權力慾望」的種種人 文主義，批判現代社會對個體生存的束縛，為了解放和自由的實踐而構建一種新的人性觀，構建一種更加寬容和多元的社會環境。
Vienna’s Narrenturm,
German for “lunatics’ tower” —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buildings specifically designed as a “madhouse.”
It was built in 1784.
很明顯，由於深深植根於社會運動之中，反精神病學運動已獲得了一種激進的性質，試圖達到徹底的改變。與先前的以及很多後來的對精神病學的批判截然不 同的地方在於，反精神病學運動不是質疑個別的治療和政策，也並非僅僅要求更人性的精神病學。他們質疑的是精神病學本身的基礎、精神疾病的基本概念以及瘋狂 和精神健康之間的區分。他們審視並批判精神病學在社會中行使的社會控制功能，甚至提出即使那些更加人性的精神病學技術，比如精神分析和精神療法，可能實際 上是更加微妙的控制機制。反精神病學者質疑傳統的治療目標，對於治療本身也提出了激進的反對觀點，認為這種虛假的治療也許對人類更有害。這無疑是對精神病 學的全盤否定。
這種全盤否定發端於一個高度特殊化的領域自身，起始於精神病學學者階層內部，幾位領袖都是著名的精神病學家，實在是科學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事件。也 許正是由於這種激進的反抗「來自高處」，來自掌握話語權力的受過充分醫學訓練的醫生，這種批判的聲音才變得如此震撼，如此具有社會影響力。反精神病學的浪 潮，從蘭恩等理論家組成的中心奔湧而出，通過欣賞他們觀點的醫生和患者以及數量巨大的普通群眾，突破了精神病學領域之外，進入了媒體、藝術、政治和教育等 領域，而在這些領域，反精神病學運動的恰當性又在實踐上得以鞏固。比如蘭恩就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價值觀，他的《分離的自我》不僅給予精神病患者強大的支 持，甚至還成為了校園經典讀物。他關於精神分裂的觀點還成為了電視劇in two minds和電影家庭生活的主題思想。除了精神動力學以外，精神病學史上還沒有哪種思想可以如此廣泛地進入大眾的視野。
三、反精神病學運動與精神病患者形象的塑造
這一影響深遠的運動對精神病人形象的塑造從三個方面展開：精神問題是不是疾病，瘋人有何種責任，以及如何看待來自精神病學的強制。
反精神病學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對醫學隱喻的社會濫用提出了質疑。儘管論述方式有別，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反對將心理問題視為疾病，反對行為異常者需要醫學 的「治療」。蘭恩的分析是通過對精神問題來源的剖析展開的。蘭恩是當代英國著名的存在主義精神病學家。他在《健全、瘋狂與家庭》(1964年)一書中提 出，傳統的臨床精神病學將精神病患者從生活中孤立出來，看作單個的人、生物或簡單的機器；但他認為，人不僅僅是生物系統，個體從一出生就處於與他人的關係 中，只有從存在主義現象學的觀點出發，將精神病患者的特殊經驗置於「他整個在世的前後關係」之中來理解才能真正解釋人的行為的關聯和意義。與當時主流的醫 學模式認為精神疾病是一種會導致家庭出現混亂的神經生理障礙相反，蘭恩提出，是家庭內部的混亂導致個體出現精神疾病的各種症狀，家庭在精神疾病的形成過程 中起主要作用。在此基礎上，蘭恩認為，個體表現出的所謂的精神疾病只是對不能生存的環境的一種反應，如果個體的生存環境得到改善，那麼他也就不必再以「精 神疾病」的方式生存下去了。這種觀點帶來了與傳統精神病學截然不同的療法，即對患者精神狀態的理解。雖然治療師和患者在理解世界的方式上存在差異，但 治療師要善於改變自己，以便進入一個完全陌生或錯亂的世界，用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去感受事物。在蘭恩看來，對精神病人心理世界和處境的理解，以及對他們的社 會支持，是幫助他們回到社會生活的最重要措施。然而以上觀點並非與傳統精神病學的徹底決裂，在精神問題是不是疾病的判斷上，蘭恩表現出一種含糊其辭的、辯 證的立場。他時而表示，精神病人表現出的行為不是身體疾病的症狀，這些行為可以理解成一種防禦策略，以便能夠在不適合生活的情境中生活下去；時而又提出， 精神疾病的無法測量並不代表它不存在，也不代表他對我們的生活沒有重要影響。他一會兒質疑「精神疾病」的存在，一會兒又可以確定其存在。他似乎在思考，也 想讓他的讀者思考。就精神病學的本質而言，蘭恩的確構架了一個深刻的矛盾。
