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共产党所控制的舆论一再为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唱赞歌，听不得任何批评的意见。作为一个学生，当时我对许多事情尚不明就里，只是现实中的所见所闻在心里产生疑惑，因为组织上常教导我们要相信党，听党的话，相信社会主义，对许多问题尽管思想上有看法，但不敢说，也未能往深层次去思考吧了。
很快到了1960年的春节，学校放寒假我回家了。回到家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目荒凉的景象。村里许多壮年劳力都还在外面修水库没有回来，显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饼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准备鸡、鸭、鱼，杀年猪，准备过年。而今这种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过年前的三天，外出修水库的人才陆续回村。
由于当时是集体食堂，也是集体养猪场养的猪。过年了，食堂暂停伙，把粮食分给各家回去自己开伙；年猪也是生产队杀的，按人头每人只分得两斤猪肉，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家还好些，父亲是一个中医生，多少有些猪肉及副食品之类的东西供应，我作为城里回来的学生，县食品公司也供应了一些猪肉，比别的家庭要好多了。
1月2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也就是农民过年之日。以往家家户户要燃放许多鞭炮，还要舞龙舞狮，走亲戚，是一派热闹的景象。而今这一切是全没有了。因为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两斤肉过年，客人来了吃什么呢？老人们只有昏昏欲睡，儿童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喜闹声，大人们或在做点什么家务，或是趁机好好睡觉，整个村庄实在是一片萧瑟的景象
母亲告诉我，上个月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来过，对各家各户检查，查看生产队和各家是否有隐瞒和私藏了粮食，名曰搞“反瞒产”运动，不但一些生产队的干部被批斗，我的一个婶娘有几十斤粮食没有藏好被查出来，被干部们捆绑起来进行批斗。我的一个远在阳朔的叔叔是大队干部，参加县里的四级干部会，因完不成上面规定的粮食产量任务，被诬为“瞒产”而遭到批斗。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心想怎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
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全广西各地都在开展反瞒产运动。上级压下来的高指标，各队必须完成，否则就是隐瞒产量，生产队的干部就要被批斗，有的甚至被捆绑吊打，把产量按上级的要求申报了，就过关了。如此的虚假产量能不害死人吗？
听到这一切，我的脑子里茫然了。怎么我们在学校时领导上给我们说的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现实中却是农民没有饭吃，一些干部和群众还要挨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春节期间我们没有去走亲戚拜年，家里也少有客人来。只有姐姐带着小外甥回来了。姐姐不是外人，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节团聚，也增加一丝快意。
春节后不久我就返回学校。这是我4年来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必须集中精力努力的学习，排除种种不愉快的见闻，完成最后的学业。
1960年的4月中旬，我们毕业班开始毕业实习了。我和班上的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273地质队实习，273队在贵县（现在的贵港市），开始我被分配在铁矿普查组工作，任务是沿贵县至黎塘沿线郁江组地层中寻找铁矿，为贵县钢铁厂找到可供冶炼的富铁矿石。我们在铁路边的山坡中寻找，都没有找到含铁高的富矿层；我们也爬到了镇龙山上，这里有较多的黄铁矿和毒砂矿，有地方乡镇企业组织农民在此开矿。这些农民工穿着破烂，硫、砷都是有毒的东西，开矿的民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饮食又特别差，民工们面黄肌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样子十分可怜。
在沿线的农村，我看到许多村庄都是冷冷清清的，人们都显得无精打采。显然这一带是严重缺粮。我们虽然每月有35斤粮食，饭是够吃的了，但副食品供应太差，也感到十分不是滋味。到黎塘镇后，我们用地质队的介绍信到供销社联系，供销社也只供给我们一些玉米饼，别的一概没有。在那个年代，玉米饼可是上等之物了，也只有我们才能买到，农民是不可能买到的。拿着这些玉米饼，回到住地后，晚上我们就分了一些给住家的房东，他们可是高兴极了，万分的感谢我们。我们只能给这一家，还有村上的众多人家谁来照顾他们呢？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受。
一个月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了平南普查组。这是我第二次到平南了。回想1958年在平南检查矿点时的所见所闻，至今尤在脑海中时时浮现。而今再次重返平南，怎不令人感慨呢？
