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一章 第四節 中西通商與英國的地位

　　一、廣州互市

　　廣州為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開，英船曾來閩、浙，但不甚順利，互市仍集中廣州。一七一六年東印度公司設立管理會，基礎漸趨穩定，不滿之心亦與日俱增。

　　十九世紀以前的中西貿易，雙方均採獨佔制，在歐洲為各國的公司，特別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為廣州的洋行，特別是洋行合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為互市的自然結果，然後得官府認可，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獨佔性相似。海禁開後，洋行地位益為重要，通稱為十三行，實際不必常為此數。官府為便利計，管束夷商，徵收課稅，亦委諸洋行商人，他們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間。行商互相競爭，甚或以不正當手段，勾結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僅夷商官府兩受其害，誠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牽連。一七二〇年行商商准官府，訂定規約，由各洋行合組公行，公辦對外貿易。夷商認為這種完全壟斷制度對他們愈為不利，中國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對，第二年即行廢止。

　　西洋貨船進口，多在六、七月間，出口在十一月前後，以便利用信風。進口時先由澳門同知撥給引水，代僱通事、買辦，出口時交出兩無蒂欠甘結，再由海關監督發給印照（紅牌）。進口收泊地點為黃埔，夷商將貨物分為股份，自行擇定行商，委託銷售，並代置辦所需貨物。一七四五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資本微薄，未能照數如期繳納課稅，因就中遴選殷實者，作為「保商」，以專責成。但承銷夷貨的各行商於完納課稅，仍多觀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貨銀代墊。

　　夷商寄寓洋行之內，各國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賃屋開設，及商務繁盛，行商別於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稱為「夷館」。居住夷館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註：公司管理會主席、副主席】，不准攜帶眷屬，交易完畢，須退至澳門。一七五一年，禁令加嚴，如有番婦進口，夷人船貨，一併驅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養生息，開盤踞之漸。

　　中西通商之前的關稅，係按貨「抽分」。十六世紀以後，改為輸銀，分水餉與陸餉。水餉一名船鈔，按船的廣狹大小為準，陸餉一名貨稅，視貨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屬正稅。船分三等，一等徵銀一千一百二十兩，二等八百八十兩，三等四百八十兩。貨稅大致為百中取二，或三、四。兩項合計，並不為重。由於海關人員的刁難勒索，夷商的實際負擔不止此數。每船所繳船鈔多在二千兩左右，所納貨稅超出正稅一倍，以至三四倍。當時歐洲貨物銷路不暢，夷船所載，大半均屬現金，每銀一兩須納百分之四的分頭銀，復以海關歲入，定有最低數目，名曰「正額」，超過的名曰「盈餘」。設關之始，正額時有不足，一再核減。其後盈餘增加，常超出正額一倍，雖由於來船日多，亦與政府的獎懲政策有關。正額固須如數，盈餘亦不得短少，否則議處，如有溢額，按數議敘。稅吏為顧考成，不免濫徵。十八世紀初年，粵海關正額每年不過四萬餘兩，盈餘多至二十倍以上，最後盈餘亦列入正額。

　　船鈔由海關直接徵收，出口稅由行商於代置貨物時扣清，進口稅於夷船回帆時核明。最為夷商所痛惡的為「規禮」，亦即官員、胥吏，以及書辦、巡役、家人、通事對夷商的榨取，名目繁雜，為數不下正額或盈餘。一七二七年，規禮歸公，每船約徵三千餘兩。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進口三十項，出口三十八項，合計每船共繳一千八百餘兩。夷商的負擔不惟未減，反而增加。

　　債務、兇案、兵船亦為不時發生的糾葛。一七五八年行商拖欠法國商人貨銀，粵督勒令發給。拖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數目較巨，英人控追，未得要領。中外兇案的最早者.為一六八九年英國水手擊斃華人事件，英船不顧而去。外國兵船例不准進口，一七四二年，英國兵船帶同所俘西班牙船，擅自駛進虎門，幾肇兵端。三年之後，又在粵洋截捕法國商船。

