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输家
《五一六通知》和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报告一样那时在中共内属于机密，只有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在5月17日政治局仍在开会的时候研读这份文件。它在一年后被解密，刊登于196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五一六通知》被描述成“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标志着运动“强有力的开始”。
政治局仍然在开会，全国的高级干部们开始关注它的动态，普通党员和共青团干部一般要再等一个星期左右，在“政治学习”时听到口头传达的文件精神，在毛时代的中国，这些沉闷的下午例会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周恩来在 5 月 21 日的讲话有助于他们推测运动的方向，当时周告诉政治局：“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他引用了毛的话，重申：“重点放在内、在上。”
听众是否真的领会了毛的用意是大有疑问的。会后，参与了后半段会议的教育部长告诉其同事：“现在我非常困惑。”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任职的另一位与会的部长指示部里的党支部书记们：“作好排查目标的工作，在把他们揪出来的时候做到有的放矢。”这次运动指定的目标首先要找出那“经常发表修正主义意见和观点的，长期对组织发泄不满，有宗派主义行为迹象的，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个人主义，立场和观点极其错误的”。总之，是那些通常的可疑人物。这也许是一个清算旧账、升官晋职的好机会。然而，这位部长应该从遭到指控的领导人的级别上看出，文革是要“揪”那些不“经常”带有修正主义观点的人物。
6月，中南海举行了针对“四大家族”批斗会，这也是文革中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的开头。与此同时，北京到处召开有组织的群众集会，庆祝那4人的下台，宣誓对中央的效忠。一位西方外交官目睹了一场为重建北京市委而举行的集会，地点就在北京市委办公地点前：
新北京市委书记的任命在6月3日下午公布了。黄昏时分，激动的北京市民们在排队购买《北京晚报》……北京市委总部成为焦点所在。正门很快挂起了毛的画像，两侧插着标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弧光灯和广播喇叭竖了起来。从傍晚开始，众多卡车把来自不同区县的人们运送到了这里。一些头头们轮流表示拥护新市委，高喊口号表达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的信念，表达要粉碎一切“牛鬼蛇神”，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纯洁性。游行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精心的组织。除了领呼口号的积极分子以外，队伍中有人面无表情，也有人激动不已。鞭炮和架在三轮车上的擂鼓声让整个场面更显壮观。
紫禁城由一道红墙屏护，而现今保卫着居住在里面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精英和官员，使之不受百姓的窥探。中央机关的人员参加了对于“四大家族”成员的批斗和羞辱。早期的集会是在中央机关支持下组织的；后来集会就演变成了公开大会，许多实际的组织工作是由红卫兵完成的。
罗瑞卿自杀未遂，反而跌断了腿，此后住院就医，起初是受到缺席批斗；同样是军官的妻子代替他接受批斗。在年底前，她被关进了监狱，而她瘸腿的丈夫则被放在装菜的大箩筐里，抬到集会的台子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批斗——这显示了“群众”的“革命首创性”。1966年的秋天和冬天，陆定一夫妻遭到反复的公开批斗。陆的儿子在监狱里被关押了6年，他的3个小姨子分别被关押了6年、8年、9年，他的岳母死在狱中。杨尚昆的妻子被撤职，从1966年夏天开始反复接受公开的“批斗会”。
对彭真的清洗又导致了无数下级官员作为其“死党”和“黑帮”而遭到撤职和迫害。他的两个高级副手刘仁、郑天翔，与他一起在5月份遭到清洗。6月，彭真手下的所有10名副市长（包括吴晗在内）都丢掉了工作。7月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遭到清洗，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被公开打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后自杀。10月，彭真领导的原市委书记处的最后两名成员万里、陈克寒也遭到清洗，加上彭真一共有81名官员被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刘仁，42名部局领导人，34名区县领导人。他们还不知道，若与后来要承受的灾难相比，他们的处境已经算得很人道的了。
随着彭真系统的瓦解，另一位高级领导人也受到了攻击，尽管他的问题和“四大家族”没有联系。副总理乌兰夫是蒙古族人，担任的职务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 。
在1965年冬，中共党内已经在批评乌兰夫处理内蒙古的“阶级敌人”时过于“软弱”。在1966年5月日益残酷的政治气候中，他的罪名被重新写过，包括反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扬“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7月，刘少奇告诉乌兰夫，他没有“开展阶级斗争，特别是蒙古族”；邓小平则指出，乌兰夫抓错了“关键环节”，他不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而应该抓住“阶级斗争的关键环节”。1966年8月16日，乌兰夫被撤销了党内职务，被打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到了1967年，乌兰夫也丢掉了在解放军和国务院的职务。