相比之下，薩茲的立場顯得明確得多，他堅定地反對精神疾病的醫學化。早在1961年，薩茲就把精神病學比作一個神話，在後來的《醫學神學》 、《精神療法神話》和《精神分裂症》三本書中，薩茲擴展並深化了他自1961年開始的攻擊，攻擊他所謂的醫學隱喻在我們社會中的濫用。薩茲揭示了精神健康 制度的醫學法律、社會醫學功能以及這些功能如何從古代的收容所進化過來，如何與奴隸制度形成諸多相似之處等等，顯示了精神病學帶給我們社會的不公平與壓 迫。薩茲是一個激進的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捍衛者，他反對任何來自社會的壓迫，反抗主流意識形態對於人的行為的規定，呼籲以寬容的態度對待不同的 思想和生活方式，哪怕是我們不能理解的那些。蘭恩試圖使變瘋的過程和被認為是瘋人的體驗和行為變成可理解的，但薩茲並不想解釋行為，也不想解釋被認為瘋狂 的真實的人的體驗，他的思想的核心在於，對於不能理解的事物，就要寬容。為此，作為一個精神病醫生，他甚至不惜堅定地反抗自己行業存在的合法性。
就反抗和嘲諷精神病學的程度而言，福柯與薩茲不相上下，但福柯立足於更寬廣的社會和歷史的語境之中來分析瘋癲的內涵。如果說薩茲努力揭示的是精神病 學本身的不合理之處，福柯則通過人性、權力、精神病學、心理學和知識考古學等多層面的探究，以對瘋癲的分析為基礎，最終目的在於展開對「理性社會」的全面 批判。
Ship of Fools (painted c. 1490–1500) by Hieronymus Bosch
福柯的研究表明，瘋癲是人性的一個構成和底線，不僅瘋子和正常人無嚴格界限，瘋人對事物的感受和認識往往更真實，瘋癲比理性更接近幸福和真理。因此 瘋人不僅不是病人，也許比普通人更接近完美。瘋癲也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生命力，遺憾的是現代文明一直在扼殺瘋癲。社會對於人的區分並不是「自然的」， 瘋人、不正常的人、罪犯等並不是一種病理現象，其中滲透的是社會權力的區分和壓制。其實背負各種罪名的瘋子是無辜的，有罪的只是社會及其權力話語。正如基 督的死使死亡變得聖潔，最充分體現獸性的瘋癲也同樣因此而變得聖潔。
福柯將批判的焦點指向理性社會中現代人對於秩序和整齊劃一的極端推崇。福柯指出，現代人將理性視為秩序。現代人對肉體和道德的約束，以及全體的無形 的壓制，導致現代人隨時對異常個體進行處置，不願與之交往以及思想溝通。相應的，瘋人的形象就是這個社會中被處置、被治療、被糾正、被排斥的邊緣群體，他 們的形象與這個時代的人的形像大相徑庭。福柯的作品往往並非直接描畫瘋人的形象，而是像這樣，通過他的社會批判間接地將瘋人在我們社會中的形象展現出來。 由此，瘋人的自我解放的意義就不僅在於精神病學之內，而且在於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整體解放。
無論福柯還是蘭恩或薩茲，幾位反精神病學運動的關鍵人物都捲入了關於瘋人是不是病人的身份之辨。然而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如果瘋人不是病人，精 神問題不是疾病，不僅精神病學會消失，反精神病學也會一起消失，那樣並不會對實際中的瘋人的痛苦有什麼真正的幫助。在更具體的層面上，對於瘋人的責任和義 務的討論以及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更具有現實意義，這些問題的討論不僅更有益於改善瘋人的處境，也更清晰地勾畫出我們社會中瘋人的形象。
