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徘徊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对外，在全球都市的竞争压力下，台北市有快速更新的压力，然而，对内，却有民众对都市更新的想象和摸索，以及要求弱势优先、尊重民主程序的压力，台北市的都市更新不得不再度放缓脚步，重新调整步伐。快与慢的步调如何抉择，新与旧的十字路口怎么转弯，台北市都市更新的下一步要怎么踏出去，是台北目前面临的最大考验。”
SOHO中国大陆首席执行官张欣在博鳌论坛的城市论坛，提到了她四年前首次到台北的第一印象，她说：“当时我非常吃惊，这个城市非常古老。”代表台北市长郝龙斌与会的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尴尬地解释，台北市的都市更新虽然缓慢，但是也累积出友善、体贴、文化深度等特色。
张欣的一席话，的确刺痛了台北市最敏感脆弱的神经，她可能并不知道，坐镇在台北市的郝龙斌，正面对他政治生涯的一场风暴。在3月28日当天，近千名警力强制拆除台北市士林区“文林苑”小区的一家钉子户。这座小区有36户居民同意建商（编注：即开发商，下同）把旧大楼改建为现代化的新大厦，却有世居六代的王家，希望保有充满家族记忆的老宅，反对参与都市更新。一拖四年，台北市政府援引“都市更新条例”，小区若有八成以上同意，不同意的少数必须搬离，动用公权力，强势拆除王家老宅，清除地基，交由建商进行改建工程。
为了顺利拆除王家老宅，警察必须抬走前来声援王家的三百多位市民，其中包括学生、老师、知名社会人士等，他们呼吁市政府尊重王家人的意愿，让王家人保存这栋充满记忆的老房子，他们不仅不认同郝龙斌拥有行政效能和执行力，反而痛斥他蛮横无理，同一时间，媒体舆论纷纷质疑台北市政府图利建商，“都市更新条例”可能侵犯了法律对人民居住权和财产权的保障。社会对台北市政府的拆除行动反弹极大，甚至冲击到台湾地区的都市更新政策，不得不重新检讨“都市更新条例”。
这一场“钉子户”的拆迁行动，再度挑起了台北对于都市更新的复杂情结。台北，正徘徊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上，找寻城市发展的下一步。
渴望破旧立新
台北是移民的城市，从日本殖民统治到光复，成为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随着19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大批移民离开中南部的农村家乡，到台北打工求生，移民背景之下的台北，充满了错落的违建聚落和违章建筑，整座城市缺乏规划，房价也同时居高不下。
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台北曾出现第一波的城市更新与改造浪潮。当时，“政治戒严”刚刚解除，开放民众出国观光，打开眼界的台湾居民，看到世界各地城市的现代化，心中顿生向往之情，同时，同属“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在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之后，成功将城市大幅整顿成美轮美奂的现代化都市，让台湾更生羡慕，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黄大洲在民气可用之下，拆除紧邻西门町的“中华商场”。中华商场原本是为了安置随国民党迁台的居民，占据道路面积建筑的违章商场，低价分租给这群居民做小生意。中华商场拆迁之后，当地的道路拓宽，成为林荫大道。同时，黄大洲也把安置一千多位国民党老兵的一块土地，划为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就是如今的位于豪宅区的大安森林公园。
这两个都市更新案，虽然都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和抗议，不过，却没有引发台北市民的同情与支持，反而是黄大洲被认为行政效率不彰，他温温吞吞的形象深植人心，当时的台北市民期待一位有魄力的市长，能够破釜沉舟地推动都市更新，为台北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因而，在1994年黄大洲与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宝座时，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快乐、希望、台北市”的口号，打败了国民党支持的黄大洲。
小区主义和弱势优先
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上四年，在中产阶级的期待下，大刀阔斧改造台北市，大力扫黄、扫黑，并且积极整顿市容景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绩”就是拆迁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上的一千多名住户，铲平违章建筑，改建成大安森林公园。
这块公园预定地，在日据时代是坟场，后来由迁台的老兵和眷属搭建违章建筑，就地落脚，安顿生活，他们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40多年，违建区住户形成了小区，有绵密的人际互动，大江南北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反而让彼此相互尊重，并且在生活上互助合作，自发成立防火巡守队，拥有浓厚的小区情感。然而，这片违章建筑却与邻近的高档住宅并不相衬，成为台北市政府“整顿市容”的首要目标工程。
当陈水扁派了推土机来到这片贫民窟时，整个小区强力反弹，激烈抗争，一名老兵以自杀控诉拆迁，震撼了社会，陈水扁展现铁腕，最后仍强制拆除这一片违章建筑，成为他在1998年竞选连任败选的原因之一。
大安森林公园最终仍旧成为绿草茵茵的公园，但这个拆迁案却引发了台北市民对于小区运动、弱势保护的争辩和思考。对城市发展规划有深刻关怀的台大城乡所师生介入这场拆迁案，声援居民的抗争行动，他们提出，在都市发展与规划之中，应该要保护弱势族群的利益，把这群老兵和眷属安置在冰冷、缺乏小区脉络的高楼大厦之中，破坏了他们原本紧密而相互照顾的小区脉络；应该尊重他们原本的生活机能，公权力不应强迫他们拆迁。这些论述让台湾社会对于都市更新，注入了新的思考，不再盲目追求市容整顿，而开始关注到弱势保护和小区保存。