此次到平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砂矿的普查，地点就是沿大新到古和至六陈一带的山间平地中。旧地重游，当年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的景象是没有了，只见那些小高炉的残骸尚在，当年所烧出的结铁尚堆在地上，是根本不能用的废物。当年的民工们放开肚皮吃饭，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不到的粮食，还要劳动，他们是如何生活呢？
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无精打采的，毫无生气，劳动起来慢慢的蠕动，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干劲。许多人是挖野菜，野山芋充饥，大新、古和、六陈等地农村中都有不少人得浮肿病。农村中一片荒凉的世界，少有人走动，偶尔只有几声犬吠罢了。看到这一次，好不使人心痛。
6月底我们的实习结束，回到了学校，从7月初开始进行毕业前的个人总结，7月底就进行毕业分配了。
我被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并且下学期就要走上讲台上课，放假期间必须很好的准备。8月份学校就给20多名留校人员发工资了，第一次领到工资，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9月初开学上课了，我担任58级地质专业两个班古生物、地史的教学。第一次走上讲台，心里是紧张的，但上课的结果同学们还是欢迎的，我与同学们相处得较好。此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每周都安排一定的时间从事劳动，主要是开荒种地，以图增加蔬菜、杂粮，补充国家供应的不足。我们教研组也种了几块菜地，下班后许多时间都要去淋水、施肥。
上课两个多月后，学校就组织一些班级的学生到龙胜县去摘茶果。龙胜是个山区，茶果多，大概因为当地农民要修水利，缺粮使许多人生病，劳动力缺乏，桂林市就组织不少学校的师生前往支援。摘到茶果后，榨出茶油来学校也可以得到一部分，这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可是雪中送炭了。我虽然留在学校编写教材没有去，但，不时也要搞些劳动。后来听回来的师生们说，这次去劳动是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差，摘茶果爬山消耗的体力大。当地农民缺少吃的，他们更没有体力去收茶果，如果我们不去，许多茶果就只好丢在山上了。
由于粮食供应困难，我们的口粮标准也一减再减，从原来的每月每人33斤，减到30斤，现在又减到27斤，加上肉类和副食品供应少，许多教职工和学生就因此而缺乏营养，不少人患了营养不良症，有的甚至得浮肿病，我们教研组就有3个教师得浮肿病。全校有近300人得浮肿病。像我们这样的单位都出现如此情况，农村中就可想而知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学校一方面向市里申请一些豆类和副食品的支援，另一方面组织部分教职工专门负责养鸡、养兔子、养小球藻，企图改善师生们的伙食，以减少浮肿病人的出现。
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寒假我回家，与家人团聚过春节。这时家乡的粮荒越来越严重了，集体食堂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开火，但每人一天只有半斤米，许多人就全靠杂粮和野山芋配合充饥。过年了更是一片静寂，没有一点生气。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只有100多人口，竟有几十人得浮肿病，其中有蓝耀甫、蓝耀德、蓝老荣等数人已因浮肿病而死去了。母亲告诉我，我们大队许多人去修平口水库、谢家水库，劳动强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饿死了，一些人在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半路上倒下就死了，我们大队的钟天发、潘文茂等人就是这样饿死的。多么悲惨的情景，“路有饿死骨”，我听到这些心里实在不好受，母亲还说到我家的一个堂弟，只有十岁，因饥饿难耐，一次大人们尚未回家，他把蒸好的本不属于他的那一盅饭也吃掉了，等大人们做事回来就没有吃的了，为此遭到了她母亲的一顿暴打。谁会这么打自己的孩子呢？听母亲说到这些，我沉默不语，沉入悲痛的冥想之中……不是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会使人没有饭吃呢？
春节是过得很不愉快的，但我们家因为有父亲和我在外面工作，设法使家里增加了些粮食和副食品，总算不致于饿死。不久我就回学校了。
新学期开始后，我被安排到野外队带学生实习。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个好差使，到野外不但每月有15元（当时可是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的津贴补助，而且粮食定量每月可增加至40斤，实在是一个美差。我们是带学生到栗木锡矿实习，协助270队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到野外师生们情绪好多了，吃食比学校增加了，野外心情特别好，大家都很高兴。我见到矿山的工人们生活还过得去，下井的工人还可享受到营养餐，我们跟着下井也有这种待遇。但矿山附近的农村就差多了，听说有不少农民得浮肿病，出现不正常死亡的情况。难怪在矿山经常可见一些衣服褴褛的农民（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这里乞讨。如果生活好过有谁会出来要饭呢？
从1959年冬以来，特别是1960年期间，不但我所见到地方有饥荒，出现饿死人现象，听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情况。1959年冬至1962年春，是全国大饥荒的时期，当年各级党的领导人说是三年困难时期。造成这种困难，这些领导人和当时的报纸、广播都说，一是由于天灾；二是由于苏联逼债；三是少数干部瞎指挥，刮共产风。党的领导干部向我们作报告就是这么说的。要我们相信党的领导，一定能克服这临时的困难；要树立坚定的信心，跟党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能实现的。我的心中虽然有疑问，也只能听党的话了。