就人的責任的問題，薩特曾經提出，每個人不能逃避成為一個道德主體，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對我們做的每件事情負責。這種觀點 同時也是猶太基督教道德代碼的核心。比如瘋狂，在末日審判時，它既不是藉口也不是減輕的條件。薩茲完全同意這種觀點，薩茲最重要的觀點不僅是行為的非醫學 化，還包括堅持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事實上這兩點是相通的。否認瘋狂是非人的自然力量的產物，將其重建為人類力量的產物，也就將行為的產生全部歸 因於人類自身了。薩茲假設了一個關於行動的觀點：行動產生於純粹內部心理的起因——道德或動機。這種觀點說明，責任並非一項能力存在於個體的身體之中，而 是人們之間關係的特徵。由此，自然而然地，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被視作道德主體。薩茲的觀點在提醒我們個體道德主體位於猶太基督教道德代碼的核心這一點上是 有益的，但這樣一個修辭學的策略也對這一道德主體觀念的缺陷提供了保護。就像Miller說的，人們不總是對他們的行為負有完全責任，不總對與假定疾病的 假定破壞無關的原因負責任。個體的完全責任在西方世界是有爭議的神話，這個神話在力量和滲透性方面和精神疾病的神話是一樣的。還有另外一個神話不容忽視， 那就是有權力的人會被免除責任。這顯然對強勢群體有利而忽視了弱勢群體。責任應被放在一個社會的背景中而討論，在這方面，蘭恩作了更全面的考量。在蘭恩看 來，責任的適當分配並不是簡單地在個人和集體(或家庭、社團和社會)之間的選擇。事實上，有罪性共同存在於集體和社會領域，在這些極點間流動，就像陰和 陽。他們間的力量平衡模式不斷變化。跨越種種社會語境的個人生活的展開，為一個人的所為賦予了意義，對其行為和體驗的理解必需依據這些語境。也就是說，當 人們生活在對作為行為結果發生的事沒有絕對控制的情境之中，人們不能具有最大限度的責任。蘭恩的分析是對實證主義的拒絕——人的生活並不產生於線性的因果 關係，而是陷入了意義豐富的關係的網絡。薩茲與蘭恩在這一問題上的對立也與不同的價值觀不無關係，薩茲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者，對所有集體組織都表現出強烈的 厭惡，這也是導致他忽視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的一方面原因。
然而對精神病學本質和精神病人責任的不同判斷並不妨礙學者們共同反對精神病學。在反抗精神病學的暴力本質方面，反精神病運動的幾位核心人物達成了最 堅固的共識。薩茲在1970年明確表示：問題不在住院精神病學的濫用，住院精神病學本身就是一種濫用。對薩茲而言，現代精神病學的暴力在歷史上宗教裁判所 的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對應物。宗教裁判所由天主教堂授權，對巫婆和魔法發動戰爭，試圖在封建主義造成的社會巨變中維持教堂的霸權。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制度的 轉變過程中，從搜索巫婆轉變而來的宗教裁判所的偵察和迫害的功能，為醫學團體所徵用。同樣為了社會的利益，他們接受了識別並迫害瘋人的新角色。無論宗教裁 判所還是醫學團體都有各自的助手：宗教裁判所的是巫錘，現代精神病學的是DSM。1982年，薩茲曾提出契約精神病學的方案——精神病學意願 (Psychiatric Will)，意在提供一個保護患者免受精神病學侵害的新機制。醫患之間的鬥爭在精神病學領域比在任何醫學分支中都更為平常，而在薩茲看來，精神病學意願的 重要之處就在於它可以澄清、調解或者解決這類鬥爭。精神病學意願有兩個不同的版本。在弱版本中，人將屈從於不情願的精神病學乾涉除非他曾經肯定地拒絕他 們；在強版本中，人將不會受到非自願的精神病學治療除非他曾經明確地要求它們。這一方案體現了美國政治哲學中的重要觀念：人的自由是無價的。
但這種不受政府乾預的契約精神病學並沒有解決人的自由問題。因為負擔不起這種手段的人是不能達成契約共識的，所以這種手段將有效地把社會中的窮 人排除在外。於是薩茲的解決方法可能會使社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更加惡化：處於不利地位的窮人會繼續處於不利地位，這次並不是通過裁判所或制度精神 病學(Institutional Psychiatry)的迫害，而是作為自由市場契約精神病學的結果。新企業家型精神病醫生和心理上具有優勢的富人將立足於窮人和苦難之外。另外，薩茲的 這一方案將有害的或危險的行為完全交到了法律手上，然而認為法律可以完全替代精神醫學的功能只是一個理性的假設。如果處理某些行為的法律分支能夠認識到人 類主體和責任的複雜性，也許會有好的結果，但事實往往沒有那麼清晰易辨，何況法律還會常常傾向於為強勢群體免除責任。