在这个拆迁案发生的同一时间，另外一场台北市永康小区的老树保留运动，也给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可能性。紧邻着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的永康街，是一个由官舍及中产阶级公寓结合而成的小区，结合服务当地居民的当地特色小商店，是台北典型的住商混合小区。台北市政府当时打算拓宽小区内的小巷道路，计划迁移50棵老树，并且使用原本已经非常狭小的永康公园五分之二面积。小区居民则希望能保留老树和公园，不希望大马路带来车流和过度的繁荣，破坏了原本小区的静谧。
永康小区居民通过集体的力量，不断跟陈水扁主政的台北市政府陈情沟通，台北市政府终于妥协，同意保留老树及公园，永康小区的运动，并没有因为达到原本的目的而画下休止符，反而进一步深耕，组成小区发展协会，共同思索和规划永康小区的发展。永康小区自发性地保留老树和公园运动，成为台湾都市小区运动的滥觞，并向外扩散，也打破了都市更新是由政府全权主导规划的模式，开始有了小区和住民参与决策的空间。
乐生疗养院保存运动
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拆迁抗争和永康小区运动的两个事件，犹如星星火种，点燃了台湾社会对于都市更新的另类思考，直到乐生疗养院的保存运动，更直接引爆了弱势族群对于都市更新霸权的挑战。
乐生疗养院是位于大台北新庄地区的边缘山坡，日据时代开始，当时被误认有传染性的麻风病人被带离家乡，强制收容到这里。“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延续这项麻风病政策。乐生疗养院区内，完整保留日式建筑风格的医院，以及绿树围绕的平房，被迫与世隔离的麻风病人，彼此互助，形成亲密的小小区，不料，当台北的捷运兴建工程不断延伸到台北边缘地区，带动邻近的房地产开发，乐生疗养院却被规划捷运公司作为维修、停放列车的机厂及发电站，台北县政府和捷运公司计划征收乐生疗养院的土地，而要将五百多名麻风病院民搬迁到邻近的医院大楼。
不想搬离院区的乐生院民，引起了社会高度的同情与关注。从2004年开始，学校师生、学者、都市规划与建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人权团体、小区运动工作者等，纷纷投入乐生院的保存运动，他们以艺术、市集、教育、抗争、游行等各种手段和方式，希望争取保留乐生院。他们主张，兴建捷运（编注：即轨交，下同）的公共利益，不应该高于人权，都市规划和捷运应该要变更设计，乐生院民在错误的公共卫生政策下已被牺牲了一次，他们有权利在乐生院安居。
由于捷运在规划时期，就已经吸引建商在捷运行经路线购置土地，等候地价上涨。建商更是地方政治人物的重要金主（编注：赞助人），政商关系紧密而盘根错节。因此，纵然乐生院民和声援的群众提出捷运兴建的替代方案，地方政府和建商却以动员当地民众发动另外一场游行来反击乐生院，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决策，同意保留部分的乐生院区。
乐生疗养院的保存运动虽然没有成功，台湾社会却不再是一面倒地支持都市更新，而有一个另类的声浪，重新思考着，都市更新并不是把旧房舍拆除殆尽，而应该思索如何保留旧有历史与文化，更重要的是，都市更新的决策过程，不应该是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的模式，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不能压制少数人的生存权利。
挑战建商主导的都市更新
这股在台湾民间逐渐茁壮的反思力量，其实就是士林文林苑“钉子户”王家一家人，能够在短短时间，就吸引到三百多名师生、社会人士前往声援，媒体舆论同情的社会基础。王家和前去声援的群众已经开始在被拆除的废墟上搭起帐篷，并打算兴建铁皮屋以长期抗战，并计划举办各种讲座及活动，他们不单是为了王家人出一口气，更直接提出对“都市更新条例”的批判，以及对台北市政府铁腕执行拆迁的不信任和质疑。
地狭人稠而房价居高不下的台北市，成为建商引用“都市更新条例”，主导小区重建的主要地区。“都市更新条例”原本的立法精神，是希望小区居民通过自主讨论，凝聚小区共识，规划出小区发展的想象，再寻找营造商合作，进行整修或重建。不过，经过多年的实际推动，却越来越偏向由资金丰富的建商主导，小区居民被动配合，但由于小区意见整合不易，建商通过游说立法，逐渐扭曲了“都市更新条例”原精神，为了扫除可能的社会冲突，条例也改为若能取得八成居民同意，公权力就会介入协助拆迁，以加速完成更新重建工程。
这一次士林王家的事件之所以震撼台湾社会，主要在于民意反对政治人物与建商之间的勾结太深，并且批评“都市更新条例”求取速效更新，无视于民众的基本人权及小区价值，并且将都市更新的民主精神破坏殆尽。
这股质疑和批判的声浪更指出，建商主导的都市更新模式，并不能解决台北都市规划杂乱无章、街景失序的现状，反而会加深发展失序的问题。因为建商寻求改建的小区，多位于地价高的地段，而真正需要都市更新的穷困地段，并非建商所青睐的目标，同时，建商仅负责单一建筑，无法形成整区的重建规划，又以商业利益为考虑，对建案的规划，以市场商品需求为主，无法兼顾历史、文化、居民需求等社会文化面向。
小结
台北，徘徊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对外，在全球都市的竞争压力下，台北市有快速更新的压力，然而，对内，却有民众对都市更新的想象和摸索，以及要求弱势优先、尊重民主程序的压力，台北市的都市更新不得不再度放缓脚步，重新调整步伐。快与慢的步调如何抉择，新与旧的十字路口怎么转弯，台北市都市更新的下一步要怎么踏出去，是台北目前面临的最大考验。
（卞中佩，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社会所博士生。陈慧敏，台北媒体人。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2/4/24/781192_2.shtml）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67期，周刊下载：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256be975f182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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