　　二、口岸限定與夷人防範

　　英商為避開廣州的浮收苛徵，屢去廈門、寧波嘗試，均不如所望。東印度公司總欲開通北部口岸，尤注意寧波。一七五五年通曉華語的洪任輝（James Flint）奉命前往。地方官以十餘年來夷船不至，殷勤接待，諸事頗稱順利。第二年英船續到，北京諭令取締。廣東當局為了自身的利益，尤不願英船舍粵他去。一七五七年浙江科稅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正式宣布，以後不准洋船再來，只許在粵交易。一以廣東沿海居民，多藉洋船謀生，二因虎門、黃埔設有官兵，不似寧波可以揚帆直至。洪任輝明知有此禁令，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復隨英船收泊定海，為地方官所拒，即攜預先備好的呈文，逕去大沽，上京申訴。呈文中所控的條款有粵海關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行商制度多弊。乾隆以「事涉外夷，關係國體」，派欽差二人赴粵按察，將海關監督革職，家產查封，規禮名目刪除，行商欠款按股勻還，洪任輝則以「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圈禁澳門三年。各國商人認為處罰不公，出而抗爭，兩年後，英軍官來粵投文，要求釋放，均遭駁回。

　　自一七五九年起，廣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對於夷商的管制更嚴，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們除非不與中國貿易，否則唯有聽從廣州官府及行商的擺佈。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約」，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夷人與人民往來。一為永禁夷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二為夷人均須投寓夷館，不得攜帶兇械火器，夷館由行丁把守，夜晚鎖錮，出入由通事隨行，買賣貨物由行商經手；三為禁止行商領借外夷資本及夷商僱用漢人役使；四為禁止內地人民為外夷傳遞書信；五為夷船收泊之處，加派要員稽查。有了這個章程，行商責任加重，聯名請求恢復公行，所有關於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負責。夷商表示反對，英、荷等國船隻以延不進口起貨、停止交易相要挾，爭持兩月，始勉強解決。一七七一年，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多方運用，粵督得了十萬兩的饋贈，再由行商出名，說是「公辦夷船，眾志紛歧，於公無補」，公行二次裁撤。七年後，傳說公行又擬重組，東印度公司大班上禀總督及海關監督力爭。但是到了一七八二年，公行制度三次實施，直至南京條約訂立。總括公行或行商的職責為統辦中西貿易，承保應納課稅，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動，居間經理。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國官府不直接與外人接觸，換言之，公行或行商負有商務與政治的雙重責任。

　　行商獨握中西貿易之權，獨負管理夷商之責，亦獨享商務之利。最富有者，為同文行的潘家，通稱「啟官」，怡和的伍家，通稱「浩官」。因經營不善，以致傾家破產者亦不乏人，負荷過重，為原因之一。廣東督撫及粵海關監督每年例須以珍奇之物獻於皇室及中樞要人，如乾隆的大量鐘錶、洋鏡、朝珠之類，和珅的難以數計的珍藏，大都由此而來，價款則歸行商賠墊。實物貢品之外，尚有現金（貢銀），每年五萬餘兩，如遇皇帝萬壽大典，須額外報效。軍需的捐派，為數亦鉅，所可知者，乾隆時的金川與台灣兩役，行商曾分別捐銀二十萬兩及三十萬兩。廓爾喀之役，復與鹽商共捐三十萬兩。所有這些支付，無非轉嫁於夷商。

　　此時期的債務糾紛，亦趨嚴重。政府一再禁止拖欠夷商貨價、借領夷商銀兩，並未生效。這是雙方的責任。拖欠貨價，多由於每年夷商回國之時，將售賣未盡之貨，作價留交行商代售，所得銀兩，照複利滾算。日久本利累積，遂成巨額。借領銀兩多由於港腳商人，貪圖重利【註：港腳商人係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來自印度的商人，其船名曰「Country Ship」。港腳為country的譯音】，將款貸於行商，終成不了之局。一七七六年，有一行商賒欠英商貨銀一萬兩，由地方官及其他行商付還。一七七九年，另有兩行商因高利貸積欠港腳商達三百八十餘萬兩，其中三分二為利息，英國派遣兵船強索，政府除將兩行商治罪外，欠款全部由其他行商代償，於是有徵收「行用」之事，將本輕易售之貨，每銀一兩，抽行用三分，備作還債之用。日後貢項、軍需、捐派均出其中。貨物不論粗細，一體加抽，且不止三分。