蘭恩也意在推翻精神病學的霸權，但他的分析與薩茲不盡相同。薩茲只想廢除精神病學的霸權，並未挑戰更廣大的社會秩序，無意觸碰更廣大的資本主義的制 度。他渴望的改變限於他所描述的「契約精神病學」，在那些尋求幫助的人和提供幫助的非醫學導向的精神治療師之間的由經濟所調控的關係。相反，蘭恩的分析涉 及從對特定「有困難的」個體的內心生活的最初調查到社會關係、社會的本質和組織以及其中的製度等更廣泛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被捲入了境況之中。」 蘭恩認為行為不是「疾病」的「標誌」，而是對他的存在的表達。類似妄想狂的幻覺不是疾病的標誌，而是對一種不可避免的破壞性的社會秩序的可理解的反應。由 此，蘭恩的質疑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家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得以組建和維持的意識形態之中。傳統精神病學假設的精神障礙所表現出的行為是無意義的，但蘭恩認為， 當我們用現象學檢查這些表面上無意義的行為時，就能感到個體是在試圖與讓他感到恐懼的生存環境作鬥爭。他感到精神病人表現出的行為不是身體疾病的症狀，這 些行為或許可以理解成一種防禦策略，以便能夠在不適合生活的情境中生活下去。他認為病人的防禦性焦慮可以用「存在性不安(ontological insecurity)」來理解。存在性不安個體的經驗模式有兩種：其一，他與周圍的世界的關係出現了分裂；其二，他與身體的關係出現了分裂，他的自體有 一部分是社會能接受的，另一部分卻與此不同，發生分離。
由此精神問題就成了為了個人自由和安全的戰鬥，那麼治療的關鍵就在於提供一個患者可以獲得自由和安全的環境。為此，蘭恩和他的同事聯合其他力量組建 了很多協會，比如現象學研究所、費城協會、涼亭協會。這些協會組織會議和活動，費城協會和涼亭協會還建立了很多著名的治療團體。通過1965年創辦的費城 協會，超過二十個治療團體在英國建立起來。在這些團體中，治療者和患者被假設擁有同等地位，並且任何藥物治療都是自願的。比如在著名的治療團體 Kingsley Hall中，除非患者要求，否則蘭恩拒絕用藥物或電擊來為患者治療。這是蘭恩的「替代收容所」，也有人稱之為倫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旅社，這裡據稱能夠為 精神分裂提供比常規的精神病醫院更好的治療。精神分裂在這裡被視為進入「內心世界」的旅行，Kingsley Hall所提供的「治療」就是在旅行者履行的全過程中支持他們。同樣在Kingsley Hall，蘭恩用酶斯卡靈(mescaline)和麥角酸二乙基酰胺(LSD)治療，首開致幻劑在治療上使用的先河。Kingsley Hall這類治療社團，在反家庭和反社會方面與反文化運動相互呼應。雖然在60年代以前很久，試圖破壞傳統醫患角色並使患者參與療法決策的治療社團就 開始了在精神病學中的試驗，但是在反文化的語境以及蘭恩對家庭所作的批判研究之下，這些試驗獲得了一種新的意義：反對一切強制的規範，強調寬容和理解。很 快，Kingsley Hall成了一個示範社團和反文化的中心場所。費城協會在Kingsley Hall舉辦了精神病學和反精神病學以及現象學的講座，並籌劃研討會和專業會議，各專業領域的專家參加這些會議。在Kingsley Hall與住院醫生共同聚會的不僅包括實驗戲劇團、詩人、藝術家、音樂家、舞者、攝影師、新左派的社會科學家，還包括反大學團體和社團運動的領袖。
四、反精神病學運動的落幕和消費主義者運動的興起
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但二十年後，1980年代早期，反精神病學運動無論顯著性還是影響，都開始戲劇性的衰落了。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支持。反精 神病學運動的發展得益於與其他進步左派聯盟的親密關係，通過聯合和重疊會員，有力地支持了運動。但隨著80年代其他學生、女性主義、同性戀和黑人聯合的減 少，反精神病學運動難以再獲得來自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任何支持。激進的左派連同其烏托邦的幻想在世界範圍內被一種正在出現的保守政治圖景所取代。因為反精神 病學運動天生就是反正統流派的，於是就像那時其他好戰的運動一樣，變得越發不切題了。另一方面，對生物心理社會模型的採用也縮短了精神分析模式和生物學模 式的實踐者之間的距離，這也大大緩和了針對生物學模式精神病學的指責。
