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忽视了海伍德谋杀案背后更加险恶的故事
当王立军在2月6日晚夜闯成都美国领事馆的时候，他抖出了他的老板—-薄熙来的很多具有杀伤力的故事：薄熙来的家庭和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关系，重庆公共资金的吸纳，对当地罪犯的勒索以及三个一组的种种因素。
作为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知晓这位重庆市市委书记涉入了对中共政治局委员的监视，这潜在暗示了薄熙来和其它江派同伙—最显著的是官位显赫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他们正在谋划夺权。面对中共权力接班的复杂性，大部份西方媒体的编辑们，高分贝的集中报导对海伍德被谋杀案（审判）不真实的一面，实质上不幸的是(他们)被中共所操纵的媒体驱动了，这一个背后更加险恶的故事，几乎被忽视了。
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提交了中共一直进行的摘取器官的证据
3月23日，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公开宣布中共有意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但是这一委婉的说法，并不能掩盖现实，因为在2月6日晚上，王立军以他独特的身份揭示了另一个故事—具体的说，是这个政党如何多年来一直从“政治敌人”身上摘取器官。
王立军透露自己监督了几千例现场器官移植
王立军的崛起和薄熙来息息相关，一直追溯到过去十年的早期在中国东北辽宁省。作为省长，薄熙来以“决断，无情的领导，执行政治局的标准路线”而“著称”。作为他的“得意”下属，王立军领导锦州市公安局，并成立了一个医疗机构—不明确的将其命名为“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根据2006年中共官方的一项医疗创新奖仪式上，王立军(透露自己)监督“现场几千例密集”的器官移植。
由国家来选定器官被摘取者
这些器官，不是亲属为他们的亲人捐献出一个肾脏。这是由从国家选定的个人身上动手术，摘取下身体上任何可获得销售利益的部份。将器官移植到新的受体身上，对于外国人和中国人（买家），一个肾脏可卖到6万美金，肝脏可卖到9万美金，而心脏、肺、眼角膜可能以季节价进行出售。
谁是器官移植手术的受害人？
从一张照片来看，王立军正在讲解外科手术，一个病人则躺在担架上。王立军是一个亲自动手的管理者。在他的获奖感言中，王立军表示在死刑注射后的器官移植是“令人震撼的”。
谁是这一外科手术的受害者？2006年的那个获奖仪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这不再是一个傻子来回答这一问题了。
6年来累积的证据和一位第一医疗证人最近不顾他们匿名流亡海外的身份，公开说出了中国大陆的器官工业的事情。
2012年2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现，在中国大陆的多个网站的明显位置上，报导了王立军的获奖典礼的消息，这给调查中国监狱的良心犯被器官摘取带来新的曙光—调查政治局在其间的中心角色。
要完全了解中共在这些指控上的脆弱（立场），有必要简要的回顾过去30年来的器官摘取的发展历程。
中共摘取器官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根据劳改基金会吴宏达的研究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共开始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这些犯人被控谋杀、强奸和其他严重指控。过程很简单：行刑之后，一名军医在临时的处所摘取肾脏。
根据我对医疗人员的采访调查，在90年代早期之前，参与的机构范围已经扩大。一位匿名的医生（目前还在中国行医）生动了讲述了1992年在广州市的一个行刑的场面，现场有很多从该地区各大医院开来的白色面包车，在这个白色医疗面包车里，这位医生在里面摘取肝脏和肾脏。这位男犯人的心脏被子弹枪中。这位医生说，技术上很简单，但是感情上，很复杂。因为这个男子的脖子上有一个被电线勒过的标志，这表明警方强行阻止这名男犯人在法庭上说话。
听到面包车里被活摘器官者的惨叫声
1994年，Nijat Abudureyimu是新疆某个专门负责政治犯的特别机构的警察。Abudureyimu获得的活摘器官的第一个暗示，是从一位警察同事那里得知的消息，他碰巧听到从其中的一辆做手术的面包车里传出惨叫声。
一位乌鲁木齐的医生也在现场。医生Enver Tohti回忆了1995年的一个死刑犯行刑场面：一位犯人的胸部被枪击中，枪击但不会令其死亡，而是让其身体进入深度休克状态， 这样可减少身体的蠕动和收缩以避免为摘取器官带来问题。在上司的注目下Tohti医生完成了对其的活体摘取肾脏和肝脏。Tohti的说法在警察Abudureyimu和其主治外科医生在1996年的讨论中得到证实。总之，活体摘取器官在1994年之前就开始了。在1996年之前，中国至少有一个省份参与其中。
维吾尔护士愿到美国国会作证 证实政治抗议者器官被摘取
1997年，伊宁事件之后，穆斯林的一次抗议活动导致中共在整个新疆发起镇压。一位匿名的维吾尔族护士同意，如果任何时候需要，她可在美国国会作证。她表示，在镇压之后的6个月，发生了第一例对维吾尔政治抗议者器官摘取，她还证实一起对维吾尔婴儿进行安乐死的事件。