　　關於兇案，一七七三年，一華民在澳門遇害，疑凶英人被迫交出處死。一七八四年，英船因鳴炮誤斃華人兩命，貨長遭受拘捕，英人武裝示威，中國派兵包圍夷館，實行封艙，卒將砲手縊斃，從此英人不再交犯。

　　三、馬戛爾尼奉使的無成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廣州夷商所受的壓迫愈甚，糾紛愈多。一七八四年，砲手處死案使他們感到安全可慮，尤重要的問題為英國的對華貿易。十八世紀末年，鴉片進口與茶葉出口逐年增加，利潤至大，同時又希望為工業革命後的紡織品推廣市場。一七八七年，英國政府決定援以往俄國之例，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為使，與北京直接交涉，希望取消中國對於互市的限制，給與英商便利與保護，取得一處地方或海島作為貨棧，兩國互換使節。卡茨喀特道卒。一七九二年續派前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Bengal）長官的馬戛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為特命全權大使，司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副之，隨員八十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九十五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所攜「貢品」，約值一萬五千餘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畫、毯氈、軍品、車輛、船式，計六百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的文明。英王喬治第三的「表文」，即致中國皇帝的國書，首先稱道中國地方廣大，皇帝仁慈，繼謂英人的海外活動，非為開疆拓土，亦非為貪圖商業利益，而在增廣見聞，交換知識，互通有無，中國尤為所嚮往，所以派人前來駐紮。在隨行人員中，「如大皇帝用他的學問巧思，要他辦事做些精巧技術，只管委他」。所有在華英人，亦「求大皇帝加恩」。

　　使團到達之前，由東印度公司通知兩廣總督，說是英王因前年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特遣使進貢。乾隆表示歡迎，命沿海督撫照料，另派大員在天津接待。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馬戛爾尼行抵北京，再轉往乾隆駐蹕的熱河。為了覲見禮節，雙方發生爭議。乾隆要他跪拜，馬戛爾尼只肯行英國之禮，乾隆大為不懌，及見到國書，復知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別有干請，決定要他早日離去。駕返北京後，軍機大臣和珅，即將頒賜英王的敕諭與禮品發給馬戛爾尼，含有逐客之意。禮品中有玉器、瓷器、彩緞、茶葉、墨、扇之類，大可與貢品作一比較。敕諭措詞全是上國口吻，一面嘉許英王恭順，一面不准留人住京，理由是不合體制。馬戛爾尼又以書面列舉六項請求，因於別一敕諭中逐一駁拒。首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准行。最後告誡英王，如英船至浙江、天津，定當驅逐。

　　馬戛爾尼於失望之餘，十月初自北京取道運河南下，由軍機大臣松筠護送。行至杭州，改由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伴行，續赴廣州，回抵英倫，已是一七九四年九月。馬戛爾尼之來，雖係為了英國商務與中英關係，亦望促進中國對西方文化的了解。驕盈自負的乾隆，與貪庸不學的實際首相和珅均不足以語此。他在中國五個多月，接觸過不少中央、地方大員，目睹耳聞了不少政治、軍事、社會實情，深感中國人的知識淺陋，官吏貪污，人民困苦，武備廢弛，一切虛有其表。如一旦與英國發生衝突，勢將土崩瓦解，俄人或將乘機而入。這些觀察，不妨說是他的真正所得。馬戛爾尼曾與長麟談到廣州商務問題，長麟允加整頓。東印度公司即將不滿之事，逐條禀呈，獲准的僅為英人可於夷館附近花園散步，每月兩天；貨船開行後，英人可在廣州續留二十天；英人得向買辦學習漢語；英人犯法由本人當罪，惟大班須負責將犯人交出；其他貨稅陋規依然如故。

　　馬戛爾尼曾告訴長麟，將來英王要另具國書，再來進獻。過了兩年喬治第三果然續有書來，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的回答是要他「益勵藎誠，永承恩眷」。雙方在觀念上是南轅北轍，不愉快的事件愈來愈多。