幾十年激烈的反精神病學運動由此逐漸從一個以校園和學者為基礎的運動轉變為一個以患者為基礎的用戶至上主義運動。經歷了恐怖而又痛苦的精神病治療的 人此時都已認識到，對他們最有利的並不是「專業人員」的服務。「專業人員」服務於家長制資本主義的利益，其中包括政府、公司、監獄等等，他們的目的在於從 「精神疾病」中掙到很多的錢。為維護自身的利益，精神病學的消費者不得不要求更多的權利，包括給精神健康下定義、控制精神健康機構、對現行的系統給出一種 患者控制的選項，反抗精神病學的壓制。這種消費主義者運動有助於促成反精神病學運動與主流合作者的合併，同時為反精神病學提供了恢復生命力的機會。而對於 「消費者」而言，也正是剛剛呼嘯而過的反精神病學運動更明確地為他們勾勒出自己的身份，為他們點燃了鬥爭的激情。就這樣，隨著反精神病學運動逐漸落幕，消 費主義運動或說用戶至上主義運動發展起來，它既是反精神病學運動的延續，也是它的結果。
不同的是，如果說反精神病學運動是起源於學者的「由上至下」的運動，消費主義運動則是一場發端於前患者的「由下至上」的運動。消費主義者認為反精神 病學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學院派的智力演習」，而那些知識分子在反精神病學運動中只為「幫助前患者」作了很少的事情。消費主義者無意受反精神病學知識分子 的領導，想要把他們的運動保持在前患者的手中。
作為結果，隨著反精神病學運動從以校園為基礎的變成以患者為基礎的，它的發起者邊緣化為自己發起的運動的旁觀者。1994年，有評論指出，三十多 年以後，薩茲、蘭恩和他們的同事已經不再是運動的固定成員，多數學院和研究生已經沒有聽說過他們或他們關於精神疾病是起源於社會的神話，而新反精神病學的 用戶至上主義團體則有擴大的潛力。很多前病人不滿於他們遭受的強迫治療，並尋找支持和認同，他們成為了反精神病學信息的理想傳遞者。前患者們充滿了激情， 並且作為親身體驗者，他們的觀點也更有說服力，最終，這個運動實現了重大的國際精神健康改革。 1986年，這種倖存者，反精神病學，消費主義者的三頭統治成功地使國會授權所有五十個州的精神病患者獨立的保護和擁護計劃。2000年，美國國家傷殘委 員會明確表示，國社會對帶有精神問題的人的方式形成了民族的緊急事件和民族的恥辱。1991年，激進消費主義者協助促成了聯合國會員大會採用了保護精神病 患者和精神健康護理原則。2002年，人權科學論派委員會成功實現了自己的要求：聯合國秘書長每年在會員大會上報告人權進展，包括與精神病患者有關的內 容。
很明顯，消費主義者在維護精神病患者的尊嚴方面戰果不凡，但是精神病學者們卻發現很難與展開的激進消費主義運動進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消費主義團體 被醫生們視為激進主義團體，或者科學基礎薄弱並且不具有明確的領導層的混亂組織。精神病學不斷地反擊這種消費主義運動。精神病學家譴責他們不斷地試圖約束 「精神病學家的工作和對於嚴重精神疾病的照看」，指控他們對於非自願入院、電休克、刺激物以及兒童中抗抑鬱藥使用和成年人抗精神病藥物的使用等的虛假報 導。與之相應，激進的消費主義者始終不願減弱他們對於一個冷酷的和生物學導向的精神病學的反精神病學的立場，在他們看來，這一行業從被他們忽視和濫用的患 者身上得利。患者受到監禁、強迫並且不公平地被偽科學的分類打上恥辱烙印。作為反精神病學運動的延續，他們無疑將在世界精神健康服務的傳播中繼續扮演一個 堅定的角色。
五、結語
這場作為反文化運動一部分的反精神病學運動以捍衛精神病人的權益啟始，以精神健康行業中的消費者權益運動結尾，自始至終圍繞著精神病人的自由、平等 和權利而展開。在有關自由、平等和權利的爭論中，貫穿了精神病人的形象之辯以及對普遍的人類形象的更深入思考。我們的社會應該怎樣對待精神病人？只有在全 社會深刻反省我們社會該如何對待每一個成員的歷史時刻，對待邊緣群體的方式才能得到最深刻的反省。
李亞明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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