随着各级党的官员和媒体的如此宣传，此时的政策也做了某些调整，如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自留田，允许农民种养搞副业，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从1961年春以后，市面上慢慢有些东西卖了，虽然价格昂贵，但，人世间显得有一些生气了，确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三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大跃进和随后发生的大饥荒。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苦难的岁月。
大跃进有多少人去大办钢铁，有多少人去大修水利，特别是大饥荒的年代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毛泽东在世时 是从未向世人公布的，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
4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事情都清楚了，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所造成的，是毛泽东独裁专制造成的恶果。且不论毛泽东当时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共产主义怪论，他的种种倒行逆施，把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对于造成如此的大饥荒，当时他们解析说是因为天灾，因为苏修逼债，这完全是在骗人。现在有人统计了当时全国的气象资料，1958年是好年景，其后几年也属正常年景，并无特大的自然灾害。而苏修逼债也根本无此事，是毛泽东为了批判所谓“苏修”，强装面子，主动要把苏联的债务还清（即使还这点债也不致于饿死人）。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祸，是毛泽东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祸所造成的。
有学者估计，三年大饥荒，全国大约有3千多万人被饿死，几乎接近八年抗战死亡的人数。这是一段多么悲惨的历史。号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和他的领导人毛泽东，他所制造的谎言和种种荒唐之事，使人民深受其害，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具体事实。我翻阅了80年代以来出版的广西所有各县的县志，其中有些县志在数字上说了真话，公布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具体数字。现就一些县的县志所统计的资料记述如后，仅从这些记载人们足可以透视广西乃至全中国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真实情况了。
平乐县：1958年7月平口水库开工，数万人投入水库工地；8月至10月，全民大办钢铁，全县8万多人投入挖矿炼铁、砍树烧炭。1960年元月至四月中旬，全县发生营养性缺乏而患浮肿病人13000多人，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人情况（死人数字未公布，估计在千人以上）。
临桂县：1958年9月1日起，组织3.5万人大办钢铁，10月中旬增至18万人，至11月中旬，在13个“钢铁基地”建成土高炉3000多座，烧去木炭2.63万吨，木柴60万立方米，拆毁民房1380间。10月20日，数万民工组成4个民兵师兴修青狮潭水库。
1960年春、夏，农村中因缺粮发生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儿童营养不良等严重疾病，当年出现死亡人数1.58万人（含灵川县）。
资源县：1958年1万多人大办钢铁，各村寨风景树几乎都被砍光。
1960年全县共饿死4200余人，皆因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等错误政策所致。
忻城县：1958年9月25日，县委决定抽114名干部，民工10441人，支援南丹县砍树烧木炭炼铁。10月11日，全县抽调7万多民工到红渡挖煤，14日向上级报捷，以19小时产煤67.1万吨，放了所谓“煤炭卫星”，27日，再放一颗110.35万吨的“煤炭卫星”，11月8日，又抽调5000多人上山砍树烧炭。
1961年因缺粮，全县饿死2191人。
河池市（原河池县）：1958年8月开始大办钢铁，全市投入7.3万人。
1959年全市正常和非正常死亡人数5532人，1961年浮肿病人达两万，相当数量的浮肿病人死亡。
柳江县：1958年大办钢铁时，男女老少齐上阵，到处搞炼钢炼铁，建小高炉，到处大砍大伐树木。9月23日，抽调1.7万个劳动力到鹿寨英山支援该县大炼钢铁，另抽6500人到宜山修龙江河水利。
1960年1.6万人害浮肿病，死亡率从1959年的11.8%上升到13.96%，1961年达到16.62%。
都安县：1958年9月开始，10万人上山砍树烧炭、挖矿大办钢铁，10月，6万多人开赴马山，支援该县大办钢铁。
1959年2月24日，全县开展粮食核产和“反瞒产私分”运动，使农民严重缺粮。1961年全县发现浮肿病人58938人，出现饿死人现象（未列数字）。
横县：1958年9月开始大办钢铁，历时3个月，先后调动24万多人，组成11个钢铁野战兵团，大搞土高炉，砍树烧炭，共砍树42万方，烧炭10万吨。1959年12月初，全县1万多民兵，前往上思县支援兴建那板水库，历时1年。