　　四、糾紛不已

　　馬戛爾尼東來之時，正值法國革命，英、法對敵之秋。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傳聞法國軍艦在粵洋出現，英兵船亦駛至虎門口外，兩廣總督以停止貿易相威脅，始行離去。一八〇二年，法軍攻入葡萄牙，英兵船又來廣東，準備登陸澳門，北京命粵督嚴陣以待。旋以英法議和，英兵船離去。此一行動，再加上欽天監葡人的中傷，謂英人兇狡譎詐，常懷蠶食之志，印度已為併滅，益增清廷的猜恨。一八〇八年，英軍竟將澳門佔領，粵督實行封艙，英海軍提督準備強硬對付，粵督亦調兵備戰。經英國大班的調解，英軍始退。嘉慶痛斥英人，重懲廣東督撫將軍，重訂防夷章程。五年之後，又有英兵船在虎門口外追捕美國商船之事，粵督調集水師制止，責令大班負責，以封艙相迫；大班則以撤退貨船為要挾，結果妥協了結。英人傷斃華人事件，一八〇〇至一八一〇年，有過三次，每次均引起交兇爭執，大都不了了之。債務問題，一八〇九年有三家行商拖欠英債約一百七十萬兩，仍於行用項下清償。一八一五年復有七家行商負債約一百萬兩，英商以牽涉過廣，恐行商破產，影響貿易，允止息歸還。

　　以上是馬戛爾尼返國後二十年間，中英間的不快事件。英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Lord Amherst），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粵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使團的規模不似上次之大，貢品不似上次之多。大使之外，有副使二人，其一為曾隨馬戛爾尼到過北京、現任公司大班的小司當東（Sir George T.Staunton），是一位中國極不歡迎的人物。前次大使的派遣，事先未徵得中國同意，此次北京得悉消息之時，阿美士德已將至大沽。此為英國有意為之，使中國無從拒絕。鑑於以往英國的行動越軌，北京對於英使的再來，自多疑慮。

　　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八月，阿美士德行抵天津，嘉慶派了兩位大員照料。如馬戛爾尼一樣，阿美士德亦不肯跪拜，嘉慶定要他遵行。定期覲見的早晨，經過長夜奔馳，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的宮門附近，仍拒行跪叩之禮。照料的大臣捏奏正副使「猝然患病，不能行動」。嘉慶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逐回。當天阿美士德離開北京，失敗甚於馬戛爾尼。是後中英的齟齬有加無已。其犖犖大者，有一八二〇年的交兇案，英船以退出廣州相抗。有一八二九年的債務案，英船以不進口要挾，中國亦準備斷絕英人通商，相持三月之久。二百餘萬兩的債務雖照例於行用內清償，而為數略同的新債又生。

　　另一嚴重爭執為「番婦」案。一八三〇年東印度公司大班攜眷坐轎，入住夷館，粵督限日離去，否則派兵驅逐。大班即招來武裝水手抵抗，公然指責中國官吏妄用權勢，後果正復難測。經行商調解，英婦退回澳門。事為一位粵籍給事中所知，據以奏聞，斥英人「自恃富強，膽大妄為」，「控制之方，不可不稍從嚴峻」。粵督重申禁令，不准番婦居住夷館及夷人乘坐肩輿，夷商如有事須赴總督衙門禀控，應將禀詞交行商代遞。

　　十七世紀中期以後，每年來粵的歐洲商船約三十至四十隻，以英國為多。至十八世紀前期增為八、九十隻，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者約二十隻，俱為一等大船，港腳船約三十隻，十之五六為大船。十九世紀初，美國的對華貿易進展最速，每年三十餘隻，十之八九為二三等船。印度的英國商人為推廣通商地區，港腳船不時私來福建、台灣。一八三二年，東印度公司亦命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北航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登州，傳教士郭士立（即甲利，Charles Gǖtzlaff）同行，調查沿海情形，要求貿易，並散發文告，申述在粵所受欺侮，說明英國的國勢不可敵視輕蔑。地方官照例不准進口，但私與相通者仍眾。胡夏米、郭士立認為北方人民樂與外人買賣，官府既無實力，亦不認真執行禁令。中國武備廢弛已極，如要發展貿易，非口舌所可達成，勢須訴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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