这一（器官摘取的）时间和一位被命令对维吾尔政治囚犯进行验血的医生的采访内容相吻合，这位医生也同意作证，他（她）表示，维吾尔的一家医院代表中国高层寻找可行的器官。
器官摘取升级 军方医院主导 相关器官摘取文件不见踪影
这些政治犯并非死囚，所以这关乎违反了法律和道德的主要规范。根据这名年青医生的叙述，1998年，对政治犯人的器官摘取升级了，军方医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随后，审判被“冷化”处理，证人的证词或有关从良心犯身上器官摘取的文件从此好几年不见踪影。
多方不同调查 共同描述出1999年后中共摘取器官的细节
在两位加拿大人权律师—乔高和麦塔斯的努力下，追查国际和我个人大量对难民的采访—来自前囚犯，劳教所人员和内部安全人员—我们可以共同的描述出中共在接下来的10年中器官摘取的细节。
监狱被关押的一半“囚犯”是法轮功 15%不报姓名
1999年7月，中共安全部门对70万法轮功学员发动了全面的镇压。中共希望在3个月之内消灭这个团体，但是法轮功学员非暴力的抵抗“转化”—拒绝被强迫的公开诋毁法轮功--这远远超乎当局的预期。中国的拘留中心、劳教所、精神病中心和“黑监狱”构成了“劳改系统”，关押了一共300-400万人。在2000年底以前，非常粗略的统计，这些被关押的人约一半是法轮功学员。
只有中共授意对法轮功学员采取极端的手段—酷刑、强制灌食、蓄意强奸、拆散家庭、滥用精神病药物以及大量的彻头彻尾的谋杀后，这些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占监狱囚犯（约有50万至100万法轮功学员可在任意时间成为囚犯）的比例才有可能下降到15-20%。
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催生了这样的原型—坚定、不可被转化。很多人拒绝告诉当局自己的姓名。约有15%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属于这一类型（编者注：不告诉姓名）。
军医对狱中法轮功学员体检和进行器官检查 2002年秋大规模开始
2001年秋天，中共对太多的公开杀戮的担忧战胜了谨慎的拘谨（心理），派出军医以销售器官，比如眼角膜，为目的，为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作体检。大规模的进行体检和器官检查从2002年秋季开始，（检查对像）包括目前数量不详的西藏人和家庭教会的“东方闪电”派别。这些检查以很少的藉口来进行。
2005年前4万多器官无法解释来源
加拿大的人权活动家乔高和麦塔斯观察到，法轮功学员对中国劳改系统的阐述符合中国移植数量剧增的现实。这些数字反过来显示出在2005年之前，超过4万器官被摘取。根据我对“不可转化”难民的多个采访，从2000年-2007年，约有6万位法轮功学员在手术刀下，被摘取了器官。
有关2007年之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是否还在继续，以及是否延伸到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话题，目前还在讨论之中。但是，在追查国际和大纪元时报以及后来乔高和麦塔斯对此罪行曝光后，外界普遍同意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的高峰期发生在2006年和2007年。
著名台湾外科医生：忧病人移植法轮功器官
其中可能有另一个因素，一位受人尊敬的台湾外科医生向我承认，他忧虑他的那些年龄大的台湾病人是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受体，这位医生在大陆的同行通知他说，在北京奥运期间，杀戮法轮功学员以获得器官将会暂停。
王立军很可能活体摘取器官 辽宁是法轮功被强制摘取器官的中心
回到王立军2006年的颁奖典礼：那些手术（王因此而获奖）是否是在供体依然活着的时候进行的？虽然王立军看起来使用了死亡注射针，但从时间表和要防止新受体产生排斥来看，答案看起来是：是的（提供器官者还活着）。
是否这些手术仅仅是只在死刑犯身上进行—杀人犯，强奸犯等等—就如同中共3月份所宣布的那样？在中国的背景下，这是极端不可能的；劳改系统的难民一致的指向中国辽宁省，包括伊达、苏家屯、特别是大连市，作为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除器官的中心。这和薄熙来与王立军通过镇压法轮功来建立其政治权力密切相关—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也是这样。
王、薄案后 李长春向调查员确认周永康主管法轮功活摘
四年前，“追查国际”的志愿者们以中共调查员的身份向中共高层打电话以确认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器官摘取。这一行为曾一度因无法进入中共内部安全的电话线路而严重受阻。
这类似于调查，追查国际获得了负面的确认。每一位接到电话的官员表示，由于质疑身份的真实性，在不安全的电话线路上讨论器官活摘的事情是极度不合适的。
2012年4月份，追查国际再次尝试---这一回，对方的口气变了。一位调查员，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李长春打电话，以讨论“用摘取在押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给薄熙来他们定罪”的问题。李长春回答说：“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