1960年因缺粮，患浮肿病2.1万多人，饿死4800人。
武鸣县：1958年8月，全县实行军事化，成立钢铁兵团、水利兵团、农业后方兵团，大办钢铁，大修水利。仅小陆炼铁基地就有4000多人上大明山砍树烧炭，共砍木材140多万方。
由于大办钢铁、水利，全县粮食总产量只有7440万公斤，比1957年减产2173.5万公斤，下降29.2%。1961年底，全县有2850人饿死。
上林县：1958年12万多人上山挖矿、砍树烧炭来办钢铁；1961年因缺粮饿死2000多人。
田东县：1958年2.6万多人大搞钢铁。由于搞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运动，使农民严重缺粮，1959年5月中旬至6月10日，全县就发现浮肿病人3644人；1961年底发现浮肿病人3万多人，死亡4614人。
容县：1958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全县全民大搞钢铁，建炉群15处，土高炉477座，小土炼铁炉不计其数，烧碳1.69万吨。
1960年“反瞒产运动”，搞人人过关。至1961年底发现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病、小儿营养不良等病人96551人，死亡21967人。
德保县：1958年10月，全县组织远征军10个团3万多人大修公路和水库，其中调3个团8000多人到凌云县那楼乡炼钢铁。
1958年大跃进，提出亩产粮5000斤，并向7500斤进军。为此，当年夏收之前，各屯将数块已经孕穗的禾苗并到一块田里，谓之“卫星田”；后因通风不良和病虫害等，造成粮食歉收，全县只产粮5452万公斤，比1957年少5.17%。农民因缺粮，从1959年至1961年间，饿死6328人。
贵港市（原贵县）：1958年6月起掀起大跃进热潮。夏收后开展反瞒产运动。9月底起大搞钢铁，历时3个月，先后调动46万多人次，成立6个民兵团，8个生产钢铁基地，建土高炉16307个，烧木炭24036.2吨。1959年1月12日，提出“实现水稻亩产40000斤口号”。
1960年3月至7月，因缺粮发现水肿病人23022人，1961年15249人，出现非正常死亡。
苍梧县：1958年6月掀起大跃进，8月29日至9月25日，全县成立9个人民公社。8月至11月大办钢铁，投入163105人，共炼出铁1485吨，烧结铁69721吨，办食堂2108个，年底2万多人兴修水利。
1959年4月，全县4级干部会，开展“反瞒产”运动。1958年至1960年的浮夸风，所谓“万斤亩”都是假的，如1959年全县实际稻谷总产量11620.14吨，亩产303公斤，而上报亩产552.5公斤，1960年口粮减到147公斤。因缺粮造成6万多人得营养不良和浮肿病，死亡26057人。
昭平县：1958年6月至9月，全县实现公社化，大办集体食堂。9月起，10多万人大搞钢铁。
1960年，因饥饿患病人数达10多万人，年末死亡8146人，人口比上年下降14.66%。
合浦县：1958年8月成立14个人民公社，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中食堂开饭，一日三餐干饭，无偿平调社员生产、生活资料，造成极大浪费。9月起7万多人投入深翻改土，12.3万人上山开矿、砍树烧炭，大办钢铁。1959年2月起，因缺粮开始出现浮肿病人，至9月病人达4000多人。1960年1月上水利工地21万人，春、夏间浮肿病人有8600人死亡，县委第一书记被撤职。
上思县：1958年9月实现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办食堂955个。从9月起大办钢铁，1.3万人挖矿炼铁；10月起另组织2.5万人上山砍树烧炭，共砍伐木材10万方，放了一颗砍伐木材“卫星”。
1959年3月开展“反瞒产”运动。至1961年因物资奇缺，农民挖山薯、蕨根、芭蕉根等充饥。因缺营养，引起浮肿病增多，死亡3381人。
无须再举了，全广西乃至全中国绝对是如此。神州萧瑟，饿殍遍野，许多人被活活饿死，有的甚至全家死绝，是人世间少有的惨剧。
四
事实充分说明，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完全是谎言，是毛泽东发号召，全国跟着说空话、假话；而由此引发的大放各种“卫星”，更是荒唐、愚昧。大炼钢铁是百分之百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化、军事化组织完全是把农民当农奴，剥夺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种种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灾难，已经永远载入史册，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遗忘。
对于当年大跃进和大饥荒之事，当今的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天方夜谭，滑稽可笑；或者认为未必有如此严重，这都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大跃进的种种胡作非为，造成了数千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这是血淋淋的铁一般的事实。牢记历史，拒绝谎言。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根本制度上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任其独裁专制继续下去，类似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一类的灾难就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晓明，《往事微痕》电子版第89期
from 明鏡歷史網 http://www.mingjinglishi.com/2012/09/blog-post_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