在那些拒绝接受这种命运的人士中，自杀变得日益普遍。5月17日晚，彭真属下主管文教的书记、《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1957年，由于其没有在社论中体现毛个人的想法，遭到了撤职处分）、北京报界长期和吴晗齐名的资深作家、十万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邓拓——用给他作传的西方人的话来说—— 被那些他“为之服务的人赶进了自杀的例行仪式”。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大跃进期间提倡部分取消集体化，从而失去了主席的信任，5月23日，他被扣上了“伪造”主席讲话、阻止批判吴晗的罪名，也自杀身亡。6月25日，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自杀，其罪名是维持“与外国的非法联系”。7月10日，北京市委主管宣传的负责人自杀，他生前多次与江青在“京剧革命”的问题上发生过冲突。7月23日，《二月提纲》的两名主要执笔人之一，在被康生的秘书斥责为彭真专门派来监视康生的“特务”后，上吊自杀。许多家庭都在默默承受着苦难。邓拓自杀后，“他的孩子被赶出了学校，妻子被游街示众，‘革命接班人’占据了他老实的宅子。”
然而，这些个人悲剧与正在酝酿中的更大规模的政治动乱相比，前者只是后者的注脚而已。
赢家
那些死去和下台的领导人的职位必须要有人来接替。政治上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希望”。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替了彭真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以及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陶铸曾经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短期班的学员，后来转变成共产主义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经历充沛，讲话直言不讳。大学生们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叫做《陶铸论陶铸》的集子，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要说我一直是革命的，但我并不总是正确的”，“左的错误，右的错误，我都犯过，但是我没有犯过路线错误！”
在中共华北局，李雪峰同陶铸一道得到提升，取代彭真成为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但是，李没有完成控制首都北京、让毛完全满意的艰巨任务，年底就去了显然要逊色一筹的港口城市天津，担任那里的市委领导职务。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文已经说过，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接替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
陶、李、叶得到提升后，又对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拔或进行他们孜孜以求的调动。陶铸的情况完美地阐释了中国一句自汉朝就有的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意思是一名官员升了上去，其所有的亲戚都跟着爬了上去。陶把许多同事从南方和中部地区带到了北京，其中至少有54名县级干部，他们填补了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内的空缺。陶还把故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把中南局秘书长任命为李雪峰的北京新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
但是，最大的赢家却是在陈伯达和康生领导下，参加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特别小组的重要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王力、穆欣。王出身学者世家，曾经是中共的中苏论战小组成员。穆是《光明日报》总编辑，这家报纸是以知识精英为读者对象的中国最杰出的报纸。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小组被命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理论上向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毛用之自如的个人工具。它的成立会议召开于上海的临时基地，而没有选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严密注视下的北京，这不是巧合。陈伯达宣称他曾经试图拒绝中央文革小组，理由是他只是一名学者，但是周恩来告诉他要服从党的纪律。后来他发现这个“小组”完全超过了他以往领导过的所有机构，甚至没有哪一个机构像这一“小组”事实上所享有这样大的权力。起初，它主要是高层的一个写作班子，首要任务是把毛不断演化的文革宏图大略付诸纸笔。其初举是6月份的12点 指示，很快又演变成了一份有23条的文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至少进过31稿后，最终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8月8日提交中央委员会通过。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了推动文革的主要机构。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28/mao_last_revolution_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