辽宁省前政法委秘书长确认薄熙来积极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调查员还以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的成员的身份向辽宁省前政法委秘书长唐俊杰打电话，问：在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
唐俊杰回答说：“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那个中央实际抓这个事，影响很大嘛，好像有他也是正面的，好像还是正面的。那个时候主要是常委会讨论啊。”在暗示了本人也是辽宁政治局委员后，唐俊杰表现出很惊慌—“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点……你在什么位置啊？”然后挂断电话。
薄熙来免职后 百度一度解禁“活摘器官”和“王立军活摘”
在王立军闯入美国领事馆以后，薄熙来追踪了王立军不小心随身携带的手机，薄（派人）用警车包围了领事馆（根据未确认的报告，薄熙来试图调动用于战斗的装甲车，以进一步显示他的权力）。3月15日，薄熙来被免职。4天之后，中国的微博到处是有关调动警力和北京街头出现装甲车的传闻。在接下来的一天，几个被封闭的网络搜索可以在百度上进行搜索---特别是有关关键词“活摘器官”和“王立军活摘”。3天之后，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止痛式的宣布：中共有意在3-5年之内，停止从死刑犯摘取器官。
王、薄事件后 中共卫生部戏剧性宣布:有意3-5年内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机构在2011年11月刊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撰文《一个在中国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试点计划》，文章读起来就像是一个令人抓狂的为中国不道德的器官移植环境而进行的辩解（良心犯从未提及），其中有一系列的要改善的承诺，一些基层的器官摘取数量。这些数字很明显是临时编造，用以显示囚犯用于器官移植已经戏剧性的下降。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计划的）作者们会先发制人，拒绝任何外国医疗观察家们对其进行独立核实。
3月23日，当有关“器官捐献”许可作出的时候，禁忌同时发生：没有提及政治和宗教信仰囚犯，没有出现在中共国家媒体中，甚至没有出现在西方的自由媒体中。每一个人懂得哪一条线可以越过，哪一条线不能跨越。惩罚是显然易见的：北京当局最近将调查中共劳改营的英文半岛电视台赶出了中国。
恐惧驱动 中共欲销毁和埋葬十几年来器官摘取的证据
对这些事件的一个默认解释是：中共作出了一个集体的决定要擦掉器官摘取和埋葬任何现存的在过去15年中相关的不透明的公告的证据，这些证据在从未被外界完全知晓之前，就都没有了。这种转变，是由恐惧所驱动的。
较小的恐惧是中共全球医疗野心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利润丰厚的制药和医疗测试行业。更大的恐惧是，中共的历史罪行将会在世界面前裸露出来（这种恐惧在追查国际在2月15日发布了王立军的文件之后加剧），更糟糕的是，这会发生在中国人颠覆中共领导权的交接班之前。
中共必须要对摘取器官的问题进行了结 垂死的江泽民要准备认罪
由于中共过去长期执政，摘取器官的问题必须要了结。所有的因素摆在了这里：一个伪装的用以避免主要问题的广开言路的手段；一个在中共派系之间进行的被缩短的游戏（他们以装甲车和网络上的方式来玩游戏）；两个替罪羊（薄熙来、王立军、可能还有周永康）；对法轮功发起迫害的建筑师（指江泽民）现在垂死，准备着认更多的罪行（根据中共的标准模式，江泽民可能被宣布70%正确，30%错误）。
温家宝的政改和道歉可能没有效果
但是，中国有一个喜欢不同、非常正面去解释（事情）的异议人士团体，他们的证据是温家宝总理一直以来劝告要进行政党改革，将中国转向一个民主的道路，真诚的为中共的错误道歉。外部人士可能认为这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内部人士将其解读为—特别是道歉—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温家宝知道中共的所有罪行，并准备对其起诉。
这个团体非常奇怪的相信，当黄杰夫在3月份宣布那个有关器官移植的决定时，会令法轮功团体感到高兴。对于那些有亲朋好友或同事在中国被关押的人来说，这这样的事情是令人热切期望的：北京决定宣布这个问题，最终会导致全面亲算这一活体摘取器官的历史。
全部的真相必须公开
温家宝和中国的一些个别医生，比如黄杰夫，或许是真诚的愿意来改革这个体制系统，但是几个好的想法不能够擦拭去历史或是这个党不光彩的一切。受人尊敬的西方医学杂志或许是太客气或者是太天真而不能拒绝这样一个混淆视听的可笑尝试，但是中国人和中国以外的人们，知道（中共）这一反人类的罪恶已经发生了，全部的真相必须昭示天下。
（摘录自： 大纪元2012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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